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妈妈洗它们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她说得那么轻松；可是；我分明感觉那一定是妈妈最想我的时候。因为我每次看到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地流泪！尽管；我永远都不可能穿得进去那些衣服了！
妈妈前两年得了心梗；我一直觉得是她自己救了自己。她在夜里忽然觉得胸闷得不行；就用力捶打自己的心前区；一直到被120送往医院。她曾经在电视上看过；这样可以强迫心脏复跳。我在医院守候的时候，她总笑着说；放心；我还且活着呢！
给我妈买的手机；号码是我千挑万选的；尾数有两个8。我说，您一定要活到这两个字；一定要等到老房子拆迁住到新居；一定要看到孩子们结婚；一定要接我的电话！
我妈说；会的；都会的！
羡慕那些和自己的妈妈生活在一起，哪怕是住的近些的姐妹，多幸福！
而我就在这样一个上午；盼望着回家。
三城记（1）
成都记
我考上川大那年，正值香港回归，四年后毕业，时间已进入二十一世纪。
当时找工作，理工科形势非常走俏，这帮家伙一毕业就拿三五千的月薪，嘴里还直嚷嚷不愿意去。文科专业的学生，平日里喊的是理想和抱负，这时能拿两千就要烧高香了。我们97哲学班的各位大侠，平时玩得天昏地暗，关键时还是走了正道，几乎一半人读了研。把就业的压力，换成三年后的高起点。也有混得不济的，被祖国的就业形势挤兑到西藏。他们写信回来说，青藏高原的风光还是不错的。
我在一家出版社的成都办事处找了份活，主任是个仪表堂堂的中年人，说话时谈笑风生，非常有感染力。没事时，这个中年男人就躲在宽大的办公室里发呆，一个人面无表情地抽烟。这样一间大房子，装的居然是寂寞。不过，要是我能呆在里面，不知要熬上多少年。
我们新来的总共三个男生，工资都是一千二。因为上班没什么事情，所以大家也就无甚怨言。换个角度想想，公司提供场地、水电、午餐、保险和工资，就是让你玩儿，人家可真亏大了。我们三人一间办公室，共用一台电脑，没事时就玩游戏。头儿有时也进来，勉励我们多学习。见我们在游戏，就若无其事地走出去。也许他怕我们无聊，希望我们用学习来挤占时间，但我们选择用游戏来解闷。
财务主管是个过了更年期的女人，我们称她刘老师。三十来岁的方经理则提议大家一同喊刘姐，说是怕乱了辈分。刘老师为人心直口快，有事没事喜欢找我们摆龙门阵。她说得最多的是自家的宝贝女儿，说要介绍给我们认识，但从来就没有行动，因为她最了解我们的财务状况。第二年，刘老师很正式地给我们发来请贴，三个光棍还没来得及出手，就眼睁睁地看着她那美丽动人、耳熟能详的女儿成为别人的新娘。
工资第三年涨到一千八，活儿总不见多。总觉得和刚来时一样，什么都没学到。最初进成都办事处，是因为这里清闲，多年来写作的爱好能维持下去。可一旦整天处在一个清闲的环境中，反倒失去写的动力。这时我们都已明白，成都办事处没有走市场，而是走系统。只要关键时主任能挥洒自如，搞定教育系统的领导，办事处就能开张吃三年。我们三个人的功能，一半是打杂，一半是摆设。有时想想，实在有些悲凉。
我想我应该离开，可是我没有勇气。生活一下子失去方向，只好四处寻找刺激。一千八虽然不多，但在成都足够潇洒。可以呼朋引伴，隔三岔五找人吃火锅，喝喝小酒打打牌。要么约同学去望江公园，共同缅怀已经流逝的大学时光。我坐在府南河畔的石头上，看着悠悠的流水，以为生活就这样过去。
03年底，一场不大不小的疾病消耗掉我所有的积蓄。黑格尔说过，存在就是合理的。我的命运朝不保夕，可我却无力抗争。在社会的潮流中，个人的命运实在太渺小了。我已经一无所有，倒不如索性豁出去。可是七年来，我已经熟悉了这个城市的一切。闭上眼睛，我甚至能回想起每一个地段的风貌。离开这个城市，我又将去向哪里？
04年流火般的7月，当我提出辞职时，头儿在沉默后表示理解。我是知道的，我们的主任喜欢并乐意扶持有才干的人，可在他手下做事永远不会有出息…这是一个让人沉默的悖论。我缓缓走出单位大门，听见一声叹息。三年来，我和我所生活的城市、我所工作的单位以及我的领导，彼此之间不过是维持了一个默契的假象。
温州记
当你在一个城市混不下去时，最好是立即更换一个城市。这样一个冰冷的完全陌生的城市，偏偏能激发人的征服欲。
05年春节，我回成都稍作喘息，把目光瞄准温州。几个堂哥都在这里，开大货跑上海。当我在那所著名的二线高校虚度光阴时，几个哥哥以此为荣，认为我在改变家族的知识结构后，能轻易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而现在，他们的期望还没结出果实，我就投靠他们来了。
三城记（2）
温州的文字活，一个月也就两千左右。而一个资深大货司机连同吃油钱，一月能挣三千出头。事实上一个月拿两千和拿两万，只有数的变化而无质的区别。可一个人连温饱都难以为继，哪里能作进一步的打算？我对几个哥哥说，我这次来准备在温州办学。所谓办学，就是给孩子做家教。温州人有钱，只要教得好，家长出得起高价。
05年4月，我白天开始在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月薪两千，有饭补。下班后做家教，几个孩子轮番上阵，把我的业余时间占得满满的。月底一算还成，一共收入四千。但公司承诺的饭补没兑现，经理说我还在试用期。我怒斥道，难道试用期的员工就不吃饭了？你们口口声声说温州广告界水平落后，我看一些小事情上落下的笑柄，倒是会被业界奉为经典。
这个耿直的重庆崽子大为震动，对我再三挽留。事实上我的文案水平不过尔尔，我唯一比温州人高明的是学会装腔作势，这得益于在北京几个月的熏陶。
我试图融入温州人的圈子，可惜根本就没有机会。在温州，保姆是保姆，家教是家教。人与人之间的分层意识无处不在。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网络是最为便捷的交际方式。我轻易地结识一群本地愤青，以文化的名义勾搭成奸。这些落魄的文化青年虽然贵有东方犹太人的血统，但个个都穷困潦倒。这让我在江湖的落魄中找寻到一些心理安慰。
05年6月初，我已嗅到暑假家教市场的火药味，就毅然从广告公司辞职。我爹在电话里气得不行，他溜光的下巴又像掉了毛的掸子一样抖个不停。几个哥哥倒是理解，看样子这几年在外没白混。不过，他们也只能把自创门户的使命交给我。
温州的办公用房租金太贵，管理又非常严格。我决定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把眼光投向百里之外的飞云镇。我来到镇中心小学宣传时，学校老师已捷足先登，早就怂恿学生参加他们的暑期培训班。家长们则认为无论如何要给老师一个面子，不然开学后孩子会受到歧视。
6月28日学生拿成绩单，我站在大雨中，一手拿伞一手发传单。有些孩子接过后连看都不看，就当纸巾抹了脸。小脸被传单的底色染得通红，叫人哭笑不得。学生散尽后，我向旁边的店家借了张扫帚，把路上的纸屑清扫干净。因为传单上我已是来自北京的名师，不能叫这帮人小瞧自己的素质。
我找了一间清水房，又弄了几张桌子，教室的问题总算解决了。最终来了近二十个学生，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我往往是教了这边，又去应付那边。两个八岁的孩子过得非常开心，往往不到八点半就守在教室门口。有一次钥匙不见了，我就带孩子们去公园玩。快到下课时他们才收到培训班的口头命令…回家后写一篇作文。
一次收费二十，二十个学生就是四百。这让我兴奋无比，因为赚钱的方式有别于昔。这
一次我为自己打工，我的时间没有廉价地出卖给任何人。可奔波于温州与飞云两地之间，实在是太累了。在开向温州的车上，醒来时我的包已被人用刀划开，手机和学费都不见了。
我站在温州的大街上，四顾茫然，心里酸得能清晰地感觉到肺叶的颤抖。我已经无钱再维持下去，也不好意思再向几个哥哥开口。记得有人说过，太平盛世最大的兵荒马乱便是幻灭。这一次我的希望破灭了，美丽的温州成为囚我之城。看样子，该是撤退的时候了。
北京记
无论什么人，只要自以为和文化发生过半点关系，都希望去北京扬名立万。我到北京后才明白，外地来京人员最多有两种：一种是民工，另一种是文化人。
第一次来京漂泊是04年10月，我当时什么证书都没带，自以为三寸不烂之舌，就能把北方傻大个忽悠得二麻二麻的。结果跑遍大大小小的文化公司、出版社，也没有一家肯收留我。这帮文化人表面上主张人格独立、思想自由，实际上还被禁锢在一张文凭里。
三城记（3）
其间我曾厚颜无耻地去拜访一个诗人，此人十年前是四川某山村的教师，因为到鲁迅文学院进修，进而产生留在北京的梦想，如今已在通县买了一套房子。因为介绍人面子够大，我和诗人称兄道弟，热烈地讨论诗歌和文学。一直到走，我都没有点破来意。我想落入尘世中的诗人也会明白，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不断地恭维他，无非是希望有人能提携一把。
天气越来越冷，钱也越来越少。我躺在缺少暖气的平房里，浑身冻得瑟瑟发抖。我对找工作已经没有信心，不时地和北京的熟客小聚，趁机打打牙祭。北方人善酒，我则不胜酒力。不过有一回我特有面子，以两杯茶对一杯啤酒的比例，把一哥们灌得大醉。此后的两天，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听见我的肚子在咚咚作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