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文学》又陆续发表了几篇有关补充意见的文章。
后来充和与汉思决定为《传记文学》特别撰文，以详细说明胡适先生当年如何在他们伯克莱家中为当地朋友们题字的全部经过。否则他们担忧，将来若“读者不察”，他们两人将会永远被误认为是胡先生与曹女士之间的“红娘”。
充和一直很喜欢和朋友们提到这一段佳话——说穿了，那只是一个有关作伪者炒作文本惯技的插曲。其实只要把胡适在《曲人鸿爪》中的题字和最近发现的“情诗手迹”一比，其真伪立刻会显明出来。除了抹去“贯酸斋的清江引”等字样以外，“情诗手迹”还用了伪造的“胡适”图章——例如，该图章中的“胡”字多出一划，“适”字少了几划，其篆法也不对。事实上，胡适先生所用的图章是他的老友韦素园先生所刻，而1956年12月9日当天所有三十多幅题字也全是充和帮忙加盖的，所以至今她记忆犹新。
奇妙的是，本来充和所收藏的《曲人鸿爪》乃是为了记录曲人们的故事，但无形中，它却变成了一份最可靠的书法墨迹之鉴定本。所谓“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没有比这种跨学科的事例更有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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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项馨吾
搬到东岸后，充和最感欣慰的是，又与老曲友项馨吾先生（1898—1983）常在一起唱和了。项先生乃一著名昆曲家，早年曾得俞振飞之父俞粟庐先生指点，先是唱旦角，后转唱官生。他唱法细腻，兼擅吹笛。抗战期间在重庆，项馨吾先生与充和共同发起重庆曲社，两人常同台演出（当时项先生任重庆中央信托局局长）。他们曾一起演《牡丹亭》——项馨吾先生扮小生柳梦梅，充和扮杜丽娘。此外他们也合演《长生殿》，由项先生扮演唐明皇，充和扮演杨贵妃。
没想到过了二十多年，在四处奔波之后（项馨吾先生于1947年移居美国，一直忙于从商），两人又有机会在美国东岸同台演戏。1963年，他们一起在纽约的Flashing Institute上台公演《长生殿》的《惊变》。演出本《惊变》又名《小宴惊变》，原取自《长生殿》的第二四出。前半场自《粉蝶儿》至《扑灯蛾》的部分称为《小宴》，后半场称为《惊变》。该出描写唐明皇与杨贵妃正在御花园中照常游乐，却突然晴天霹雳，传来安禄山叛变的消息，于是唐明皇大惊失色，急忙出奔的窘状。
那次演出完毕，项馨吾先生感慨万千，于是就在充和的《曲人鸿爪》书画册里抄下《惊变》里的《粉蝶儿》一曲：
天淡云闲，
列长空数行新雁，
御园中秋色烂斑，
柳添黄，
减绿，
红莲脱瓣，
一抹雕栏，
喷清香桂花初绽。
同时在题款中，项馨吾先生也写下一段回忆的文字：
回忆童年时，先父游沪南半淞园，余随侍焉。园内溪桥小邱，筑亭翼然。髯翁三四倨坐亭内，依笛而歌，声韵幽扬，余闻而神往。先父戏令试嗓，某翁授以“天淡云闲”四字，瞬能和笛，引吭高歌，众叹可造。从兹沉湎曲事，几近五十年，未敢间断。今春约充和同上氍毡，合奏《小宴》，允称海外韵事。但余迷增形衰，唱来叫天天不应，则当年情景等成黄花矣。因录《粉蝶儿》以奉充和知音。项馨吾，时年六十有六。
以上题款表达了一位移居海外的艺术家，对昔日美好时光消逝的怅念。项先生称充和为“知音”，更加点出了友谊在人生道路上之可贵。
1978年夏，项馨吾先生终于有机会回国探亲，先后与各地曲友相聚（包括周铨庵、俞平伯、胡忌诸位），并演唱大官生，也为友人吹笛伴奏。那年11月间，他和大陆曲友们一同到南京江苏省昆剧院看戏，被演出的《寄子》一出感动得痛哭流涕。当时充和的二姐张允和（北京昆曲研习社主任委员）正好在场，于是有感而发，就写了一首诗赠给项老：
闻歌寄子泪巾侵，
卅载抛儿别梦沉。
万里云天无阻隔，
明年花发觅知音。
1983年5月，项先生以喉癌病逝于纽约，享年八十五岁。
此后充和仍与项家子女保持密切联系。例如，项先生的女儿项斯风女士（她从前曾与充和登过一次台，串演《牡丹亭》里的春香），最近（2009年9月30日）就带了家人一起来拜望年高九十七岁的充和。
下编 曲人在台湾
十 蒋复璁
蒋复璁先生（1898—1990）是曲学大师吴梅先生的弟子，很早就精通昆曲，会演唱生、旦、净、丑各种角色，他毕生推动曲事，是昆曲界的一名大功臣。同时他也是充和多年的曲友，1940年代两人在重庆时就因唱曲而相识了。
但一般人大多不知蒋先生在曲学方面的贡献。这可能因为他一向以图书馆学专家著称，尤以保护古籍出名。抗战期间（1940年）中央图书馆在重庆正式成立，他即受命为首任馆长。次年他曾冒生命之险，暗自潜往沦陷地区上海，抢救出大量的珍贵古籍。后来到了台湾，他又被聘为“中央图书馆馆长”。1965年以后，他开始任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
就在1965年蒋复璁先生刚上任“故宫博物院”后不久，充和正好与夫婿汉思一起到台湾休假（那年傅汉思教授获美国的Guggenheim奖金，到中国台湾和日本做学术研究）。就在那一年，蒋复璁先生经常为充和安排表演昆曲的机会，并把充和的昆曲艺术介绍给台湾的艺术爱好者。同时，他也把“蓬瀛曲集”的诸多曲友介绍给充和，无形中在台湾兴起了一股重振昆曲的风潮（当时充和的大姐元和女士和她的丈夫——即著名昆曲家顾传玠——恰好也在台湾。据说元和经常粉墨登场，屡获好评）。
1965年9月6日那天，蒋复璁先生首次安排充和在“故宫博物院”表演昆曲。那天充和演唱《刺虎》，许多台湾昆曲界的人都前来捧场，可谓盛况空前。当晚表演完毕后，蒋先生十分兴奋，立刻就在充和的《曲人鸿爪》书画册上题诗一首：
莫言绝奏广陵散，
法曲绕梁一破颜。
吾道西行功不浅，
中兴同唱凯歌还。
同时，他也在题款中说明他数年前与充和在重庆偶然相识的经过：
抗战中，于顾一樵先生席上获见张充和女士。蒙为擫笛，唱《弹词》一折，匆匆廿年，重晤于此。听歌《刺虎》，裂帛穿云，非同凡响。盖偕见夫婿傅汉思博士自美讲学归也。因成一绝以应雅命。涂鸦弄斧，殊自哂也……
蒋先生的题字无形中激起了充和的回忆。直到今天，充和经常想起当年在重庆时，大家一起在顾一樵先生家中召开曲会的情景——原来，那天曲友们提议要由蒋复璁先生唱《弹词》，但一时却找不到伴奏的人。所以，顾一樵先生就对充和说：“今天老先生唱曲，没人吹笛，你来吹吧！”
就这样，充和很幸运地认识了蒋复璁先生。
因为蒋先生一直身居显要，他后来在台湾对昆曲的热心提拔，使得昆曲艺术从此在台湾生根，其贡献不小。
对充和个人来说，1965—1966年间她的台湾之旅，也因为蒋复璁先生等人的帮助，而成了更加有分量的“昆曲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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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郑骞
台湾高校的曲学教育乃由郑骞先生（1905—1992）和其他几位大陆迁台的学者们——包括汪经昌（见以下第二八节）和张敬等先生——开始的。从前郑骞先生在北京时，专攻戏曲史，曾与林焘先生（见第三五节）等人参加燕京大学曲社。抵台之后，郑骞遂与张敬女士（她从前是罗常培先生的学生，见以上第六节）一起在台湾大学教词曲课程，并成立了台湾大学昆曲社，培养了许多学界中的曲学学者——如曾永义、罗锦堂、王安祈诸位。
由于书法家沈尹默先生的关系（郑骞先生曾收集了许多沈先生的书法作品），充和早已结识郑先生。1965年夏天，充和抵台湾不久，即拜见了郑骞先生，并请郑先生在《曲人鸿爪》书画册中题字。郑骞先生当下即在那册页上抄录了一首《南吕一枝花》（取自旧作《李师师流落湖湘道》杂剧）：
身住在荒村野店中，
心悬在凤阁龙楼下。
眼前新寂寞，
梦里旧繁华。
追想起往日生涯，
才信春无价。
谁念我飘零似落花，
倒不如裴兴奴明月船空，
还有个知音的白乐天青衫泪洒。
充和最欣赏那句“谁念我飘零似落花”，因为它写尽了一位曲人流落海外的情怀。
十二 毓子山
毓子山先生（原名爱新觉罗·毓巙，1925— ）是著名昆曲家爱新觉罗·溥侗先生（1877—1950，又名红豆馆主）的儿子。在其父影响下，毓子山先生自幼酷爱昆曲，能唱能作，后又赴日本习画，可谓多才多艺。1949年到台湾之后，他开始参加张元和女士的同期曲会，后又加入蓬瀛曲集的阵营。他经常参与昆曲演出活动，最擅长的戏包括《八阳》（《千忠录·惨睹》）、《小宴惊变》（《长生殿》）等。
有关《曲人鸿爪》书画册，充和一直颇感遗憾的是，从前没有机会请溥侗先生在上头题字（原来，1930年初充和经常到溥侗先生家中向他学身段，但当时还没开始有先生这套书画册的构想）。所以，1966年元旦那天，当她看到溥侗先生的儿子也出现在曲会时，一时喜出望外，立刻摊开《曲人鸿爪》，请毓子山先生题字。
或许是充和的请求太突然，毓子山先生一时不知写什么是好，面对册子上的白纸，踌躇了好久。最后只好勉强借用杜甫的名句，将之改写成以下两句：
清音应属天上有，
人间那得几回闻。
没想到，充和却很欣赏他改写的“清音”两字（杜甫原诗用的是“此曲”二字）。原来，充和最喜欢“清唱”，以为清唱比登台演出更有情调。
那次充和回美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