1940年，我从西南联大地质系转到历史系。后来吴先生也离开云南大学，应聘到西南联大教课。同在一个学校，又同在历史系，求教的机会便多了。我的第一篇史学习作《三国时代吴国境内的山越》，是在吴先生鼓励下写出来的。有一天他对我说：学历史的人要多读书，勤动手。多读书就见多识广，不至于孤陋寡闻。勤动手就是读书每有所得，随时把它记下来，日积月累，日子多了，就很可观。他举顾炎武的《日知录》为例。他说顾炎武是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日知录》这部书是他的读书札记，在学术上很有价值，就是他读书时遇有心得，随手记录下来的，积数十年，有千余条，经后人整理，蔚成巨帙。他的治学精神和方法，很值得学习。这番话一直萦回在我心中，到今天还能记得。遗憾的是我没有做到，第一我读书不多，第二慵懒成习，即使偶有所得，也往往难得动手，日子一久，忘得干干净净。但是吴先生本人确实非常勤快，勤于读书，勤于动手。我曾看到他亲自摘抄的卡片，数量很大，分门别类，井井有条。这是需要多大的劳动和毅力呀！可惜“*”被抄家时，这些卡片全部散失，至今不知去向。*、江青一伙轻视知识，敌视知识分子，不仅残害了吴先生的身体，并且把他长年辛苦积累起来的资料卡片，毁于一旦，真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那时逢到这样遭遇的，又何止吴晗先生一人！
抗日战争期间，昆明同大后方许多城市一样，物价猛涨，民不聊生，而且涨风越刮越厉害。在这样情况下，西南联大教授们也捉襟见肘，日子越过越紧。吴先生原住白果巷，独门独院，比较宽敞，这同他的薪金收入不相称，住不起了，只好退租，一度搬到联大附近的文林街西仓坡居住。他同丁则良先生合租一所两层楼的民房。这所房子面积小，光线不足，年久失修，人走动时，扶梯、楼板格格作响，仿佛要散架似的。吴先生住在那里，安之若素，就在这个危楼上，他写了一篇又一篇杂文，鞭挞国民党，刺痛蒋介石，使反动派怀恨在心，暴跳如雷。
昆明气候凉爽，有四季如春之称。吴先生常穿那件褪了色的夹大衣，手提竹筐上街买菜。一些熟人看到他为生活琐事操劳，浪费宝贵时间，感到惋惜。但也有人认为他身为教授，自己买油打醋，有失体统。吴先生对这样的冷言冷语，充耳不闻。我们知道，抗战前大学教授待遇优厚，生活在象牙之塔里，其中有些人养尊处优，与世隔绝：不了解民间疾苦。抗战胜利后物价飞涨，他们的生活水平随着迅速下降，仿佛从云端落到尘世。他们同群众相处久了，呼吸相通，体会到人民的痛苦和悲伤，接触到时代的脉搏，思想感情逐渐发生变化，有的就勇敢地投身到历史前进的洪流中去。吴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曾对我说，过去他对政治并不太关心，后来有些事情实在看不惯，说了几句公道话，冒犯了蒋介石国民党，压力就随之而来。他愤愤地说，他们愈不让我讲话，我就愈要讲，我的有些文章就是被他们逼出来的。吴先生是西南联大有名的进步教授，由于生活条件的变化，加上目击时艰，他同情人民的苦难，关怀祖国的前途，从争*、反*出发，逐渐靠近中国共产党，终于坚定地走上革命的道路。这也是旧中国其他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所共同经历的道路。
丁名楠 回忆吴晗先生在昆明的二三事（2）
1943年，我从历史系毕业了，对外国史、特别欧洲中古史很感兴趣，但苦于没有深造的机会，于是报考清华大学历史系作研究生。那时研究生的津贴实在少得可怜，连最简单的生活也难以维持。系主任雷海宗先生介绍我去黄土坡中法中学兼课教地理，一面进修研究生的课程。这样生活是好了些，但失去的学习时间也不少。研究生修业期限一般为两年，我教了一年多的书，专业书读得不多，毕业论文连题目也没有定下来，心里很着急。一天遇见吴晗先生，他说：你搬进城来，回学校住吧。西南文献研究室刚成立，正需要人。那里报酬不多，但任务也不重，主要是搜集关于云南护国运动的资料，访问一些躬与其事的老人，笔录他们的讲话，不会占很多时间，可以安心读书。我同意到研究室工作。这个研究室设在北门街唐家花园内，唐继尧的墓就在那里，主人唐筱蓂是唐继尧的儿子。他特地为研究室辟了一间宽敞的房子，室内桌椅齐全，窗明几净，还陈列了几架古书。室外花木扶疏，群芳争妍，几株山茶树迎风招展，开花时鲜艳夺目，惹人喜爱。环境确是美极了。吴晗先生主持研究室，工作人员除我外，还有一位联大学生。研究室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全靠吴先生张罗，闻一多先生从刻字收入中，也资助过一些。闻先生还为我们刻了一颗“西南文献研究室”的精致图章。大约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们访问了几位参加护国运动的当事人。他们年龄较大，但很热情。主要由于我们对云南地方历史很生疏，又缺乏可资参考的护国运动的资料书，既然自己没有研究，当然对被访者提不出具体而明确的要求和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他们口述历史，有的海阔天空，不着边际，有的又过于繁琐。对他们提供的口头材料，我们无法核实，难以辨别真伪，工作进行得不顺利，心里感到不安。但吴晗先生并不介意，仍然鼓励我们继续搞下去。我到研究室工作后，发现有人夜间或星期日在研究室开会，起初不知道是什么人，后来才明白吴先生联系的*人士，常借研究室作为叙会的场所。原因是唐家当时在昆明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国民党特务对其有所顾忌，没有敢于轻举妄动，进行捣乱，在那里开会比较安全。因此西南文献研究室对昆明的民盟等*党派的活动起了某种掩护的作用。日本投降后，吴先生离开昆明，西南文献研究室也就不存在了。
吴晗先生去世时，年才60岁。他身体素来很壮健，工作热情又高，如果不是遭受*、过早地离开了人间，他一定能为党和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江青一伙尽管夺去了他的生命，但吴晗先生作为一个正直的历史学家的形象一直活在人们心里，那些残害他致死的恶魔将世世代代受到中国人民的唾骂而遗臭万年。
写于1983年9月21日（中秋）
（原载《吴晗纪念文集》，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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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曦沐 追念吴晗先生（1）
吴晗先生是我们西南联大历史系的教授，在西南联大和昆明的爱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我们敬爱的老师。我在西南联大学习四年，师生之谊最深的就是吴晗先生和闻一多先生，主要不是在课业研修方面，而是在政治活动方面。今年是吴晗先生诞辰100周年，“*”中被*致死40周年。缅怀吴先生，不由得想起亲聆吴先生教诲和与吴先生接触交往的一些往事。
吴晗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是明史专家。他在西南联大不仅讲授专史，还讲授全校各院系一年级学生的共同必修课中国通史。我在1941年下学期入校读一年级的时候上的中国通史课就是吴先生讲授的。吴先生不仅向我们传授历史知识，还常常在讲课中联系现实，借古讽今，抨击当时国民党统治的*，表现出强烈的正义感和政治激情。给我们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是在联大发生倒孔运动前的一堂课。1941年12月日本侵略军攻占香港，当时，包括联大教授、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内的一批名人，如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都无法及时撤离；而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却垄断中航公司的飞机抢运他的私人财物，甚至把他家的洋狗也运回重庆。重庆《大公报》于12月22日发表社论《拥护政治修明案》，透露了孔祥熙用飞机运洋狗之事，舆论大哗，吴晗先生对此十分气愤。他在给大一学生讲的中国通史课上尖锐地抨击此事，说中国古代有“蟋蟀相公”，现在又有“飞狗院长”，把孔祥熙和南宋的贾似道、南明的马士英这两个奸臣联系起来，更激起同学们的愤慨。1942年1月6日，联大住在昆华中学的一年级同学首先行动起来，发起示威*。他们走到新校舍校本部后，二、三、四年级的同学也参加进来，上千人一起走上街头。后来，住在拓东路的工学院同学也前来汇合，沿途又有云南大学和一些中学的同学加入，形成浩浩荡荡的队伍，高呼“打倒孔祥熙”、“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在昆明的主要街道*了三四个小时。*后，全市各大中学校纷纷停课，联大、云大学生自治会都发表宣言，发出通电，声讨孔祥熙。在贵州的浙江大学和在四川的武汉大学的同学也积极起来响应。这就是当时在整个大后方产生了很大政治影响的“倒孔运动”。吴晗先生对这次运动的发动是投了一把火的。
吴先生进一步公开和同学走到一起的标志，是1944年5月3日晚联大历史学会举办的纪念五四运动25周年晚会。1941年皖南事变后，整个大后方笼罩着白色恐怖，昆明虽然好一些，但也在这个阴影之下，倒孔运动活跃了一阵以后又归于沉寂。1944年春，抗战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4月下旬，日本侵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攻势，一个月内郑州、许昌、洛阳相继失守，继之湘北日军南侵岳阳，前线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联大学生忧心如焚。在此之前，这年3月，国民党政府宣布取消“五四纪念节”，以黄花岗起义的3月29日为青年节，也引起同学们的强烈不满。那时，我正被同学选举担任联大历史学会主席，同室好友、联大地下党支部书记马识途（在校时名为马千禾）找到我（在校时我名叫李晓），建议我们历史学会在纪念五四运动25周年的时候举办一次时事晚会，并指名让我们请吴晗、闻一多、张奚若、周炳琳、沈有鼎等几位教授参加，发表讲演，当然还要请上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