碱土的穷山，在心事和想象中生动地变移。
我喜欢这陶醉的感觉。此刻，我对面的墙壁，现出了层层石渣硬土。一股青袅袅的香烟，对着怀抱，旋绕着飘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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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斌 母亲已乘黄鹤去
2006年12月1 日，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个日子，妈妈走了。
正在做晚饭的时候，电话铃突然想起，侄儿轩轩的声音传来：“三姨，姥姥不行了！”我的心剧烈地抖了一下，因为前几天似乎就有强烈的预感。“抢救啊！赶快抢救！！”——“已经叫了九九九，正在抢救！”我急如星火，竟然忘了穿毛衣，披了件大衣就冲到夜晚的寒风里。
在寒风里抖了七八分钟，竟然打不到一辆车！坐地铁！刚刚走进地铁的站口，手机又响了：“三姨，你直接去积水潭吧！”“什么？这么冷的天还要把老人折腾到积水潭？把大夫请到家来抢救，告诉他们我愿意出双倍的钱！”“……三姨，不是的，姥姥……已经走了，抢救无效，已经宣布死亡了……”我的双腿一下子奇怪地软了，走路就象在水上飘，我机械地走进地铁车厢，听见轩轩在说：“三姨，你直接到积水潭后面的太平间吧，等着你来挑寿衣呢！……”
然后，就再也听不见了。
第一眼看到的是妈妈的手。妈妈的手，曾经那么丰腴、漂亮、秀气的手，现在干瘪得挤不出一滴汁水，是那种干裂的土地的颜色。妈妈的脸是灰白的，大张着嘴，似乎还想向上天要一口气，只要有这一口气，妈妈还能活，可是上天就是这么吝啬，他再不肯把这一口气给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了。
妈妈的身上，依然盖着那条家常的旧被子，身上穿的，依然是那件旧毛衣。不知给她买的那些新衣裳，新被子上哪去了，还是因为她舍不得穿，舍不得盖？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大约是憋得太久，已经滚烫，那样滚烫的泪一滴一滴落下来，好象能够熔化金属，但实际上无比寒冷——在太平间里化成一股白色的水汽，令人寒冷彻骨。
我什么都不懂，一九八二年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太年轻，一切都是姐姐说了算，可现在一个姐姐远在外地，一个姐姐远在美国，弟弟全家和侄儿轩轩，四双眼睛都在看着我。
我说：寿衣当然要最贵的，最好的。
太平间的师傅立即把最贵的拿出来，是紫红绣凤的，凤凰是机绣，做工粗糙，土得掉渣，否定。
然后又把各种寿衣统统拿出来：选定了一套紫色绣万字花的，师傅说，老人西行应当铺金盖银，一看，果然垫的是金色，盖的是银色，就点头要了。穿了一半，轩轩突然跑进来说不行，他说姥姥高寿应是喜丧，按规矩要穿大红的衣裤，告诉我医院附近有卖寿衣的，可选择的很多。
挑寿衣挑到手软。终于挑到一种真正的大红，手工绣花，福寿字，缎面，金丝绣的垫子，上下有荷花寿字如意，紫红绣梅兰竹菊缎鞋，最满意的是我把那条盖被换成了一条银色绣古画的，上面还绣着驾鹤西行四字草书，雅致且古色古香。
母亲的脸经过淡装和修整，变成了生前的模样。
我是最不被母亲待见的一个孩子。这大概是因为我虽然外表温顺，但其实又倔又拧又叛逆。很小的时候便显出这个特质，譬如有一个下雪天，和姐姐们一起到外面玩，把新棉袄全都弄湿了，妈妈说该打，就让我们三人伸出手，由爸爸用尺子打，大姐二姐还没挨上就哇哇哭了，求饶。我却被尺子打到手肿还坚持着：“就出去玩！就出去玩！”含泪咬牙不哭出声——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可惜这句老话在我很大了才知道，那时我早已改不过来了，于是这辈子也就只有吃亏。
小时候我只上过几天幼儿园，阿姨说，走，我们看小鸭子去！我们就排着队走过院里（现在的北方交大，那时叫北京铁道学院）那条石子马路，那条路可以路过我的家，我远远就看见了妈妈在门口晾衣裳。门口有两根晾衣竿，形状有些像单杠，中间系四根铁丝，这两排房的衣裳就都晾在这儿。对我们来说晾衣竿还有一重功效，就是当作单杠悠来悠去，比谁悠得高，比谁做得花样多。
那一天，我毫不犹豫地向妈妈跑去。尽管阿姨说，不上幼儿园的都算野孩子，我却是宁肯做野孩子也不上幼儿园了。这大概是我的第一次叛逆行为吧，当时我三岁。
五岁之后，我的生活似乎一下子坠入了阿鼻地狱。这原因当然是因为弟弟的出生。弟弟是当时父母两系唯一的男孩，在父系，伯父没有孩子，叔叔还没结婚，当然弟弟是徐家第一个男孩；而在母系的说法就更多了，姥姥原来有个唯一的儿子，就是我们的舅舅，死于战乱，姥姥家虽然是大家族，但是她亲生的孩子只剩了母亲一个。姥姥与妈妈的重男轻女世所罕见。有了弟弟，我就被她们抛弃了，并且抛弃得如此彻底。这对于一个敏感的女孩来说，真的就是地狱，何况，在弟弟出生之前，我是被宠爱得太过分了一点，按照母亲的话来说，就是“要星星不敢给月亮”。
十一二岁的时候我曾经在大学生练习射击的时候跑到打靶场，希望有一颗流弹飞来结束我的生命。我幻想着妈妈会为我的死流泪，于是我终于得到了自己生时无法得到的爱，每每想到此时，自己就被自己幻想的场景感动得热泪盈眶。
也屡屡想向妈妈证明自己：学习好，门门功课都是五分，得各种各样的奖，少先队大队长，优秀少先队员……这一切在妈妈看来，统统是零。有一次学校朗读比赛，我朗诵的是《金色的马鞭》，得了第一名，回来把奖状给妈妈看，妈妈却不屑一顾，只叫我快去清扫炉灰——那时，家家都在烧煤球炉子。
伯父有一回去苏联回来，带回了三件布拉吉，一件白底子青果领，有极鲜艳的绿叶红花，是樱桃那么大小的花，在那时的我看来，真是漂亮极了。这件最大，给了大姐。一件是乳白色的亚麻布，领子和袖口都镶了蓝白格的大荷叶边，很洋气的，给了二姐。我的那件是白色泡泡纱的，在胸口镶了一圈鲜红的缎带，插进镂空的花朵里，丝线挖嵌。照妈的眼光来看，这件是最好的，可是没过几天，吃晚饭的时候，弟弟就偏偏打翻了酱油碟，我的新衣裳就染了一块斑，我哭啊哭啊，我知道新衣裳是不能再复原的了，可我想要父母说一句话，说一句公允或者同情的话，这句话没有等来，等来的是一顿老拳，孩子的心就那么容易被伤害。我其实一直都在做一件事：证明给妈妈看。但最终我失败了。终于明白了我要的是不可能得到的，连上帝都不可能公平。
我的童年，就像那件泡泡纱的裙子，在红白相间的美丽上面，染了一块斑。
但依然要感谢妈妈。她是我最早的启蒙老师，因为她，我学会了画画、唱歌、绣花、织毛衣、钩网袋、编杯子套……有一回她翻箱子，翻出年轻时候描的花样儿，竟厚厚的有一叠，大多是花草，也有怪怪的，譬如有一幅样子，是一朵半开的花，花心里有一美人的脸，是侧面，有长长的睫毛，我看了喜欢，就学着绣。妈妈有满满一匣丝线，大概有十几种颜色，好看得不得了。尤其是茜红色和淡青色两种，简直柔和得像梦，后来竟再没见到那样的颜色。妈妈给我一小块白色亚麻布，我小心翼翼地拓下花样儿，用绣花绷子绷了，用了一下午的时间绣好，花瓣用了水红，叶子用了苹果绿，美人的嘴一点鲜红，自以为好看得很，然而姥姥把她年轻时绣的茶杯垫拿出来，我一下子就傻了——和那样的精工巧制相比，我的作品实在乏善可陈。
十五六岁时又给妈妈织了一件毛背心，是紫红和雪青两色线的，织成玉蜀米花样，并不怎么好，几年之后，却仍见她穿着，心里便有种莫名的欣喜。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四个早已长大成人，回忆往事的时候，妈妈总是很喜欢听我们讲，但是很奇怪，所有的记忆都有偏差，生活，就象是《罗生门》，每人眼里都有自己的真实，所以每每回忆起来，总要吵成一片。
妈妈是北京铁道学院（北方交大前身）四五届管理系的毕业生，当时的管理系，只有寥寥几个女生。妈妈的英文很好，我看过她保留下来的英文作业，那种花体字的英文细如发丝，我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妈妈写一笔好字，留下墨宝不多，却件件珍奇。妈妈写了六十年的日记，直至去世前几天，还在写，那样工整的蝇头小楷，现在的人，怕是怎样也不会有这个耐心了。
告别的那一天，我们电视剧中心的领导去了，送了三个花圈，他们说，你妈妈的相貌好慈祥啊！妈妈的遗象在微笑着，音容宛在。最后的时刻，从美国赶来的姐姐握住妈妈的手，唱了一支小时候妈妈教给我们的歌：春深如海，春山如黛，春水绿如苔，白云快飞开，让那红球现出来，变成一个光明的美丽的世界，风，小心一点吹，不要把花吹坏，现在桃花正开，李花也正开，万紫千红一起开，桃花红，红艳艳，多光彩，李花白，白皑皑，风吹来，蝶飞来，将花儿采，倘若惹得诗人爱，那么更开怀！
我们一起加入最后的合唱，柔和低缓的歌声中，母亲的灵魂驾鹤西行了……
徐小斌，著名作家、编剧、画家，北京人。出版有《羽蛇》、《敦煌遗梦》、《双鱼星座》、《迷幻花园》、《德龄公主》等作品，另有《徐小斌文集》五卷本行世。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等多种奖项，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日等国文字在海外发行。
梁晓声 玻璃匠和他的儿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城市里总能见到这样一类游走匠人——他们背着一个简陋的木架街行巷现，架子上分格装着些尺寸不等、厚薄不同的玻璃。他们一边走一边招徕生意：“镶——窗户！……镶——镜框！……镶——相框！……”
他们被叫做“玻璃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