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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市范围与结构
&；nbsp；&；nbsp；&；nbsp；由于千百年来，主要受强劲东北风的侵蚀，古城与附近环境一样，变成了破败不堪、高低不平的“雅尔丹”地形③。古城城墙就混杂在这种风蚀台地中。古城基本呈正方形，按其复原线计算，东面长米，南面长329米，西北两面各长327米，总面积108240平方米。由于南北两边的城墙比较顺应东北风势，故相对保存得较多一些。北城墙仅东西两端还残存一些，东瑞残长约35米，残宽约米，残高约22米的缺口，缺口两面暴露出至米不等的板筑夯土四层，此缺口似为北城门。东城墙保留较少，只剩两段，中部偏南一段长约20米，宽约5米，残高约米，有厚米~的夯土四层；靠东南角的一段，长约米，宽约米，残高约3米，夯土层同上。南城墙的中部东端残存约米、宽约8米、残高约~4米的一段，有厚~米不等的夯土5层；中部西端一段长约米，宽约5米，残高约3米；最西的一段残长约米，宽约6米，残高约米，夯土层与东端相同；在中部，东西两端之间有一宽约13米的缺口，基本与北城墙的缺口相对应，似为南城门。西城墙中部南端残存长约13米、宽约5米、高约1米的一段，有厚~米的夯土三层；中部北端有东西错列的土墩两个，靠东的残留在块风蚀高地上，南北长约6米，东西宽约5米，残高约为米，有厚米~8米的夯土6层，靠西的一个土墩城墙复原线处，南北长约米，东西宽约米，残高约5米，有厚米~米的夯土5层。东西两墩相距约4米，似为瓮城遗址。以上所见，应是此城最繁华时期的建筑遗迹，从各面夯土层厚薄不等的现象分析，此城是多次分筑而成的。
4、古水道
古水道从城西北角三间房宫署遗址背后转而伸向城的东南角，基本成对角线穿越而过。水道北端与流经古城以北附近的干河床相接，南端与流经古城以以南附近的干河道相通。从水道比较平直规整的走向看，应是人工开凿而成的。水道褶皱带十分显著，由于长年流水，在褶皱带上还残留许多小水螺壳。从水道在场东南暴露的横剖面上测得水道面宽米，从面至底垂直深度米，底部淤积而成的褶皱剖面深度为米，与现在灌溉干渠相类似。当时城中居民用水，应是由些水道供给。
5、城内遗址
城内的布局，以古水道为轴线分为两区：一为东北区，残存遗迹较少，主要有佛塔及其附近的建筑；一为西南区，保存遗迹相对较多，除三间房遗址区外，西部和南部还有一些大小院落。东北区的北边已无遗迹，东边残留四个点，这四个点与斯坦因当年在些考察描述的情况基本一致。在这一区里，最突出的是佛塔建筑，斯坦因编号为LA·XA，现残高1米，暴露迹象可分为九层：一至三层为夯土筑，在第三层中残留有碎陶片。斯坦因认为这三层为塔的基座，他说在基座之上为“一符合传统的八边形建筑。”现在，已很难看出其形状。在第四层夯土中夹杂有土块。五层以上全系土块垒砌，在每层土块间还夹杂10~15厘米厚的红柳枝。在第六层中有长约1米的方木暴露于外，方木上有卯孔。紧靠塔身右侧有土块垒砌的小土台，高度与塔身第五层齐，土台与塔身之间有缓坡可以上下，土台中横压着直径约30厘米的圆木和一些长方木，似为建筑物。
在佛塔南面约60米的土台上，散布着许多大木材。斯坦因把这里编号为LA·I，他在此进行了挖掘，清理出汉文木简3枚，卢文木片2枚、木牍3枚，以及汉文、卢文文书14件。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斯文赫定也在这里挖获了卢文文书。此外，他们还搜集到一些丝织品和生活用具等物。我们在这里除采集到丝、毛织品外，还获得五铢铜钱和玉髓质、玻璃质各色饰珠，以及来自异域海岸的海贝、珊瑚等。这些物品显示了早期“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中继城镇的特点。
&；nbsp；&；nbsp；&；nbsp；在佛塔南面土台南约80米的台地上，有倒塌了的房屋遗迹，房屋墙壁系用芦苇束串扎而成。斯坦因把这里编号为LA·Ⅷ，他在这里搜集到木梳、木碗、铜铁箭镞和名色丝、毛织品。我们在此除采集到丝、毛织品外，还获得玉髓质饰珠和铁镞。
在佛塔东面约30余米处，也有一小台地，上面堆放着散乱的木材。斯坦因把这里编号为LA·Ⅸ，他在这里搜集到卢文木牍1枚，日本长泽和俊判定此处为僧房⑧。我们在木材下试掘，发现堆积着黄灿灿的粮食，堆积层厚约70厘米，宽约100厘米。粮食标本经四川农学院颜济、杨俊良教授鉴定，确认为糜和裸大麦。
&；nbsp；&；nbsp；&；nbsp；西南区残存建筑遗迹呈冂形，正中的三间房址，斯坦因编号为LA·Ⅱ。从三间房的房基线测得东西长1米，南北宽米，总面积为平方米。其中东西两间较狭小，中间一较宽大，用两种大小不等的土块垒砌，一种为42×23×10厘米，另一种为17×27×10厘米。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斯文赫定在东面的一间小房中掘出汉文纸文书36件、木简120枚⑨。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斯坦因在此又获得了许多汉文纸文书和木简⑩。我们清理时，东面这一间编号为F1，发现纸文书一件和一些丝、绢、棉布、波纹锦和小陶杯等物。
三间房的东西两厢房是用大木材作框架、红柳枝作夹条、外涂草泥的墙壁建筑，西厢房的大小框架至今犹存。斯坦因把这里编号为LA·Ⅲ，他在这里获得了大约37枚汉文木简和2枚卢文木片等物。东厢房可见大木框架、散乱木材和红柳枝墙壁，在大方木上我们发现了红色的漆皮。三间房东北面，在斯坦因编号为LA·Ⅱ·Ⅵ·Ⅶ的地方，东西并排两个房间，隔墙用土块垒砌，在这两个房间的前面，斯坦因在民国3年（1914）曾掘出“许多有价值的写在纸上的汉文文书和两片粟特文文书”。我们在这里重新进行了清理，编号为F3，发现木简1枚，以及骨鞘、毛布和毯残片、麻鞋、破毛袋、棉布、墨绿色丝绢等。
三间房西厢房之西，紧相连接的同一台地上，有一片垃圾堆积，主要为芦苇秆和厩肥。我们在此开探沟一条，编号为T1，长2米，宽米，西南深30厘米，东北深80厘米。探沟中出土木简一枚，以及方格毛布、棉布残片、毛绳、毛带、残漆杯、木梳等物。
&；nbsp；&；nbsp；&；nbsp；在三间房西约35米的地方，是一大片垃圾堆，横宽约30米，纵宽约15米，最厚处约1米，东南边与西厢垃圾堆相连。斯坦因把这里编号为LA·Ⅵ·Ⅱ。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在此挖掘，获得了最丰富、最重要的收获，“其数量最多的就是写在木头上和纸片上的汉文文书，我当时数了一下，约有170件，其中有121件发表于M·沙畹的《文书》中，其余是小的残片或由于某种原因不能辨认的文书。”在这里，他还搜寻到卢文木片4枚、纸文书4枚和早期粟特语残片1枚。民国3年（1914）他再次来此，又获得了40多枚写在木片和纸片上的汉文文书和1枚卢文木牍。我们重新清理，编号为T，发现残木简60枚、纸文书1枚。
&；nbsp；&；nbsp；&；nbsp；三间房是城中唯一用土块垒砌的房屋，面局严谨，联系从这里及其附近垃圾堆中出土的大量木简和纸文书来看，我们推断这里当属官署遗址。
在大垃圾堆的西面有一组大宅院，院落形制尚可辨认，斯坦因编号为LA·Ⅳ。我们在这里进行了测量和局部清理，编号为F4。院落面向东，东西宽约16米，南北长约22米，其中心部位有一组房间建筑比较坚固。斯坦因在这里进行过清理，编号为LA·Ⅳ·Ⅰ和Ⅱ，在Ⅱ中出土3枚卢文牍，他认定这里是“土人政府”。在这组房间东北边有一人大门槛，我们采集了门槛下的朽木，编号F4：2，请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用碳14测定，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1865＋80年（从1950年起算），相当于东汉时期。由大门槛往里再经过一道门槛是大厅，大厅南北宽约7米，东西长米。大厅两侧是南北两列厢房。南厢房东西横排三间，靠东的一间南面有侧门可通院外。据足迹辨认，北厢房也是横排三间。在靠西一间的北壁东端有一门槛，出门槛为一转角墙壁，在它的里面清理出人形木件1个。这个转角通向院外。整个宅院的墙壁，除经斯坦因清理已非旧貌者以外，其余都是用一束束直立的红柳夹芦苇捆绑在木框架上，外部抹上泥皮。大宅院的西部是用芦苇作篱笆围成的一道矮墙，似为一个大庭院，从城墙复原线看，与西城墙相连。
在这座大宅陆军的东部约9米处，又是一片垃圾，我们在此开挖沟一条，编号为F2，长2米，宽米，东南深米，西北深米。出土了一些小孩皮鞋、毛绳、毛带和棉布等。
三间房的西南面是一些房屋建筑，斯坦因编号为LA·Ⅶ。从现存足迹看，房间矮小，我们选了一组保存得较好的建筑进行测量和试掘，编号为F2。F2距离三间房约100米，由南北两间房屋组成，北间为B间，长约米，宽约米，南间为A间，长约米，宽约米。两间房都是用红柳与芦苇编在一起作夹壁，壁厚约20~25厘米。在间清理出木门、骨雕花押、人形木件、羊下颚骨、门斗、残木盘、木桶，以及桐、铁渣等物。在A间清理出残木臼、木罐、木纺轮、残铁块，以及牛、羊骨等物。在A间的中心部位，我们开了一个长米、宽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