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页。
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这一胜利更激励了上海区委扩充组织的雄心。3月23日，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提出“十天内假使无一万同志就为党的失败”。《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产总主任联席会议记录》（1927年3月23日），《上海文件》乙6，第380页。也就是说，十天之内，要将党员人数由现有的4000多人扩充为1万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精英党”向“群众党”转变（7）
3月25日，区委召开扩大活动分子会议，头脑更为发热，声称：“现在要特别群众化，以后要五万CP同志努力是可以的，三月以内要做到。下月到二万。我们同志怀疑，就是不懂革命，伟大潮流未冲破我们脑筋……我们要大开门户，就是包办革命。”《上海区委召开扩大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7年3月25日），《上海文件》乙6，第403页。
4月1日，区委将指标更往上提，提出“十天以内要发展到一万八千人。上海要五万党员，内要有六千知识分子，五千小商人，党才能有好的行动”。《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记录》（1927年4月1日），《上海文件》乙6，第480页。区委要求基层支部放胆介绍，只要肯来，来者不拒。南市纠察队全体加入共产党，受到区委的表彰，号召别的部委仿行。
正是在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开门办党的大潮中，上海的*党员人数在20天左右的时间里，由4000多人猛增到8000多人。目前所见的四一二政变前夕上海*党员人数的最后统计，是4月4日的8374人。不过，上海区委对这一数字的确实性也不敢肯定。《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7年4月6日），《上海文件》乙6，第494页。
据郑超麟回忆，1927年*在武汉的组织发展也有过像上海一样的“大跃进”阶段。
过于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势必影响党员的素质和组织的严密性。上海区委一再慨叹党费收不上来，支部会议不能按时开，部会组织不健全；不少党员不明党义，甚至分不清工会与党的差别；个人主义和宗法社会思想在党员中更是普遍存在。《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记录》（1926年4月24日）、《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记录》（1926年5月2日）、《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记录》（1926年5月15日），《上海文件》乙2，第36、69~71、118页。如1926年5月15日上海区委通告称：“近查各级负责同学，对于工作态度……到处表现疲乏敷衍的现象，以致党的工作非常涣散，党部与党员的关系很不密切，甚至尚有不知自己的加入者为何种团体之党员。而党部对于所属党员之名数，亦多浮夸不实；至于数月不曾开会之支部，数月不曾到会之党员，更是累累皆然；每次对于上级机关之报告，则临时敷衍，随意欺骗的地方很多很多。”《上海区委通告，枢字第五十六号》（1926年5月15日），《上海文件》甲1，第182~183页。区委还承认：“我们的工作都建筑在各地方，可是真正CP的工作不是地方的而是支部的，支部是群众核心……现在CP是暴发户，而无支部工作，支部很不好。”《上海区委特别扩大会议记录》（1926年7月26日），《上海文件》乙3，第159页。
1927年初的统计显示，大约60％的支部每周能开会，50％的党员每周能到会，按规定交党费的党员约60％，实际能发挥作用的党员只有20％。《上海区委召开支部书记会议记录》（1927年1月1日）、《中央、上海区委联席会议记录》（1927年1月10日），《上海文件》乙5，第244、318页。上海区委感叹：“在中国目前要造真正的CP确是很难！”“要在中国造成理想的党确办不到！”《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记录》（1926年9月12日），《上海文件》乙3，第400~401页。
虽然上海党组织的实际运作情形与*党章所规定的制度形态相距甚远，但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与同时期*其他地方组织相比，上海和湖南要算最好。《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记录》（1926年9月12日），《上海文件》乙3，第400页。*中央尤其注重上海，希望将上海制造为“全党的模范区”。二是与同时期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组织相比，*的组织要算最好，共产国际“很夸奖中国支部，要欧洲各国模仿”。《上海区委全体委员会议记录》（1926年6月18日），《上海文件》乙2，第275~276页。三是与同时期的国民党组织相比，*的组织要算最好，当时国民党人对共产党组织的严密性，既无比羡慕又无比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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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与党的竞争（1）
20年代*与青年团的关系亦值得关注。*中央规定，团员与党员的年龄大致以25岁为分界，但年龄在25岁以上而在CY工作者，可加入CY；年龄在25岁以下而在CP方面负责者，得加入CP。《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会议记录》（1925年9月1日），《上海文件》乙1，第135~136页。上海区委要求团上海地委“注意将青校同学中之年龄超过者或年龄虽未超过而为较好分子者尽量转入本校，以资扩大本校组织。”《上海区委组织部关于中心工作和组织训练班及群运指导工作计划》（1925年10月1日），《上海文件》甲3，第40页。上海区委其后又规定，以后不纯粹以年龄为标准而分化，须以觉悟程度为标准。如未觉悟的分子，仍退入团。《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5月11日），《上海文件》乙2，第107页。这样一来，团的法理定位十分明确：团是党的后备力量，受党的领导，即“中学为大学的预备”；“大学同志应领导中学同志工作，中学同志应受大学同志督促”。《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5月），《上海文件》乙2，第183页。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青年团，其实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团与党几乎同时建立，两者的关系更像是兄弟关系《上海区委召开党的部委和团的部委书记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7月17日），《上海文件》乙3，第104页。而非父子关系。亦因为此，双方经常呈现一种竞争和竞存的态势。在上海，不仅团员与党员的人数大体相当，而且团的组织效能明显优于党。如团的支部大都能按时开会，开会时缺席的很少。这一点上海的党就很难做到。五卅运动中，党和团的组织都有过一次大发展。上海团地委担心在这次大发展中有“投机分子”混入，曾举行了一次“洗团”运动，先后洗出上百人。《团上海地委工作进行计划》（1926年1月），《上海文件》甲8，第208页。而上海的党组织从未洗过党。
在1926年以前，上海区委很少注意团的工作。上海团地委也很少向上海区委汇报工作。党与团很少发生关系。《上海区委召开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7月13日），《上海文件》乙3，第72页。1926年4月，上海区委颁布《关于党与团关系的若干规定》。规定称：党是革命的总指挥，团是在党指导下对青年施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团体。“每年政治运动的方式、主张及策略均须经过CP决定以期统一。在这大前提之下，CY尽可积极发展政治工作。”“CP和CY各级机关及各支部的会议，均须互派代表，藉以彼此熟悉情形。遇有共同行动时，还应召集临时的各级机关及全体同志之联合的会议。”《上海区委关于党与团关系的若干规定》（1926年4月27日），《上海文件》甲1，第156~158页。这一规定颁布后，党与团的上层关系开始发生较密切的互动。上海区委委员中，有了团地委的负责人。《上海区委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6年6月12日），《上海文件》乙2，第237~238页。 。。
团与党的竞争（2）
在上层，党与团的关系逐渐密切，但在基层，CP和CY之间一直存有门户之见。《上海区委关于党与团关系的若干规定》（1926年4月27日），《上海文件》甲1，第156页。按理，团员转为党员，是一个团员政治上“成熟”、“进步”和“觉悟”的表征，应该乐意为之。而实际情况却是团员多不愿转入党。由于团内青年学生较多，能力较强，而党员多为工人，才能往往不如团员，加之团的组织比党的组织严密，因而出现团员瞧不起党员的现象。《*中央、*上海区委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6月17日），《上海文件》乙2，第259页；《上海区委召开党的部委和团的部委书记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7月17日），《上海文件》乙3，第104~105页。在团员看来，“大学支部喜欢指导中学支部而无能力”。有些团员自以为能力比党员强，不愿服从党的命令。“有的地方中学负责人比大学强，就形成中学指挥大学，就发生纠纷。”《上海区委召开党的部委和团的部委书记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7月17日），《上海文件》乙3，第97、104页。尤其在学校学生方面，党的支部组织不健全，不仅不能指导中学支部工作，而且一切问题，大都由中学支部先讨论，实际上是中学支部领导大学支部。党方称此为“大CY主义”。《团上海地委关于青年运动与今后团的工作方针》（1927年1月）、《团上海地委关于一九二六年十一、十二两个月工作报告》（1927年1月），《上海文件》甲8，第403、414页。
其次，团内女青年较多，在她们眼中，党内女同志多是“老太婆”。“小姑娘因姊妹关系，不愿入CP，又不愿与老太婆合伙，又过去男女问题使他们害怕。”《上海区委召开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7月13日），《上海文件》乙3，第77~78页。所谓男女问题，乃指党内常常闹恋爱纠纷。
同样，在党员眼中，团员还是一帮幼稚的小孩子，也难免存在“轻视中学”的观念。大学说中学是小孩子，中学即骂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