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袭汉祚，绝非另立新朝。而刘备一方之所以长期以来为汉室遗老遗少所拥戴，也正是因为他们始终高举复兴汉室的旗帜，以此来聚积人气，鼓舞士气，倘若他们果真敢于另立新朝，那又与曹魏，孙吴何异？岂不成了乱臣贼子，篡国奸雄？关于这一点，杜甫显然是没有想到的，而多少年来，读诗者，讲诗者，举世芸芸，又有几人底清了的？
七步诗外尽玄疑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首有名的“七步诗”据说为魏武帝曹操的三儿子曹植所做。只是，这首诗并不见于《三国志》史传之列，而是最早出现于南朝时刘义庆所编撰之《世说新语》，而且并不止有四句而是六句。即：
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如此看来，这六句本的“七步诗”似乎更可信为曹植所作，而四句本则当为后人加工之作。虽然意思基本不变，但作为文学，它的历史背景却是不一样的。盖因三国时整个文学界诗歌界尚未形成五言绝句这样工仗整齐的诗体，倒是六句、八句或更长的五言排律为主。曹植在胞兄兼政敌的兄长威逼之下，要在七步以内成诗，也不可能选一种自己并不熟悉的诗体来冒险，而一定会采用一种驾轻就熟的方式，以最有把握的手段来度过生死难关。
那么，曹植之所以要在七步以内成诗又是因何而至呢？这就不能不从曹氏兄弟的身世说起。
曹植，字子建，汉献帝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丞相魏王曹操的第三个嫡出之子。原本曹操一共有二十五个儿子，除十一个早夭之外，真正有资格继承衣铱的唯其正室卞夫人所生丕、彰、植、熊四人。由于种种原因，曹丕取得了王位并于公元220年曹操病故之后趁机废了献帝，自己直接做了皇帝，并改国号为魏。算是完成了父亲生平未了之心愿。然而，帝位到手，他却又不得不面对两位野心勃勃且又重兵在握的弟弟随时可能造成的威胁。
应该说，曹丕的担心并非一点儿道理也没有。首先，曹彰、曹植二人各自手握重兵，曹彰勇冠三军，无人可敌，是曹氏兄弟中第一武将，也是曹操征战四方最可倚重的战将，而曹植才华盖世，文章诗歌就连曹操也要让他三分。尤其可怕的是，此二人素来便与曹丕不睦，二人之间却交往甚频，并且，据最机密的密探报告，早在二人出席曹操的葬礼时，曹彰私下就对曹植说：“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几乎是明确宣告了这种可怕联盟的出现。
所以，不管这情报是真是假，不管曹彰、曹植意欲何为，作为皇帝，曹丕要先下手为强，曹丕要防患于未然。《世说新语》记载，曹丕一日请二弟曹彰下棋，并在其面前放了用毒药煮过的枣。曹彰不知底里，竟在母后卞氏面前，在亲兄长皇帝的后宫里当场中毒身亡。
曹彰死后，曹丕又把目标盯向了曹植，一日，他在金殿设宴，请曹植与群臣一起饮酒，并当着众臣之面，故意与三弟纵论当代文坛。其间，曹丕假意微醉，竟当着众臣的面说：“三弟，人都说你诗文冠世，可先王在世时却怀疑有些文章未必就是你写的。”
曹植虽然身在屋檐下，却不为所惧，而淡淡回道：“陛下之言，子建颇感耳生，不过陛下如有疑问，可当殿面试。”曹植哪里知道，不经意间，自己已经步入兄长设计的杀人圈套之中。
曹丕一见曹植中计，赶忙使出杀手锏来道：“好吧，就限陈留王于七步之内以我兄弟之情为题，但又不能明说，而吟诗一首。如能做好，当予重奖，否则，当以欺君论处。”谁都知道，欺君乃死罪，曹丕的刀子已经举起。而刀口下的曹植却镇定自若，以兄弟为题，款款吟出短诗一首，不仅把自己喻作釜中之豆粒，而且把曹丕比作煮豆之豆萁，以此讽谏兄长。而恰在此时，一直躲在屏风后面的母亲卞氏也为曹植之诗所感动，径直出来，抱住曹植一边大哭，一边指责曹丕：“我的黄须儿已经死了，难道你连这个亲兄弟也不放过了吗？”
这时曹丕却一改方才冷峻面容，嬉笑道：“母亲何须动怒，我兄弟不过做一游戏尔。”不过，或许是曹植诗情确实打动了曹丕的恻隐之心，或许是曹丕明知从此之后三弟再也构不成政治威胁，总之，曹植自此虽然颠沛流离，郁郁不得其志，但曹丕却再也没有动过杀他的念头。
其实，历史地看问题，兄弟相煎，手足相残，为了皇位的争夺，这样的场面出现在宫廷政治中并不罕见，只是魏文帝曹丕此时还遮遮掩掩，总想找个“理由”杀人，而几百年后，到了一代英主唐太宗的手上，那就果决得多，快捷得多，动的场面杀的人也更大更多，而且是毫不遮掩，足见杀人的胆略与政治家的气魄也成正比。至于比唐太宗稍早一点的隋炀帝杨广以及南北朝时期各个小朝廷之间的宫廷政变，血洗金殿，那就更是家常便饭。
最后，我还不得不指出，曹子建七步诗尽管是一个十分动人和完整的传说，但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它竟然不见于正史，而是出现在南朝人刘义庆的小说集《世说新语》中，其真实性不能不大打折扣，而最大的可能是，刘义庆直接借鉴了发生在北朝魏孝文帝元宏与胞弟元勰之间的故事：喜好改革，大业有成的孝文帝受汉族文化熏陶，喜吟诗作赋，而其六弟元勰则诗才更盛，一日，兄弟二人路过一片松林，元宏诗兴大发，却苦于腹中无物，便问六弟可否十步以内完成一首。元勰欣然应允，并于十步以内成诗曰：
问松林，松林经几冬？
山川何如昔，风云与古同。
孝文帝品味之后，大声夸赞诗写得好，并说，看来，我们确实应当下工夫把国家治理得跟古代的贤明君王一样美好。
显然，这个故事的背景与主旨与曹植“七步诗”相去甚远，但形式经过却是多有共同之处，刘义庆稍加改动，用于前人古事，从而使小说更加生动有何不可？只是，如此一来，所谓“七步诗”的“版权”归属倒成了一宗千古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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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皇帝的诗词别议（1）
在中国历史上，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既喜欢写诗而又称得上开国皇帝的倒也真有几位，这便是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以及三国时曹魏实际的开国之君魏武帝曹操还有文采稍逊，但气度不凡的宋太祖赵匡胤和或许也可以算得上这个圈内一分子的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
先说刘邦，以一小小泗水亭长（相当我们如今大于村长又小于乡长那么大的官儿）起事，先是杀了县令，自称沛公，算是有了一方土地，而后顺天应人，起兵反秦，虽历经艰难，却终究成其一番事业，然而，恰恰是在大功告成，天下初定之后，他开始猜忌并杀害功臣。致使战功最大，能力最强的韩信、彭越先后被杀，就连忠心耿耿的丞相萧何也几遭毒手。这一系列的动作，使得原本也曾是项羽部将，但投刘邦后战功卓著的淮南王英布深感自身难保，被迫起兵造反。而英布一反，不日之内便连下数城，到这时，刘邦才想起可以替他打仗的韩信、彭越。无奈之下，刘邦只好亲启大军，以举国之力而围剿只有区区万人的英布。这一战，虽说以多击少，以大击小，以强击弱，却也几经反复，损失惨重。亏得英布善战而不善谋，而刘邦又用陈平等人诡计，这才唆使英布的邻居，长沙王吴臣用计骗来英布并杀之，算是除了一害，但刘邦本人也在这次战役中被冷箭射伤。
或许是离乡日久，思乡心切，或许是自知来日不长，其言也善。公元前196年初冬，刘邦在平定英布班师途中，绕道回故乡沛县看望了自己当年的故旧及父老，也就在这次的故乡之行中，刘邦酒后豪歌，写下了一首历久传诵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毫无疑问，这时的刘邦已经深深感觉到治理国家之不易，而真正能够帮助自己镇守四方的那些威猛将士又在哪里呢？
《大风歌》是刘邦留给后人为数不多的诗歌中最有名的一首，但却不是唯一的一首。若论文采章法，应当说他写给宠妃戚夫人的《鸿鹄歌》要更好一些，但真正影响之大，旁不可及的却是《大风歌》，我想其中的原因大约就在于作为帝王，《大风歌》唱出了所有开国之君甚或每一位有志君王的心声，而专属私情的任何作品，相对于帝王来说，它的分量都是不够的。
相比较于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虽说不是名誉上的开国皇帝，却是实际上的大唐基业开创者。可能是由于出身不同，所受教育的不同，唐太宗身上更多的是一种智慧，而体现在刘邦身上的则可以说是一种流氓式的狡诈。而单就诗歌本身的品位而言，唐太宗尽管在群雄并起的唐代诗人中并非鹤立鸡群，却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据《全唐诗》载，太宗一生共留下诗作近百篇，其中如《帝京篇》10首以及《咏风》、《咏雨》、《咏雪》、《咏烛》等系列咏物诗，还有《饮马长城窟》、《塞外晚秋》等边塞诗都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诸如：
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帝京篇》）
塞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饮马长城窟》）
这样一些诗句，即使是与同时代的一些诗坛圣手相比也绝不逊色。而更主要的在于，唐太宗作诗，非为诗而诗，而是为事而诗，为天下事而诗。他的绝大多数诗歌都作于长期的戎马生涯中，记载着、鼓舞着和他一道出生入死的将士们，而当他即位九五之后，他的诗歌又往往成为对朝廷重臣最高规格的奖励，成为他平衡各种势力、维护皇权统治的一种工具。我们在“读史品诗”的系列文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