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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点多钟了，这是早上。淡红的阳光呈温暖的样子，落在休息室后面的厂房上。几角更高的屋檐把阳光遮掩成几种模样怪气的阴影形状，平面地斜落在往下的屋顶，与休息室屋顶的平，形成对比的错落。有什么东西在逼近，在唤醒些什么？我想那就是图形的力量。
经过窗户，往休息室里看，只能看见石灰的玻璃和自己突兀的影子。里面也看不见外面。从东边转到北边要经过休息室的一个角，只能够侧身，外面一跟四方形的柱子撑着料坑厂房。转弯，四十五个巨大的料坑一字排开，往西，往西，一直往西的排开，上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矿石。休息室与料坑一墙之隔，西边只露出了半堵墙，窗户几乎隐在了水泥柱后面。
窗棂与墙之间裂开了一条缝，从水泥屋顶以下开始裂开，从墙开始的地方弯弯曲曲地一直往下，走得很艰难，十年了，好像一直在往下走，走到齐人高的头部时，那裂缝似乎有些收敛，缝窄了点，可比上面的缝更明显，我们经过时，喜欢把手上的烟蒂往里塞，大部分是冒着烟的，我不抽烟，就塞口香糖。缝在快到达休息室的门框时，它就以罕见的线路往上走，是那种突然的掉头，使人想到逃跑这个词，往上几十厘米，它又流水般往左掉下去。
这扇门一般是不开的，理由是灰尘太多，实际上大家心照不宣是在防止某个积极的领导突然推门进来，看到大家在睡大觉，这多不好的。我们开动机器的时候，西边的门就会虚掩上。现在门还是关的。现在还是早上。
西墙一年四季没有阳光。有些杂物不合适宜地出现在墙根部。那些白的纸或者是烟盒，在石灰的白中很耀眼。
转到休息室东边，就完全没有光线了，这是一间很大的工作厂房，不高，很压抑，四面是墙，只有三个长长的通道可以进出。一般的人进来了，是很难找到出口的。里面一年四季亮着两盏一百瓦的白枳灯泡。这是石灰窑的重要工作场地之一。
通道这边的最尽头，东北边有两扇门成垂直的角。一扇是窑长的工具房，房间不大，与火车车厢差不多，里面堆放着各种可以维修石灰窑设备的工具，我也有一把钥匙，窑长说每个班长要自己修理一些机器的小问题。
另一扇摇摇欲坠的灰色门，就是进入休息室的正门。它像一个含蓄的故事隐在文字的中间，不易被人读出，它在冷静的灰色调中，无所事是地随意让人关上或打开，它不会在意什么礼貌礼节。我们一般是踢门而入。每次我们都是尽心尽意地工作，劳动完了，就假装生点气，踢踢门，装出风风火火的样子，发几句玩笑的牢骚，用脚踢开门，又用脚把门重重地关上。
我们发牢骚的动作与门差不多，松了一个螺丝，好像就会掉下来，但始终不会有什么变故。我们石灰窑有二十四个固定工人，从工作到退休，基本上是来了的就没有提出再离开。我们三个人是十五岁左右进来的，原来说等身体养壮实了，就去电炉上班，可十年了，没一个人走的。后来，罗成因为他爸爸的原因，才在第十一个年头的时候调走。这扇门也是，它每天好像都是摇摇晃晃的，可它一直这样，根本不要考虑它会倒。一直要等到年底的休息时间，窑长才会来修门，他边用力地钉着钉子，一边会责难四个班的班长越来越懒，敲个钉子都要等他自己来弄。
门上一条斜的铁梯子通向石灰窑的二楼。那里可以直接上到休息室的屋顶。
站在休息室的屋顶，清晰地看见休息室西边十一层楼房高的石灰窑，在它面前，休息室就是它日积月累的一块灰尘，附在石灰窑的跟部，毫不起眼。初次到石灰窑来的人，都会忽略这块不起眼的大灰尘片。
休息室的屋顶与地上同样的塌实，时间一久，我们对这屋顶的每一块水泥预制板熟悉到它们哪些能够承受很重的重量，哪些地方最好不要去砸。
我是丁班的班长，有些时候，我一个人会爬上石灰窑的最高层，发现探测线有问题，就要叫躺在休息室里的同事出来放线。我再大的声音喊他们，他们永远也是听不到的。我就在十一层的石灰窑顶层，稍微转一转，通常可以找到一块废弃的铁或者是大半截耐火砖，我就从窑顶上仍下来，沉重物重重地砸在休息室屋顶上，沉闷的声音可以让休息室里的每一个人听到，他们大叫着“不要砸了”，跑到那条落满樟树叶的路上就可以看到我，我在窑顶上用手势来表示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石灰窑最底层的四个方向都有一层与休息室屋顶一样的水泥板，只是各自高低大小不一。进出这些屋顶的惟一通道是石灰窑工作场地的各种窗户，每一扇窗户基本上都只剩一个窗户木框，玻璃是没有的，偶尔还可以看见窗户中残留在里面的半跟窗户木条，它直直的垂下。我刚才为了不弄出声响，手才稍稍碰上了它，大部分时候，所有人都会忽略它，好像它是一扇高出地面半个人高的一扇门。
十年了，我经常绕着休息室的四个方向安静地转圈。坐在休息室的屋顶是常有的事情，一座就是一个小时。选择一块稍微突出的水泥，很多次，我选择的几乎就是稍微靠近东边的这块水泥，坐在这里可以看出很远，上班和下班的工人。很多时候就那样坐着，什么也没有想。
与我不远的前面，一株说不上名字的植物从石灰水泥中长了出来，下部的枝叶最多，细细长长地向上生长，一片片石灰叶子，比绿色更招人喜欢，好像这是一株生长石灰叶子的植物。它稀稀疏疏地高出屋顶，摇曳在石灰窑的墙壁不远处，像那些飘扬的石灰。走过去，折一根枝，石灰已经完全像皮肤一样紧紧地吸在叶子上，它们是不会因为剧烈的扯动而掉落的。手上有绿色的汁，湿湿地从断口浸出来。另一截在植物上的断口，没来得及适应用绿色来看这个世界，参差不齐的眼神里表情突兀，甚至是惊讶。
我跳出窗子，噔噔噔地下楼，只要我按下开关，密集的石灰飘起来，马上就会为那株植物完好地包扎好伤口。
我拿着那断枝，踢开休息室的门，大叫着，“同志们，做事啦，做事。”
唐朝晖，作家，策划人，湖南湘乡人，现居北京。《青年文学》杂志编辑部主任。出版有作品集《勾引与抗拒》、《心灵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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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克芳 继 父
高克芳
永远也难以忘记，1986年那个秋日的黄昏，一场车祸夺取了父亲的生命，那年，我9岁，妹7岁，弟5岁。
那天，已经晌午了，我和母亲还在地里刨地瓜。我用镰刀把地瓜秧从根部割下来，再拉到地边，母亲便顺着地垄用镢头刨，每刨一下，就有几个圆滚滚的地瓜在地垄里打转儿。
庄户人家就是不容易，春天耕地、播种，夏天锄草、捉虫，到了秋天收地瓜的时候，若赶上个阴雨天，眼看着雪白的地瓜干烂成一滩稀泥，那滋味，比割庄家人的肉还难受。我看看天，阳光又点暗，团团灰色的云彩在天空中飘着，母亲说：“天不太看好，你爹也不知啥时候才能回来，咱快点干，要是雨淋了地瓜干，你明年就不用上学了。”
我嘟着嘴，看看近处山坡上那些采野花玩的同伴们，心里盼望着父亲能快点回来，父亲是我们十里八村识字最多的人。听奶奶说，父亲念了十几年书，那课本都要堆半间屋，他考上了大学，可没去成，听说被城里人顶了。父亲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三天三夜，最后城里来了一些干部，父亲就跟他们回了城，在县中学教书。可后来，母亲生下我，奶奶见是个丫头，就哭了，她想抱孙子，于是母亲就生了妹妹和弟弟，父亲就不去城里教书了，人家都说他是因为计划生育被开除了。
父亲不去城里教书，却去城里卖了牛，买回台拖拉机，红车头、蓝拖斗，一次就拉一座小山似的东西，比用肩挑和牛车可快多了，又省力气。昨天一大早，父亲就开着拖拉机去给人家耕地去了，整个秋天他没闲着，这家请他运东西，那家请他耕地，还有人为了争着请他吵了起来，这样一来，所有的农活都落在了母亲的身上，母亲的确太累了，一进秋天，掰玉米、刨花生、种麦子，一套一套的活使她气了来不及喘匀一口。
想着想着，我又不禁埋怨起父亲来，一边还期盼着他早点回来，可是父亲再也没有回来，在回来的路上由于道路崎岖，车翻了，把父亲压在了车底下，他再也没有醒来。
最后一眼看见父亲，他已经被换上了新衣服，安静地躺着，坚硬的头发，高挺的鼻梁，微微闭上的双眼中间是紧锁的眉头，他像平时睡着了一样，可是任我怎么呼唤，却再也没有应答。
无情的车祸夺去了父亲的生命，本来就拮据的家庭像被抽去了支柱，根本无法继续。当我们从生离死别的悲切中稍微平静一些后，亲友们便纷纷为我们一家考虑，想要给我们找一位继父，母亲看着年幼的我们，无奈的答应了。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继父背着行李走进了我们的家门。他个子不算很高，但很结实，带着一脸憨厚的笑容，我和弟弟妹妹睁大无知的眼睛，躲在母亲的身后，他笑着把他们拉出来，给我们往手里塞香甜的点心。
新婚之夜，他把新郎应吃的荷包蛋，塞到我们的嘴里，我们怯怯地，遵照娘的吩咐叫他“爸爸”，他高兴地应着，脸上有一层红晕。
第二天一早，他就换上了旧衣服，干起挑水、劈柴的家务活，垒好坍塌的院墙，填平院里的坑洼，将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
爸爸是一个煤矿工人，在离家有80里的煤矿上班，每个月有5天的休息。于是，每隔半个月，他就骑着自行车回家来，每次回来，他总是会给我们带一些好吃的，有点心、糖果、或者肉，他很细心，记住我们姐弟几个的爱好。上班前，他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