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刚开始工作时，有一件事情让我终身难忘。我们的工作要用罗盘测量大量的数据，所以罗盘测量数据的精度对研究工作的质量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第一天开始工作前，贝利要求我们每人用自己的罗盘测一根地上的树干，然后把测量的方位和倾角写在自己的记录本上，这样可以比较我们测量数据的精度。结果让我大吃一惊，他们三人的测量结果彼此相差一度左右，而我的测量结果与他们相比有三度的差别，显然我的测量有问题。我当时非常难堪，真是恨不得找一条地缝钻进去。
到英国后，我的英文一直是个问题，但是我的业务水平不比英国同事差，没有想到最起码的技能却不如英国人。虽然贝利安慰我，测量数据的精度差一点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我一直闷闷不乐，有一种技不如人和滥竽充数的感觉。
一周后，贝利带回两个同一厂家制造的罗盘，要我与他再测量相同的物体，结果我们测量的数据非常接近，几乎是相同的。原来我上次的测量误差，是由于不同的罗盘引起的。贝利很高兴，赶紧把我们测量的结果告诉那两位同事，说我测量数据的精度是非常高的。贝利告诉我，上次测量后，他就怀疑我的测量误差是由不同的罗盘引起的，所以他打算用相同的罗盘再测量一次。贝利对科学的严谨让我很佩服他，让我更尊重他的是他的为人，一丝不苟并且与人为善，一种特有的人文品质。
南安普顿大学的瑞珀教授是另一个给我印象很深的人。瑞珀本科毕业于剑桥大学土木工程系，尔后在剑桥大学获工学博士，三十五岁在南安普顿大学土木工程系任教授，四十岁任系主任。我虽然在南安普顿大学地质系工作，但是与他一直有合作项目，所以经常在一起。
第八章：考奖学金（2）
我们课题组在他的办公室讨论课题时，他总是一边打电话处理行政事物，一边在计算机上处理电子邮件，一边与其他人讨论学术问题。即使这样，他总是能抓住讨论的要害问题，提出很中肯的建议。与他一起工作才体会到什么是精力过人和高效率。他虽然个人的能力很强，但是为人并不占强。像许多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毕业生那样，他喜欢挖苦调侃，不过出语却不刻毒。聊天时，常以自嘲开头，再对他人的论点提出异议，带着点小小的狡黠，并为自己的妙语而得意。
我的顶头上司，南安普顿大学地质系的系主任史玎森教授不是牛津或剑桥毕业的，但是他的学术成就比许多牛津或剑桥毕业的要强得多。我和他在南安普顿大学地质系一起工作了八年，后来我们一起在伦敦帝国学院又工作了三年。他担任帝国学院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院长时，有一个就职讲演会。在会上，利兹大学一位教授称他为现在英国最杰出的构造地质学家之一。史玎森学识渊博，思维严谨。我与他共事多年，受益匪浅。
然而，安娜和查理的二儿子大卫在剑桥读书的经历，让我们对是否一定在一流大学受教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大卫是学数学的，我到英国那年，他刚从剑桥本科毕业。他进剑桥前，在温切斯特市的西蒙兹学校上高中。西蒙兹学校原来是一所公立重点学校，通过考试选学生，所以教育质量很好，是罕布什尔郡最好的公立高中。大卫能从西蒙兹学校考入剑桥，他的学习肯定非常优秀。然而，进剑桥后，他发现从公学（精英学校）来的学生不但数理化基础很好，而且人文知识更是出众。虽然他进剑桥后非常努力，但是第一年的学习仍然很吃力，考试成绩也不理想，而那些公学来的学生，学得很轻松，还有时间用于社交活动。他二——三年级学习没有那么吃力了，但是再也进入不了已经形成的社交圈子，所以他在剑桥读书的三年里始终觉得很压抑，毕业时成绩也不理想。他考大学时，剑桥是第一志愿，伦敦帝国学院是第二志愿，他至今都后悔，觉得应该选择伦敦帝国学院。
大卫在剑桥的不顺利不仅仅在于他毕业时成绩不理想，更重要的是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了伤害。大卫在人文方面的素养的确不如许多其他从牛津或剑桥毕业的人，相比之下他与人交往的能力要差得多，可能是他在西蒙兹学校上高中时这方面的培养不够，也许他在剑桥时受到的伤害仍然在他的身上有阴影。
一流大学的确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人才，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许多特有的素质。然而，与他们在一起，我的感觉是社会需要的是他们的能力，而不仅仅是一个好大学的牌子，更不是一个好的考试成绩。一个好大学的牌子对找工作、升学，甚至提升都有帮助，但是一个好大学的牌子毕竟只是敲门砖，敲开门后，能否有作为还是靠能力。这种能力不仅仅是专业知识，同等重要的是人文素质。如果都有同等的专业知识，人文素质就尤其重要。
在张艮受教育的问题上，尤其是是否一定上剑桥这个问题上，我有越来越多的考虑。如果张艮能力不强，人文素质不高，即使进了剑桥，在剑桥读书也会很被动，甚至受到伤害。
（二）近年来，好的私立寄宿制学校开始招收十六岁的学生，只上高中，这样只用交两年的学费。
张艮在宋顿中学最后一年的年初时，我们开始给他选学校读高中。离我们家十五公里的温切斯特市的西蒙兹学校是一所理想的学校，虽然是一所公立学校，但是教育质量很好。宋顿中学的初中毕业生大多要到西蒙兹学校读高中，也包括张艮最好的同学麦克。
在西蒙兹学校的参观日那天，我们去了西蒙兹学校，听了学校的介绍，也详细了解了学校的课程设置。西蒙兹学校只有高中部，一个年级有一千多学生，每年考上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的有四十——五十人，这个比例在公立学校中是很高的了。如果张艮在西蒙兹学校的学习成绩能保持在前二十——三十名，进剑桥大学可能性应该很大。但是西蒙兹学校的课程设置比较简单，学校只能保证高中的A…Level的基本课程。像其他的公立学校一样，A…Level考试成绩、大学升学率，特别是考进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名额是学校最关注的，学校没有额外的师资教授其他的课程。
第八章：考奖学金（3）
张艮在曼思桥小学和宋顿中学的经历告诉我们，英国公立学校是英国义务教育的础石，它的方针是大众教育，是为社会提供合格的劳动力，只能为社会每个成员提供必要的教育。在这种大众教育体制下，每一个儿童都有机会受到良好的教育，学到必要的知识，掌握实用的技能，为他们将来立足于社会打下基础。一方面大众教育由于经费有限，不可能为那些潜力很大的学生提供一流的教育；二方面大众教育的经费由政府提供，公立学校把政府要考核的各种指标看得很重，因此不愿意也不可能把培养学生的能力作为首要任务。如果我们对教育有更多的要求，应该考虑私立学校，付出更高的代价。
英国的私立学校主要有两种，走读学校和寄宿制学校（所谓的精英学校）。寄宿制学校的学费是走读学校的两倍，但是寄宿制学校学生的教育质量要好得多。更重要的是，好的私立寄宿制学校可以提供奖学金，如果考上奖学金，学费实际上与走读学校差不多，所以如果张艮要去私立学校，争取一个好的私立寄宿制学校的奖学金是我们的目标。
那年，好的私立走读学校的费用一年大概在一万英镑，而好的私立寄宿制学校的费用一年大概在两万英镑。传统上，好的私立寄宿制学校招收十三岁的学生，到十八岁毕业，也就是从初中的三年级开始到高中毕业，一共是五年的时间。近年来，好的私立寄宿制学校开始招收十六岁的学生，只上高中，这样只用交两年的学费。如果张艮那年能考上奖学金，学费可以减少一半，我们两年的费用大概在两万多英镑。虽然这对我们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但是我们还是有能力支付。
许多英国中产阶级家庭没有送子女进私立学校，还有一个更深的考虑，他们顾虑公立学校的学生进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会比私立学校的学生优先。
英国的上层社会和中产阶级对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非常看重。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被认为是英国社会精英的摇篮。八百年来，这两所学校为英国社会培养出许多英才。到今天为止，无论在实质上或形式上，英国的其他大学都不能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相提并论。
英国学生高中毕业时可以报考六所大学，但是只能报考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其中的一所，其余的五所可以任意选择。另外，学生报考大学的时间也不一样，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报名时间在每年十月十五日前必须结束，而其余的五所学校可以晚一些。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每年先录取，然后是其他大学录取。甚至在泰晤士河上的划船比赛，也只有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参加。
英国没有公共教育前，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只在那些私立的精英学校招生，所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与这些精英学校有传统的联系。比如，温切斯特公学和牛津大学的新学院都是由温切斯特主教威廉·威克姆创建，目的在于让温切斯特公学的毕业生能够进入牛津深造。此后，英王亨利六世模仿此法，建立了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在历史上，温切斯特公学一直是牛津大学新学院的预科学校，而伊顿公学一直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预科学校。
随着英国公立学校的发展，逐步有公立学校的学生进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但是比例很小。许多英国的中产阶级没有能力送子女进私立学校，但是希望他们的子女能进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所以要求这两所大学招生时不能只凭学生的能力，要求逐步增加公立学校的学生进入这种一流大学的数量，甚至提出要按公立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