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写了不少评论文章。不过，这其中有一个细节很耐人寻味。黄禹锡造假事件最初是由韩国的一家电视台（MBC）报道出来的。这家电视台采访了与黄禹锡合作的美国匹兹堡大学的有关机构，拿到了黄禹锡涉嫌学术造假的若干证据。可是，当这家电视台将自己的采访所得公之于众的时候，它得到的不是喝彩声，而是*声——从韩国政府到韩国民众一致声讨这家电视台，说它污蔑韩国的“民族英雄”黄禹锡。韩国民众上街*，支持黄禹锡，声讨MBC，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MBC不得不出面道歉。值得庆幸的是，不久，黄禹锡学术造假事件被证实了。MBC由此才逃过一劫。
我的问题的是：韩国MBC报道的是真相，为什么还会惹得民众如此不满？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媒体报道了真相，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为什么还要承担如此巨大的风险？作为学者，王小波、李银河研究同性恋问题无可厚非，而且同性恋人群和同性恋文化确实存在，为什么他们在当时也要遭受打压？这样的追问，一下子就涉及到了“信使”（从某种意义上讲，媒体也好，学者也罢，都是整个社会的信使）“报喜”还是“报忧”的问题。如果明确了“报喜得喜，报忧得忧”的原则，那无疑等于承认了自己是花剌子模国君王，而我们的社会就是花剌子模国的翻版。这会让所有的人沮丧。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花剌子模国已经被成吉思汗的大军灭掉了。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不想重蹈花剌子模国的后尘，所以，我们对“信使”的要求是：报真不报假。这一点，在理论上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出在现在实践中。在实践中，“报喜不报忧”成了许多“信使”心照不宣的“秘笈”。在这一“秘笈”的指导下，很多揭露性报道胎死腹中，很多批评性文章难见天日。王小波、李银河发表关于同性恋研究论文的遭遇不过是“花喇子模信使问题”之一例，凡是有过媒体工作经验的人，或者是关注过新闻媒体的人，几乎都可以举出若干类似的例子。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信使待遇”问题（2）
为什么会这样？王小波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没有回答。倒是胡适和雷震的一段谈话有助于我们解答这个问题——起码我是这样认为的。
1949年以后，蒋介石逃到台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台湾国民党提出了‘*’的口号，并以此为借口实行专制统治。为了加强对报刊的控制，国民党台湾当局除了做出“限证”、“限张”、“限印”的“报禁”规定外，还以触犯刑律为由对一些报刊和报人进行制裁。这期间最著名的就是《自由中国》案。《自由中国》创刊于1950年7月，最初的发行人是胡适（后来胡适退出），实际上由雷震主持。在雷震的主持下，《自由中国》发表了不少反对军队党化，反对成立“中国青年*救国团”和反对特务统治的社论，主张“建立自由*的社会”和“使整个*成为自由的中国”。因为这个刊物反映了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观点，所以在知识分子阶层有着较好的口碑。1960年初，雷震一方面准备另组*以对抗专制的国民党，另一方面又在《自由中国》上发表《*不是黑暗统治的护符》、《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代》等社论，指责国民党专权，反对蒋介石连任第三任总统。雷震的文章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忌恨，被扣上了“倡导反攻无望”、“为*作*宣传”等罪名，雷震本人也于1960年9月被抓起来关了十年。
李敖先生讲，在被抓以前，雷震就跟胡适有过一段谈话。雷震讲：胡先生，我们回不去大陆了，这不是真的吗？为什么讲了真话，别人还误会我们？怎么会发生这个现象呢？难道不许我们讲真话吗？
胡适就说：你们办的杂志讲了真话，这没有错；台湾这批人回不去大陆了，这也是事实。可是你不要忘记，想回大陆是很多人的一个梦。由于你雷震，由于你办的《自由中国》杂志，你把这个梦给摧毁了。因为你摧毁了别人的梦，所以他们就要把你抓起来。
胡适不愧为思想大师，话一下子就说到了点子上。“因为你摧毁了别人的梦，所以他们就要把你抓起来。”“花喇子模信使问题”至此应该有个合适的解释了。因为你MBC摧毁了韩国人让黄禹锡这个“民族英雄”拿诺贝尔奖的梦想，所以，一些韩国民众就要声讨你MBC；因为你雷震摧毁了蒋介石“*”的梦想，所以蒋介石就要把你雷震给关起来；因为王小波、李银河摧毁了有些人认为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同性恋人群”的梦想（教条），所以，这些人就要打压你王小波、李银河。
对专制暴君和愚昧民众（专制暴君和愚昧民众天生就是好搭档）来说，他们根本上都是不讲道理的家伙，他们信奉的只有慈禧太后的那句话：“谁叫我一时不痛快，我就叫谁一辈子不痛快！”你“信使”报的信打碎了我的美梦，让我不痛快了，那你就要倒霉！——至于你报的到底是真还是假，那是无暇顾及的。在这种情况下，“信使”们采用“报喜不报忧”的做法显然最符合市场经济的经营理念——风险极小而收益极大。我报的是“喜”，如果它恰好又是真的，那于公于私都是美事，好处自然是大大的；我报的是“喜”，如果被识破它是假的，那也还可以用“出发点是好的”的来搪塞，怎么说也不会被喂老虎。可是，如果你奉行的是报“真”原则，一旦赶上一个坏消息，那你就随时都会“摧毁别人的梦”，都会被“抓起来”，甚至还要被喂老虎。
“信使待遇”问题（3）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呼吁：要加强舆论监督。这自然是不错的。但是，舆论监督问题说到底还要面临一个“信使待遇”的问题。我敢说，只有“信使”们不再有“被喂老虎”的危险，舆论监督的作用才能最充分地发挥出来；只有“信使”们拥有了“免于恐惧的自由”，我们的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
“尤金娜现象”
尤金娜（1899——1970）是20世纪最杰出的钢琴家之一，曾被誉为“苏联钢琴学派中的古尔德”。除了在音乐领域有天才的造诣外，尤金娜还有一副铮铮傲骨，在风雨如晦的专制气氛下，她勇敢地站出来，在一次音乐会上朗诵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不仅如此，她还敢于冒着杀头的危险致函斯大林，批评后者的*做法。斯大林当然不喜欢被别人批判，但是他却没有对尤金娜“动手”，或许是因为他的良心发现，或许是因为他太喜欢尤金娜演奏的钢琴曲了。
著名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在他口述的《见证》一书中回忆了尤金娜写信批评斯大林一事。斯大林偶尔在广播里听到了尤金娜演奏的莫扎特《第二十三钢琴协奏曲》，很喜欢，于是打电话到电台索要。但是电台并没有这首乐曲的唱片，他们不过是实况转播了一场音乐会而已。可是他们不敢向斯大林说出真实情况，于是只得连夜召集尤金娜和乐队为斯大林“特别录制”。当时，除尤金娜之外的人都被吓坏了，指挥根本无法工作，连换了三位指挥才把这张唱片录完。不久，尤金娜收到了一个装有两万卢布的袋子。有人告诉她，这是在斯大林的明确指示下送来的酬金。尤金娜不但不对斯大林的赏识表示感激，而且还写信把斯大林给臭骂了一顿。她在信中说：“我将日夜为你祈祷，求主原谅你在人民和祖国面前犯下的大罪。”据说，等斯大林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有关部门把逮捕尤金娜的命令都拟好了，只要斯大林“稍微皱一下眉头”，他们就能叫尤金娜“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斯大林一言不发，默默地把信放在一边……尤金娜什么事也没有。”更有趣的是，当后来斯大林被发现已经死在他的别墅里的时候，唱片机上放着的正是尤金娜演奏的莫扎特钢琴协奏曲。
在当时的苏联，尤金娜能有如此表现，显然是非常令人敬佩的。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肖斯塔科维奇和尤金娜都是不满斯大林的音乐家，按说这两个人应该“臭味相投”才对。可是，在《见证》一书中，肖斯塔科维奇又表达了他对尤金娜的种种不满：“我为尤金娜感到难过。她是个出色的音乐家，但我们从来没有成为亲密的朋友，因为不可能。”不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尤金娜的理想主义色彩或者说是宗教色彩太浓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尤金娜便是如此，她执着于自己的信仰，她的善良、正派、勇敢和虔诚都锋芒毕露，这就使得她与世俗社会有相当的距离。甚至在肖斯塔科维奇看来，尤金娜的种种做法也“未免乖张”：“只要受一点点的刺激，尤金娜就会跪下来或者吻人的手……我也不喜欢她的衣着，像道袍。”“尤金娜总是对我说：‘你离上帝很远。你一定要靠近上帝。’”用中国的俗话说，就是尤金娜太清高了，她不仅要自己有坚定的信仰和良好的道德操守，而且还有意无意地以己度人，用同样的“高标准、严要求”来规范周围的人。这显然会让很多人不舒服。从本质上讲，道德也好，理想也罢，都应该是内敛的，而非张扬的，更非扩张的。它们是用来自律的，而不是他律的。过于扩张的道德理想总是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因为理想都是完美的，而现实则总是有缺憾的，道德总是纯洁的，而生活却充满了杂质。所以，像尤金娜一样的道德理想主义者的人生总是充满了悲剧色彩，既然他们不愿或不肯忍受庸俗的现实生活，那么，世俗社会也就看不惯他们的清高、道统或者狂狷，认为他们“脱离现实”。
作为具体的人，过于清高、脱离现实自然是不好的。但是，在特定的时期，不肯妥协、甚至是以清高至“乖张”的方式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则恰恰是一种勇敢的行为。中国历史上也有一大批这样的人。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显然是“狂狷之士”，而明朝的东林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