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日千里”之势传播，是1919年以后。白话的传播遍于全国，与1919年的学生运动大有关系。因为五四运动发生后，各地的学生团体很快办起了约四百种白话报刊。
胡适的观察，实际上也是对整个新文化运动进程的描述。换言之，新文化真正形成全国性的“运动”，与五四运动大有关系。施存统仅注意到《新潮》的加盟鼓吹，而胡适更重视各地数百种报刊的响应。数百种报刊的群体响应，意味着“新文化”由少数精英的鼓吹，发展为知识大众的唱和。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新文化”才真正成为一场空前规模的“运动”。
就《新青年》本身的传播而言，五四运动也是一个重要的契机。湖南要算《新青年》较早进入的地区之一。但直至五四前夕，《新青年》在湖南仍“销行极少”。“自五四运动霹雳一声，惊破全国大梦，于是湘人亦群起研究新文化。”宫廷章：《湖南近年来之新文化运动》，湖南《〈大公报〉十周年纪念特刊》，1925年9月，转引自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五四时期湖南人民革命斗争史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第305~306页。《新青年》的销量才大增。1919年8月长沙文化书社成立。半年之内，该社销售《新青年》达两千本。
新文化形成“运动”（2）
据吴虞称，1916年底《新青年》初到成都时只卖了5份。《吴虞致胡适》（1920年3月21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87页。3个月后，销数超过30份。《吴虞日记》（上），第301页。但此后销数未见大的起色。直至五四运动爆发后，《新青年》在成都的销售情况才顿然改观。1919年底，吴虞在成都销售新书刊最有名的华阳书报流通处，翻阅其售报簿，内中有两处记录令他讶异：一是守经堂亦买《新青年》看；二是成都县中学一次购买《新青年》等杂志22元。《新青年》全年定价2元。吴虞感叹说：“潮流所趋，可以见矣。”
在浙江，新思潮虽在五四之前便进入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但杭州的其他一些学校“无论什么杂志都没有看的”。《施存统来信》，《新潮》第2卷第2期，1919年12月。新文化刊物在杭州的集中出现，是1919年夏秋以后。杭州一地，在短短半年间，便出版了16种以教师学生为主要对象的刊物，总期数达到120余卷。
湖南、四川、浙江是全国新文化运动比较发达的地区。即使是这些地区，新文化真正成为“运动”，也是五四以后的事。相对而言，其他地区就更滞后一些。据恽代英称，五四以后，武汉学生“看杂志的风气才渐开”。1920年初利群书社成立后，武汉才有了专卖新书报的场所。恽代英：《利群书社》，《互助》第1期，1920年10月，转引自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1），第124~132页。由于书社规模不大，以至于成立半年多后，在汉口明德大学读书的沈均还不知道有此书社。沈是湖南新民学会会员。1920年10月他致信毛泽东抱怨说：“学校（引注：指明德大学）除了几份照例的报纸外，想看看什么丛书杂志，那是没有的。最可怪的，以一个天下驰名的汉口，连贩卖新书报的小店子都没有，真是好笑又好急呢。”
新文化运动在福建又是另一番景象。据郑超麟回忆，1920年春，福建的学生才开始闹“五四运动”，开始接触新思潮。1919年11月，刚从福建省立第九中学毕业的郑超麟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在上船以前，他“不知道五四运动有爱国以外的意义”。在船上，他第一次与“外江”学生接触，发现那些“外江”学生流行看《新青年》等“新思潮”杂志，而此前他只熟悉礼拜六派杂志，对《新青年》一类杂志闻所未闻。与他同船赴法的30多名福建学生也都是到法国以后，才开始阅读从国内寄来的《新青年》等杂志，在抵法半年乃至一年之后，才学会写白话文，学会谈新思潮。《郑超麟*》，东方出版社，1996，第5~21页。
新文化运动在各省之间不同步，在各县之间更不平衡。作家艾芜、沙汀、何其芳均是四川人。艾芜的家乡新繁县；距离成都只有三四十里路程。他就读的新繁县立高等小学，校长吴六如是吴虞的侄子；五四运动前；学校图书馆就订阅了《新青年》等刊物。故艾芜较早接触了新思潮。沙汀的家乡安县，地处川西北。直到1921年夏，沙汀还不知陈独秀、胡适、鲁迅是何许人也。1922年秋，沙汀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才开始接触新思潮和新文学。与沙汀比，何其芳接触新思潮的时间更晚。直到1927年，在四川万县上中学的何其芳还不知道五四运动，当地教育界依然视白话文为异端邪说。 txt小说上传分享
新文化形成“运动”（3）
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各地的进程既不一致，新文化刊物在各地的流行也不尽相同。在浙江，《星期评论》就比《新青年》更流行。如浙江第一师范有400多名学生，订阅《新青年》100多份，订阅《星期评论》400多份。施复亮：《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1956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编《“一大”前后》（2），人民出版社，1980，第33页。后者几乎人手一份。
在湖南，最畅销的新文化刊物是《劳动界》。长沙文化书社在1920年9月至1921年3月间，共销售杂志40余种，其中销量最大的是《劳动界》周刊（5000本），其次为《新生活》半月刊（2400本），再次才是《新青年》（2000本）、《少年中国》（600本）、《平民教育》（300本）、《新教育》（300本）、《新潮》（200本）等刊。《劳动界》于1920年8月创刊于上海，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向工人进行宣传的通俗小报。在长沙，一般新文化刊物主要限于学界购阅，唯有《劳动界》除学界外，工人购阅者也不少，故其销量颇大。《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2期，转引自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1），第64页。销量排在第二位的《新生活》亦是小型通俗刊物，创刊于1919年8月，编辑李辛白是北京大学出版部主任，办刊宗旨是想将新文化普及于民间，以“平民”为对象，文字通俗简短，定价又很低（一元钱32本），故而销路也很好。*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上册，三联书店，1978，第297~395页。排在第三位的才是《新青年》。《新青年》能销2000册已相当可观，但在湖南仍不及《劳动界》与《新生活》之畅销。刊物的销售情形，反映了湖南新文化运动有由精英走向平民的趋势。
当“新文化”真正被“运动”起来后，“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也应运而生。以往多认为“新文化运动”一词是孙中山于1920年1月29日《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最早提出来的。《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第207~212页。有关孙中山最早提出说，见金耀基《五四与中国的现代化》，冯天瑜《新青年*诉求特色刍议》，两文均载《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上），第62、170页。实际上，1919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上，陈独秀已多次提及“新文化运动”。该期有四篇文章提到“新文化运动”。其中三篇是陈独秀写的《随感录》（《调和论与旧道德》、《留学生》、《段派曹陆安福俱乐部》），另一篇是《长沙社会面面观》，注明是由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国民公报》、《晨报》摘出，内中有一节标题是“新文化运动”，很可能也是陈独秀所拟。1920年3月20日，陈独秀在上海青年会25周年纪念会上以《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为题发表演说。《陈独秀演说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申报》1920年3月21日。演讲稿随即同题发表于4月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5号上。陈独秀在演讲中提到“新文化运动这个名词现在很流行”。周策纵由此推断：“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大约在五四运动之后半年内逐渐得以流行。
新文化形成“运动”（4）
对于这一名词的来历，鲁迅曾有过解释。1925年11月，他在《热风？题记》中说：五四运动之后，革新运动表面上“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个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引自《鲁迅回忆〈新青年〉和文学革命》，见《五四运动*》（上），第153页。依照鲁迅的说法，“新文化运动”最初实出自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之口。虽然如此，陈独秀显然坦然接受了。而胡适最初称“新思潮运动”，见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是否有意回避“新文化运动”这一称呼则不得而知。
对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学生运动的关系，向来有不同的说法。与后来史家以《新青年》创刊为开端不同的是，在20年代初，知识界所认知的“新文化运动”多以五四为端绪。1920年6月，郑振铎在《新文化运动者的精神与态度》一文中写道：“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自发端以至于今，不过一年多，而其潮流已普遍于全国。自北京到广州，自漳州到成都，都差不多没有一个大都市没有新的出版物出现，没有一个地方没有新文化运动者的存在。这个现象真是极可乐观的。”郑振铎：《新文化运动者的精神与态度》，《新学报》第2号，1920年6月，收入《郑振铎文集》第4卷，第34页。同年8月，陈启天在《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一文中，也申言“新文化运动已有一两年”。陈启天：《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1920年8月。1923年4月，陈问涛在《中国最近思想界两大潮流》一文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