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楷；机械工程系：王遵明；航空工程系：王德荣、宁榥；国文学系：张清常、李广田；理化学系：许浈阳；公民训育系：王德明、孟宪德；院系不详：叶日葵、郑师拙。根据《中央直属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区党部第三次党员大会（记录）》整理，《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5…（1）；《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4）。
在战时大学校园中，国民党党部与三青团团部的关系十分微妙。如中山大学等校，学校当局与青年团均为党部之“对手”，“无不与党部为难”。《任国荣致朱家骅函》（1943年4月24日、6月20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5…（5）。西北大学等校，党、团冲突更为激烈。西北大学校长为CC系干将赖琏（景瑚）。该校党部自然也成为CC系的领地。在赖琏的主导下，“造成系统，排斥异己”，与复兴社势力主控的校三青团团部势如水火。双方各自在教员和学生中扩张势力，闹得校园硝烟四起。《施宏勋致朱家骅函》（1942年4月6日）、《陈立夫致朱家骅函》（1942年5月22日）、《朱家骅复陈立夫函》（1942年5月28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4…（13）。
但在西南联大，党、团关系比较特殊，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联大党、团关系融洽而非颉颃。学校当局自始即对教员与学生混合编组党部将带来的隐忧高度警觉。负责筹建西南联大三青团的姚从吾更是极力主张学生与教员分开组织，从而使西南联大泾渭分明地形成了教员入党、学生入团的局面。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最初负责筹建联大三青团的姚从吾后来转任联大区党部的书记。这种一身而二任的资历和身份，使姚从吾在联大党、团两大系统之间起到了很好的组织协调作用，并使联大团部实际处于联大党部的直接指导之下，从而避免了在其他大学较为常见的党、团冲突现象。姚从吾在担任联大三青团筹备主任期间，初步奠定了联大三青团的组织基础。当他转任联大区党部书记后，仍对联大三青团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1944年2月，姚在致朱家骅的报告中，不无得意地宣称：联大区党部不仅能指挥全校党员教师，而且“能指挥团部，领导大部分之学生”。《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4年2月12日）。当时外间舆论也认为西南联大是“党团合一”。《任国荣致朱家骅函》（1943年6月20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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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入党的情境（1）
半数教授加入了国民党这一事实，足以提示我们有必要重新检讨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与执政当局之间的复杂关系。至少意味着，联大教授是一个多元分化的群体，其中既有闻一多那样的“*斗士”，亦有姚从吾这样的“坚贞党员”，更多的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
西南联大的国民党籍教授，除少数在战前即已加入者外，多数是在联大时期新加入的。也有的是早期加入过国民党，后因长期不与国民党发生组织关系，实已无形脱党，战时又重新填表加入。联大教授加入国民党的情形比较复杂，不能对他们的入党动机一概而论。
率先加入国民党的，是担任学校及院系行政职务的一批教授。当陈立夫、张厉生要求蒋梦麟在西南联大建立国民党直属区党部后，蒋梦麟立即拟具计划：“第一步先介绍联大之各长之未入党者入党；第二步介绍北大清华南开各校原来之各长入党；第三步联大各系主任及三校原来之各系主任。如是则三校之健全主要分子，大部分为党员，则以后推行党务，如顺水推舟矣。”《蒋梦麟复陈立夫、张厉生函》（1939年7月15日）。1939年7月23日，蒋梦麟召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院处以上教授举行茶会，宣布“凡在联大及三校负责人，其未加入国民党者，均先行加入”。《清华大学校史稿》，第296~297页；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第239页。会后不久，冯友兰等十余位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即首先加入。
冯友兰在1924年冬曾一度加入过国民党，但入党后对参加实际革命活动缺乏兴趣和热情，到1926年便自行脱党。南京政府建立后，冯友兰没有再次加入。1934年10月，冯友兰访苏归来，因其言论有“宣传赤化”嫌疑，被北平公安局逮捕。虽然仅关押了一天，但在冯氏心中，难免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参见翟志成《冯友兰彻底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1895~1945）》（五），《大陆杂志》（台北）第98卷第3期，1999年。此次在联大重新入党，据冯友兰后来解释：“蒋梦麟约我们五位院长到他家里谈话。他说：‘重庆*有命令，大学院长以上的人都必须是国民党党员。如果还不是，可以邀请加入。如果你们同意加入，也不需要办填表手续，过两天我给你们把党证送去就是了。’当时只有法学院院长陈序经表示不同意，其余都没有发言表态。我回家商量，认为我已经有过被逮捕的那一段事情，如果反对蒋梦麟的提议，恐怕重庆说是不合作，只好默认了。过了几天，蒋梦麟果然送来了党证。”冯友兰著、蔡仲德编《我的学术之路——冯友兰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第111页。
冯友兰的忆述，与实际情形略有出入。查*长陈立夫与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给蒋梦麟的指令，并无“大学院长以上的人都必须是国民党党员”之类旨意。蒋梦麟要求院处以上负责人先行加入，应只是劝进，而非强制。1940年3月，蒋介石听说*命令全国中小学教员须一律入党，十分不满。他在给*长陈立夫的手令中表示：强迫中小学教员入党，其作用与事实太不相宜。陈立夫呈复说：*通令各省教育厅尽量介绍中小学教职员入党，但始终未有强迫必须一律入党之说。见《关于各校区党部之筹设》，党史馆：特3—261。事实上，也并非所有院系负责人都加入了国民党，如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等人即拒绝加入。陈序经在拒绝入党后，其职位并未受到影响。另如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多次拒绝加入国民党，竺可桢自1936年4月至1949年4月，一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在任期间，曾于1938年5月和1939年3月两次拒绝加入国民党，但1943年4月出席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因被选为三青团中央监察委员，无奈之中加入了三青团；1944年8月才正式加入国民党，而此前全国大学校长中，只有他一人为非国民党员。见《竺可桢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第1册，第234、316页；第2册，第673、680、775页。亦未影响其职位。
教授入党的情境（2）
当时的实际情形是，联大各院系负责人对国民党的入党邀请，多数采取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态度。冯友兰当时虽然没有加入国民党的积极意愿，而且此前曾以学术与政治须分途为由，谢绝了朱家骅要他为三青团向青年作号召的请求。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第244页。但他并没有拒绝蒋梦麟送来的国民党党证。这种合作而非对抗的态度，大体代表了战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团结御侮”的大背景下对执掌政权的国民党之真实心态。参见翟志成《冯友兰彻底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1895~1945）》（六），《大陆杂志》（台北）第98卷第4期，1999年。尤其是抗战初期，多数知识界精英将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加入国民党，在某种意义上也表示自己与执政当局共渡艰难一致对外的决心。此一论点，前引翟志成和王晴佳两人论文中均有提及。即使如竺可桢那样“对入党事极不热心”，并对国民党的一些作为不愿苟同的人，亦表示“对国民党并不反对”。《竺可桢日记》第2册，第768页。另据朱自清1943年5月9日日记载，罗常培给闻一多一份入党申请书，拉闻入党。闻有些动心，邀朱自清一同参加。朱以“未受到邀请”为由婉拒。受朱的影响，闻才打消了入党的念头。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第240页。据此观之，后来以“*斗士”著称的闻一多，直到此时，对国民党尚无明显敌对情绪。若非朱自清劝阻，闻也许就加入了国民党。
除院系负责人外，有部分教授是因为私人情谊，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国民党体制中的一员。1939年11月，朱家骅接替CC系干将张厉生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在此之前，蒋介石一直将党务交付给二陈（果夫、立夫）为首的CC系掌控。CC系对党务资源的长期垄断，导致不少人因厌恶其派阀作风而不愿加入国民党。甚至有些行政部门为了防御CC系势力的渗入而抵制设立国民党党部。参见拙著《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320~321页。与陈立夫、张厉生等纯粹的“党官”有所不同，朱家骅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政学两栖人物。留学德国的学历背景，北京大学教授、中山大学副校长、中央大学校长等任职经历，以及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显赫头衔及其所掌控的丰富的学术资源，使朱家骅在知识界具有深厚的人脉基础。朱在知识界不仅朋友众多，而且相当一批人对他执弟子礼。正是与学界人物之千丝万缕的联系，朱家骅在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后，有意要将党务推进校园。在其直接笼络或间接影响下，相当一批知识精英相继加入国民党。在此之前，很多知识界人士对CC系控制的国民党敬而远之。而朱家骅接掌国民党组织大权后，很快成为执政党联络和亲近知识界的一个重要桥梁。。 最好的txt下载网
教授入党的情境（3）
姚从吾原本是一个埋首书斋的纯粹学者，自称“与外间断绝往还，专心治史”，“一向不谈政治，与任何组织不生关系”。《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39年7月16日）。当朱家骅推荐其担任联大三青团负责人时，他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