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诸葛亮的话里除了夸大敌情之外，主要是想采用激将法来激怒孙权。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而言，诸葛亮恐怕也讲出了曹操实力的部分事实，如果真是如此，恐怕江东的决断会是另一个样子了。
掌握与分析信息是博弈的首要条件（2）
因为，周瑜在夜里来见孙权，他向孙权说出来的却是另一番情况。
他悄悄地告诉孙权，其实曹操并没有那么多的兵马，他北国的兵马不过十五六万人，他得到的袁绍军队也只有七八万，况且这些人虽然投降了曹操，其实都怀有二心。而曹操的军队都已经疲惫，他用疲惫的亲信控制疑惑不安的投降之众，这样的军队是不能打仗的，所以他说：“主公不必顾虑太多，只要给我五万精兵，我就能够打败曹操。”
两种说法相差如此悬殊，实在令孙权不知所措。
按照诸葛亮的说法，曹操有着一百万兵士，这还是少说了的；按照周瑜的说法，曹操只有二十二三万人马，不但疲乏，而且有降卒军心不稳的情况存在。这样说来，如果按照诸葛亮的说法，那么孙权就只有投降这一条路可走；而如果按照周瑜的说法，他只需用五万兵马就能打败曹操，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向曹操宣战。两种情报就会得出两种相反的结论，而这两种结论一旦实行起来，一种就使孙权成了亡国亡家之人；而另一种可能是击败曹操，保住了孙家的江山。那将是南辕北辙的两种结局。
这个例子说明了一个主帅必须真实地掌握确切的情报（信息），情报的差异影响着主帅的判断，也影响着博弈的胜负成败，同时还必须运用自己的判断力来判断，所有参谋人员的意见都不能代替主帅的意见。这个问题当然用不着特别强调，不论是军事斗争，还是商战，情报的重要性和在决战中所起到的作用早已千万次地被史家所证明。没有情报的将军犹如瞎子摸象，非打败仗不可。当然，情报有真假之分，也有有用情报和垃圾情报之别，重要的不是你掌握的情报越多越好，而是如何来研究、分析和处理这些情报，从中判断和推导出正确有用的结论。
不过，我们还要说上一句，至于曹操到底带了多少军马来到长江边上参加这次“赤壁之战”，不仅当时的孙权没有弄清楚，就是到了今天，许多历史学家也还是搞不清楚。今天多数历史学家比较统一的说法是：曹操没有百万雄师，也就是七八万人，而周瑜从刘备手中借来的人数，加上自己的兵力总共有五六万人，双方决战时的兵力相差并不大。
也有这种可能性，曹操虽然带着几十万人马，但是他把其他的兵力留在了河南、安徽之地，没有用到与孙权对决的战场上，在长江边上赤壁这个地方与孙、刘交战的，不过七八万人马。
我们在这里还要着重说明的是：诸葛亮夸大了敌情，而周瑜缩小了敌情。这在每一次战争中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因为不是左就是右的两种情况都不利于情况的研究和判断，不利于最后决策的确定，所以对于所获得的情报，都应当有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分析和再论证的过程，保证得到最后能够掌握敌方实力的确切数据，不然，就会引起主帅的怯敌或轻敌，只要出现其中的一种情况，都会使自己在最后的战争中失分。
判断形势和分析对手是两项必要的工作（1）
博弈论认为，掌握信息是有必然差异的，一是对弈的双方掌握的信息量是不可能一样的。就如美国侵略伊拉克之战，由于萨达姆的通信技术落后，加上长期处于被制裁、封锁状态，同时又不相信美国会真的打他，他肯定不如美国的情报部门掌握的信息多。二是对弈的双方掌握的信息可能不全面。就“己方”而言，掌握信息包括着两个方面：其一是掌握进入博弈局时整个环境的大形势和大气候；其二是掌握与你对弈者本身的相关资料。然而，由于对手也在防范你，就像在亚洲或世界性的足球赛中，一方想去看另一方的热身赛，另一方或者是拒绝参观；或者施放烟幕，不让主力出场；或者打的不是上场的战术和阵容，总不会让你了解真实的情况。因此，掌握信息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对博弈的对手基本无知，我们可以称为“黑箱”，黑箱是指对方的情况像一只昏暗的箱子，我们完全看不清里面的情况；第二种是“灰箱”，是指只能看见其中一部分情况，对于全局却不甚了然；再有一种是“白箱”，那就是基本掌握了对手的全部或大部分信息。在通常的情况下，在完全不知道对手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敢贸然进入博弈局的，而完全了解了对方信息的情况也不会多，一般是处于“灰箱”状态的情形较多。
仍然可以拿《三国演义》中的情节为例。马谡失了街亭，诸葛亮的防线被攻破，司马懿率１５万兵马临近诸葛亮防守的小城。此时诸葛亮仅有５ ０００军马，还分出一半去运送粮草了，身边只有一些文官和２ ５００名老弱军士，这是一个极其悬殊的比例（６０∶１）。战争一旦打起来，不仅蜀军会全军覆没，连诸葛亮也会成为魏军的阶下囚。此时的诸葛亮只得冒了一次险，用空城计来抵挡魏军的围城。
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可以说是“白箱”操作，他对司马懿的情况是了如指掌的；而司马懿对蜀军的情况却知之不多，我们可以说是“黑箱”或者说是“灰箱”。正是因为“灰箱”，司马懿才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诸葛亮一生谨慎多谋，这次敢于大开城门，在城头抚琴，必是有恃无恐吧？不要中了诸葛亮的诡计。于是司马懿下令撤军，为诸葛亮调兵遣将赢得了时机。
不过，这出“空城计”是真正的史实，还是文人笔下的戏剧情节？笔者心中是存疑的。司马懿即使判断出诸葛亮有诈，还可以采取两三种方法进行测试：一是派上一个先锋团，打入城中去试一试对方的虚实；二是用一排骑射高手，冲到城下去射杀诸葛亮；三是假作退军，或是围而不攻，以观察蜀军的真实兵力。当然，这都是题外之言了。就司马（懿）诸葛（亮）博弈而言，的确存在着像司马懿那样的“灰箱”情况。
面对这样的情况，就只能靠推理和判断了。推理与判断的正确与否，决定着我们的策略是否正确，策略正确而赢得胜利，策略不正确而功亏一篑。
上面这个例子中我们已经涉及到判断的另一方面内容，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判断同你对弈的指挥官的有关情况，包括这个人的胜负记录、各方面的能力，以及他的性格特征，是否有“死穴”可以被点中，等等。
司马懿也是了解诸葛亮的，但是，他根据了解作出的判断却是错误的，而他儿子与他显然是两种判断。司马懿的儿子司马昭问道：“是不是诸葛亮没有什么军队，故作姿态，父亲怎么能够就退兵呢？”司马懿说：“诸葛亮平生小心谨慎，从来不冒险。今天大开着城门，我估计他必定有埋伏。我要是进兵，就中了他的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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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形势和分析对手是两项必要的工作（2）
事实上，我们可以如此地说，尽管魏军和蜀军在这座小城下并没有打过交手战，但是司马懿和诸葛亮在交手前的判断问题上（思想上），却已经有过一次交锋了。
一方面，司马懿、诸葛亮两人有过多次交手的历史，在司马懿的经验中，诸葛亮从来就没有弄过险，一直是小心谨慎惯了的，而此次设空城计，司马懿的判断是诸葛亮肯定不会弄险，诸葛亮之所以这样做，后面必定还有什么杀招；另一方面，正因为诸葛亮猜中了司马懿判断他从不弄险，所以此次这种反常做法才会迷惑司马懿，让他犹豫不决，甚至产生错误判断，正是由于司马懿的这种可能产生的错误判断，诸葛亮才有机会赢得这样一次风险性的胜利。
司马懿撤走兵马后，诸葛亮抚掌而笑，众官问他原因，诸葛亮说：“司马懿料定我平生谨慎，必不弄险，但见如此模样，疑有伏兵，所以退去。我并非行险，实在是因不得已才这样做的。”
这里又涉及一个新的问题，即判定对手，一般是依据前几次交手的经验，也就是两个人两个集团交手的历史。假设说两个人——就拿司马懿和诸葛亮这两个对手来说——两人交手已有５次（设定８、９、１５次都可以，反正这是假设），我们用“０”来表示诸葛亮的表现是大胆、鲁莽的，而用“１”来表示诸葛亮的行为是谨慎、小心的。那么，诸葛亮的前５次交手的记录在司马懿的头脑里是５个“１”。若是如此，司马懿在第六次交手时的判断就自然而然地认为诸葛亮肯定会表现出“１”来。
人的头脑会记录对手前几次交手的历史，这是人学习和吸取经验教训的必然，没有这种学习，人就不会进步。这很像中国足球队与日本、韩国足球队的比赛，在中国教练那里，应当有比赛的所有档案材料，在这些材料里，不仅有几比几的结果，还有射门的记录、犯规的记录、换将的记录等一大堆资料，甚至还有天气与温度的记录。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实际上还有录像资料，到了重新比赛的时候，就拿出来放一放，进行一番研究。我们常说，中国足球队有“恐韩病”，就是由于在历次比赛中数战皆输而在头脑中形成的心理病，倘若这支球队“失去了记忆”，忘却了与韩国足球交手的历史，那么，新的队员就不可能一上场就产生“怕”的感觉，而可能变成一只只不怕虎的初生牛犊。
这种与对手交手历史的记忆不会太长，一般说来，光靠头脑来记也就是３～４次的印象最为深刻，再往前数就很淡漠。当然，一些太重要的、有着某种深刻烙印的记忆会永远保存，那是因为那一次交手对“我”的刺激太深刻了的原因。
司马懿头脑里的历史“记录”对不对呢？肯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