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车，到了杭州。在杭州，去了浙江大学，也顺便逛了一趟西湖。
再下一站是广州。有了二次经验，进站已不再是一个问题！但上车则是一个大问题？去广州的过路车，进站就已大大超员了，不要说是上车难，就是下车也很困难！真是进不得出不得，车厢里挤得严严实实的。就在我们要打退堂鼓，准备放弃登车时，一个带着十来个小学生的教师，看车上情况不妙，怕途中出意外，诸如学生生病等事，惹出多余的麻烦来，提前带着学生下车了。这给了我们一个好机会，我们一行四人，也就乘机上了车。上车一看，行李架上、座位下面都卧着人，站都站不安稳，脚底站不平，有点歪在那里，真不是滋味！更糟糕的是，有人卧轨，开不了车！在杭州站折腾了近6个小时，才终于开了车。一路上，站站如此，原本一天半行程的火车，三天多才挨到了广州。
在广州，参观了农###动讲习所、叶剑英广州起义的旧址、中山大学、黄花岗烈士墓等。以后，如期返回了南京，返校，继续无课闹革命。
2005年9月21日（星期三）
自己辛勤积攒的知识优于学校学来的
自己辛勤积攒的知识优于学校学来的
一句英国谚语说得好：Wit bought is better than wit taught。意思是说自己辛勤积攒的知识，要比从老师学来的知识更珍贵。也就是说，不是从学校得来的知识，往往更可宝贵！或者，更进一步说，自己实践中得来的知识，最可宝贵：实践出真知！其实，“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知识本应无优劣之分，只不过获取的方式不同，难易程度就有所不同，因而，对艰辛获取的知识格外地珍视，是想当然的事。学校授课，循序渐进，若是得名师辅导，寓教于乐，则更是如鱼得水，轻松地可获取知识；相反，自学，首先就缺少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同学共勉的集体学习环境。原本就有些枯燥的书本，一个人研读起来，就会觉得更加枯燥；心情不佳时，则是味同嚼蜡，很难自持。
因为历史的误会，我未能进入我景仰的大学的校门，接受系统的教育。但兴趣广泛、酷爱知识的我，在知识的汪洋大海里，依旧贪婪地、随其所好地自我学习着。尽管知识是杂乱无章、支离破碎的，却也是扎实可靠的。颇类五柳先生之“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学习缺乏系统性，往往是东一榔头，西一棒的，想到那里，学到那里，任凭自己兴趣的驱使；当然，也不能不兼顾每月三斗米的出处，虽不至于为三斗米折腰，却要为此付出许多宝贵的时间。另外，由于兴趣太广泛，涉猎的学科太多，术业无专精，以至于在科学和工程上毫无成绩。
60年代，国家向科学进军，身为中学生的我，也曾暗暗矢志要专研尖端科学，为国效力，但被扣上“白专”的帽子，也就失去了升造的机会。坚持自学数理数年，未能持之以恒；终为生计之故，走上了中学英语教师的道路。自63年起，从教8年多，边教边学，也还胜任愉快。称职地工作了8年多，却只有一个“顶编代缺”的名分，福利待遇与教师相同，但工资低得教人难以启齿。文革后，转工厂工作，虽然学校一再挽留，但去意已定，学校也不再强留。小小的区办工厂，生产各种规格的可控硅整流器：可控硅充电器、全国小化肥厂使用的200千伏安可控硅整流器、可控硅整流电镀设备等。工厂还曾想研发可控硅高频淬火设备：这可是80年代的高新技术，涉及可控硅变频技术，并派我们一行三人去浙江大学参观学习；虽然有些不切实际，好高骛远，却给了我一个学习的好机会。借此，我很好地学习了一下数字电路，并与汤崇源先生一起，花了一个月时间翻译了一本约20万字的“半导体脉冲电路”（Semiconductor Pulse Circuits）。得到好评，却未能出版。由于生计的关系，还经常代科协翻译一些资料，挣点稿费。以后受南京市科技情报所的委托，汤崇源和我与紫金山天文台的专家王思潮、陈道汉先生一起，翻译了二部天文科技短片：“行星探测”和“火星”。这样，就与天文接上了缘。79年，受科学出版社的委托，我们翻译了一本德国版的“天文学手册”，全书50万字，并于85年出版。80年，我进了外贸，又开始了另外一种新的工作和生活。
一个人的教育应是终身的，也即学习是终身的，活到老学到老。而且，在离开学校校园后，工作之余，还得不断学习；工作中的难题、困难，或求“师”、或从书中去找答案，急用的先学，不断给自己充电。这样，边干边学，目的性、针对性强，收效会更好些。难怪国外许多知名的企业家，大多是大学毕业后先工作一段时间，积累些实践经验，再根据自己的不足处，进行补课、进修深造，再胜任更高一层次的工作岗位，一步步地最后走向辉煌。
在外贸，工作了二十余年。照例开始工作时，应有个学习的过程。不过，这个过程对于我来说是很短暂的。只是开始时，对过多的应酬活动有些不适应，以为时间浪费太多，有些不习惯，如此而已。实际上，外贸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国际商业工作，要求从事该工作的人，既要掌握外语这一语言工具，又要熟悉所销售的工业产品，最理想的还要有丰富的人文地理和数理方面的知识。这样，在谈判桌上，就可以做到应付裕如、得心应手。一名称职的外贸工作者，实际上即是一位知识丰富、具有外语语言能力的推销工程师，知识不厌其多，不厌其杂，多多益善。我坎坷一生，一事无成，正有些心灰意懒时，谁知老天爷竟也在我不惑之年成全了我这个“半瓶醋”（Jack of all trades and master of none。）；给了我一个施展才华的大舞台。外贸的基础知识，我们集训了一个月，也就基本掌握了；其他的知识则不是哪一个专门学校能全部教给你的了？对此，我倒是自己积攒了二十多年，虽无文凭，不可加薪，不可升官，但应付工作，确是使我驾轻就熟、游刃有余、胜任愉快的！
记得进外贸的第一个月，我接待了一个做电子元件生意的美国籍西班牙老先生。他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同时还精通西班牙语和德语，在陪同他访问无锡工厂的旅途中，我们用英语交谈，他觉得我的英语还凑合，就问我是在何处学习的？我告诉他：自学的。起初，他有些惊讶；但我告诉了他文章开头的这句英国谚语，他又愣了一下，显然并不熟悉该谚语，请我再说一遍，然后自己又默念了一遍，告诉我，有道理、很好。
以后，最初的几年里，我帮助有关的工厂，制作了产品的中英文对照样本资料，既熟悉了产品，又做好了产品外销的必备工作，融洽了工贸关系。而且，我也逐渐热爱上了我的新工作，并且卓有成效！
2005年9月12日（星期一）
难忘的鱼翅
难忘的鱼翅
94年5月份，日本後藤商事的松本清一社长先生和张桂珍小姐一起来华访问，我和何平先生陪同他们参观了淮安市的清江轴承厂和无锡轴承厂等工厂。
清江轴承厂的田厂长和松本先生也可算是老朋友了，早在86年底，就曾与我一起访问过日本，拜访过松本先生的公司。郝厂长虽不曾去过日本，但松本先生多次访问该厂，每次接待郝厂长都是必到的，彼此也很熟悉。我们上午驱车从南京去工厂，在厂长的陪同下，与客人在车间里转了转，了解外球面轴承的生产情况，以后和厂长们一起交流了一下国外的行情。当晚，人之常情，大家少不了一起美美地吃上一顿饭，喝点酒，好好地叙叙旧，回忆过去相聚的美好时光。
第二天由淮安去无锡。早上出发，经宝应、江都、泰兴、靖江，由靖江摆渡过长江，取道江阴去无锡，一路风尘仆仆，大约下午四点多钟才赶到无锡大饭店住下。入住后，大家洗了洗，各自休息了一会。晚餐时间，松本先生一再表示要回请我们吃顿饭，以表谢意，并且要张小姐点几个好菜。其中就点了一道每人一盅的鱼翅，大约200元一盅。先生还带了一瓶12年陈的芝华士，大家先一起边吃冷盘，边饮加冰块的威士忌酒，同时等热菜上来。不经意间，鱼翅端上来了，一个小号的汤碗，一碗没有什么内容的鸡汤而已；我也在不经意间，一口喝下了半碗汤，其中可数的几根已经煮化了的、类似烂粉丝的鱼翅，使我觉得很有些不对劲，这也算鱼翅？价值200元一盅的鱼翅？当即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尤其又是客人花钱请客，不能让国外客人留下一个“宰客”的不良印象！随即不假思索地问服务员，这鸡汤多少钱一盅？服务员可能也看出了些问题，下去后又上来说了声道歉的话，表示要重新上这道菜，我则表示不必了，按鸡汤算就可以了。
说到鱼翅，这也应属山珍海味一类的佳肴了。海内外的华人对此情有独钟，是招待嘉宾的上选菜肴。论烹调的水平，国内的酒店远不如香港、美国洛杉矶和纽约华人区的；但价格却高得多，不知何故！90年4月份，我与工艺装备厂当时在任的鲍有贤厂长、刘祥茂处长一起访问香港，客户请我们到中环一家专门的鱼翅馆吃饭，端上来的排翅汤满满一大砂钵子，上桌后，服务员将整鸡和火腿取出，然后请客人们品尝。好的鱼翅，胶质状态，极富营养价值，下口爽，口感好。国内有些所谓的“款爷”，动则鱼翅鲍鱼，摆点不以为然的气派，请人吃鱼翅则说是“粉丝”。那次香港的鱼翅席，我倒是真正过了一次大碗吃“粉丝”的瘾！南京的鱼翅，玄武饭店做得还不错，198元一盅，大多不带汤水，蒸成半透明的胶质状态呈上来，再配上一些任客人自选的佐料。当然量很少，几口就解决了，尝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