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看到了英的脚。她的脚趾头上全是厚厚的茧子。趾甲裂开着，很难看。
南端来一盆热水。我们给英洗脚。英的脚冰一样。我和南拿着手术刀，一刀一刀地削着英脚上的茧子。
“这些茧子她不需要了。”南说。
我们给英穿上了那双舞鞋，脏的，脚尖有点磨破了。
有的时候，我们会莫名其妙地喜欢一个人，讨厌一个人，你说不上是什么原因。理智告诉我们，这个人不值。可是你就是扛不住自己的那种情绪。于是就有了死党、狐朋狗友、哥们儿、姐们儿等等称呼。
接下来，你就会死心踏地为朋友尽心尽力，去做一些你自己也不明白的事情。于是，在我的生活里，这样的人就名正言顺地闯了进来。特别是那个相对封闭的时代，打个长途电话都要费老大的劲。身边有一个能说上话的朋友，那就叫“知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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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母亲的代价（1）
认识老任很偶然。
刚开放那阵子，去看中央交响乐团的演奏。老任穿着黑色长裙高跟皮鞋走进音乐厅，简直就是仙女下凡。
天很冷了，我捂着冬装，也就是军棉衣。朋友把我介绍给她。她朝我伸出手轻轻一点，很优雅的握了一下，手冰凉。
“手冰凉，是吗？”她坐下，看节目单，全神贯注。我差不多要崇拜她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也是乐团的，省歌舞团的一个小提琴手。我还知道，省歌在排练《贝九》，她被选上了。她从小学提琴，考上省歌是在七十年代。那个时候就拉《沙家滨》。
老任的丈夫是省歌的一个男中音，也是省歌排练《贝九》的演员，在最后唱欢乐颂的时候，他是四位领唱人之一。
后来老任就常到我们医院里来转转。
我才发现，平日里老任很是随便，简直就是有一点不修边幅的样子。艺术家也许就是这样，要么衣冠楚楚，要么像个要饭的。老任介乎淑女与乞丐之间。
老任对香烟有一种痴迷。她抽烟从来只抽三分之一，而且是把烟插在烟斗里，就是丘吉尔抽的那种。于是看起来就有一点猖狂的样子。她说：“这样抽别人看着怪，可我自己就追求这种怪，这样手也不会抽黄。”
老任的丈夫叫老任“任老师”，因为他从音乐学院分配到省歌的时候，老任已经在这里“混了好长时间了”（老任自己说的）。老任有一头很黑的头发。她把它系在后脑勺上，走起路来，是真正的马尾巴的感觉。但是这些尾巴常常纠缠在一起，被橡皮筋胡乱捆在老任的脖子后头。只有上台的时候，老任一身演出服，长发披散开来，风度翩翩。
老任对我说：“我认识你是蓄谋已久。”
她一直想怀孕，总是火候不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让他们两口子都来检查一下，这不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吗？
检查的结果是老任的丈夫精子量太少。老任非常沮丧。
“我的伟大理想就是生一个儿子，让他成为最伟大的小提琴手。”老任说：“可是我是做了一场梦，一场恶梦。”
老任的丈夫也很沮丧。他觉得自己对不起老任的伟大抱负。
老任问我：“不是可以人工授精吗？不是可以做试管婴儿吗？”
我告诉她，我们没有这个条件和技术。
“没有孩子省多少事情啊。”我说：“你这样的脾气和性格能善待他吗？”
“为孩子我可以把命都豁出去。”
说这话的时候，老任把我的宿舍变成了公共吸烟室，扔了一地的烟头。她恶狠狠地盯着我说：“我想做的事情，就一定能做成。从明天开始我不抽烟了，把身体养好。”
老任真的不抽烟了。她开始胖起来，脸色也不像抽烟那会发青。看起来年轻了许多。
国庆的时候，老任回了一趟父母家。她的父亲是我们军区的首长，平常我们只在报纸上看到他的照片。
老任在父母家里待了一个多月才回来。她跑到医院对我说：“我把我的事儿办好了。”
我没有听懂她的话。
“我怀孕了。”她得意地躺在我的床上，抬起一条腿晃来晃去，把我床铺都弄脏了。
我吓了一跳，科学昌明到了这种程度了？
“不是他的。”老任说：“我找了我的前任男友。他很爱我，这么多年都没结婚。”
老任一定是想孩子想疯了。
“我告诉他，我不可能同他结婚，但是我可以回来和他住上一段时间。让他享受快乐。”
老任的脸上的笑容看起来诡计多端。
“你这不是在诈骗吗？”
“只要目的是伟大的，手段可以不计较。”
这样的事情最好离我远一点，可是我太倒霉了，怎么就跟老任搅到一起去了。
“你怎么同你老头说呢？”
“实说。”老任完全是奔赴战场的样子。“了不起就离婚，我自己带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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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母亲的代价（2）
“老任的行为是厕所里扔炸弹，引起公粪（忿）了。”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宁说的。因为老任就是她介绍我认识的。她深感对不起我。我想从一开始起老任就挖空心思，现在我像是她的同谋。
果然，老任的丈夫找到我。
“你是不是一开始就知道她要这么做？”
“我真的不知道。”我想说我很同情他，但是，这话说出来怎么听也会有一种落井下石的感觉。
老任的丈夫失踪了。
宁说：“这个人会不会想不开啊。”
我想到他在台上唱歌的样子：“应该不会啊。”
“绝对不可能。他这个人很懦弱的。除了唱歌，别的事情从来没主意。我就是看上他这一点才嫁他。”老任开始为自己准备东西了，从孕妇服到婴儿包。省歌的人早就把这事传得全城的文艺工作者都知道了。“那个抽烟斗的老任，出事了。”
老任的丈夫回来了。他坐着红旗车，和老丈人一起回来了。
接下来的事情我也是听说的：
老首长带着两个警卫员一个司机。四个人把老任堵在了家里。
“你跟我到军区总院去。”
老任没听明白。
“你不去也行，在这里把肚子里的杂种去了。”老首长对那三个小伙子说：“把她拉上车子。”
老任站在墙角，张牙舞爪：“你们谁敢碰我一下，试试看。”
三个军人都不敢，首长的女儿啊。
“孬种！”首长踢了司机屁股一脚，自己上去捉女儿。
老任一下子就钻到了床底下。
首长够不着了。屋子里转了一圈看到晾衣杆。他端着杆子像是拼刺刀，使劲往床下捅。
老任在里头撕心裂肺地喊，现场一片混乱。
躲不过去了，老任又从床下爬出来，拼命朝首长叩头：“爸，你就饶了我吧。”她的身上被晾衣杆捅得不像样子。头发像个拖把扫着地。
“把她给我抓起来！”首长朝三个军人吼道。
小伙子的力气哪里是老任可以抵抗的？老任象一堆破布被揪着扔到了红旗车了。车走了。开到了我们医院，老任进了我们科。
是主任亲自动的手。
老任被上了麻醉机，处于完全昏迷状态。
出手术室的时候，我看到她的腿上到处是擦破的伤口。衣服也撕了一个大口子。
引流瓶里是老任的骨血，大约二百多毫升的胚胎组织。
首长握着主任的手说：“我教女无方，给你们增加麻烦了。”
主任除了一脸惊恐，我看不出还有什么表情。
老任的丈夫给老任拎了一保温桶糖水鸡蛋。
老任醒了，她好像还没明白，一直用手护着自己的肚子。嘴里不住地嘀咕。没人听懂她说什么。老任的丈夫把头凑过去，老任抬起手就给了他两个耳光，然后就是不停地打下去。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进去阻止， “劈劈叭叭”的声音很刺耳。
后来，老任哭起来了。她的声音早就喊哑了，就听到嘶嘶的叹气声。
第二天查房，主任不敢进屋，我硬着头皮站到老任跟前。她把我的手抓着放在她的肚子上：“你摸摸，里面空了，扁扁的。”
老任的手很漂亮，指头修长。冰冷。我不敢把手缩回来，就觉得那股冷一直顺着我的手爬上去。
“安心养好身体。”我说，还温情脉脉地摸了一下她的头发。只觉得自己的脸都麻了。
一个星期后我们才发现，老任得了抑郁症。她整夜睡不着觉，老是听到婴儿的哭泣。她说：“我的小孩子吵得我睡不着。”
她必须服超量的安定才能睡上二个小时。
我们不敢让她出院。
晚上值班，我去看老任。她对我说：“你看到我的烟斗了吗？”
我说：“明天我给你去拿。”
烟斗在她家的卫生间的镜子前挂着。老任的丈夫灰溜溜地跟在我后面想见老任。我对他说：“你还是算了吧。”
做母亲的代价（3）
“我这是对她好啊。”他说。
“你知道什么好歹？”我看他那个窝囊废的样子，想踢他一脚。
老任就天天玩烟斗。
星期天，老任不见了。科里派了人到处找，连太平间都去过了。没见着老任。
下午，老乡跑来说，在水库里发现了一个人。
我们跑了过去。是老任。
她把自己的鞋子和裙子折得整整齐齐地放在岸边，还有那只烟斗。只穿着内衣。
老任是会游泳的，我一直不明白她怎么就这样死了？
听说有三个人为老任的死哭得很伤心，她的父亲。老任的丈夫。老任的前任男友。
老任一九四九年生在解放军渡江前夕，出生七天就跟着妈妈渡过了长江。大名渡江。乳名：小红。他父亲希望她长大了当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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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月（1）
村子让枫树肆无忌惮地盖住了，远远地就是数不清的红色。从浅红到红得发黑，从来没看到这样放荡不羁的红色。芒草在红色中间左右为难地立着，晃着一头白毛。隔着一层层的田梗，水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