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百姓要严酷得多，诚可谓“皇帝一翻脸，后果很严重”。
皇帝翻脸的故事当然会有翻版，到了清朝，故事的主角换成了雍正皇帝和年羹尧。年羹尧原本是雍正的家奴，后来得到了提拔。雍正元年，年羹尧率领大军平定了西北地区罗卜藏丹津的叛乱，由此，他成了雍正初年的社稷重臣。一时间，雍正皇帝几乎把年羹尧捧上了天，一年之内，年羹尧的爵位实现了三级跳，官至一等公，位极人臣。在用人方面，雍正皇帝给予年羹尧极大的权力。在川陕，“文官自督抚以至州县，武官自提镇以至千把”，其升迁降革均由年羹尧一人决定。在生活上，年羹尧及其妻子生病，雍正皇帝都再三垂询，并赐给药品。在两人的书信来往中，雍正皇帝更是信誓旦旦，极力表达他对年羹尧的信赖。他说：“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者。”他甚至还发誓说：“朕此生若负了你，从开辟以来未有如朕之负心之人也。”可是，就在这些肉麻的话语犹在耳边之际，雍正皇帝就翻脸了。雍正二年十二月，雍正就在奏折上“敲打”年羹尧：“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致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 到了雍正三年，他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清算”年羹尧，先给别的官员打招呼，让他们疏远年羹尧，继而一步步地将年羹尧从一等公贬为庶民，最后干脆将其“赐死”。
当然，皇帝翻脸总是有些理由的。张居正也好，年羹尧也罢，他们在位极人臣、权倾一时之际都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张居正虽然是历史上有名的改革家，但他也贪污*，还好色，“内宠众多”。年羹尧的情况也大体如此。这些确实是他们的罪状，所以，张居正和年羹尧的被清算也算不上“冤枉”——谁让你们当初搞*呢？可是，我们也可从另一个角度追问：权臣的飞扬跋扈与贪污*，难道就与皇帝过分的恩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显然不是。我们甚至可以说，正因为有了皇帝的过分恩宠，所以他们才有了飞扬跋扈的胆量和贪污*的机会。再者，在封建时代，在“人治”的官场，没有几个官员能彻底地做到清正廉洁。所以，权臣恃宠而骄、贪污*才是常态，反之才算反常。可是，皇帝不理这一套。因为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所以他们对大臣的处理也就充满了极大的偶然性。既然他信任你依仗你的时候可以给你以无限的恩宠，那么他就可以在忌恨你讨厌你的时候无情地打击你，直至剥夺你的一切。这，大概才是皇帝变脸迅速的真正理由吧？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皇帝翻脸为哪般（3）
“诏狱系统”与“意图伦理”
“诏狱系统”是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柏杨先生解读司马迁的冤狱，说司马迁遭遇的就是典型的“诏狱”。汉武帝已决心屠戮李陵的全族，而司马迁还“不识时务”地赞扬李陵。司马迁的见解和汉武帝的心思发生了抵牾，司马迁就要被下狱治罪。柏杨先生对“诏狱”的解释是：“诏狱法庭的特征就是，犯法与犯罪无关，法官的唯一任务就是运用法律条文编造一个符合上级头目旨意的判决书。”对诏狱系统制造冤狱的能力，柏杨先生也有深刻的认识，他说：“司马迁不过一个中级官员而已，即令最高级官员，只要陷进诏狱系统，都不能自保。像削平七国之乱、拯救西汉王朝的救星、后来担任宰相的周亚夫，他的儿子曾购买一些纸糊的刀枪之类的葬器，预备老爹死后焚化。有人告发周亚夫私藏武器叛乱，周立刻就被投进诏狱。周亚夫向法官解释那些只是死人的用具，法官何尝不知道那是死人的用具，但他们的任务不是追寻真相，而是执行命令，只好回答说：‘你虽然没有在地上叛乱，但很明显的，你将在地下叛乱。’周亚夫只有死亡。另一位农林部长（大农令）颜异，当皇帝刘彻发行一种专门向封国诈财勒索用的‘鹿皮币’时，颜异仅只向外翻了一下嘴唇，也立刻被投进诏狱，法官判他犯了‘腹诽’大罪——虽然没有在言辞上反政府，但却很明显地在肚子里反政府。颜异也只有死亡。”
柏杨先生“诏狱系统”的说法让我想起了文艺理论上的一个术语——“主题先行”。“主题先行”论是“四人帮”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理论认为文艺创作可以先有主题思想，然后再到生活中去选择人物，寻找故事，以表现既定的主题。在这种理论的毒害下，当年的中国文坛出现了不少从概念出发、图解概念的作品。“诏狱系统”与“主题先行”论十分相似。诏狱是先定罪，再用法律条文编造符合上级意图的判决书；‘主题先行’是先定主题，再运用文艺手法去传达领导意图。可以说，‘诏狱’就司法领域的‘主题先行’，“主题先行”理论就是“诏狱”思维在文艺领域的延伸和实践。
“主题先行”的作品都是失败的，这一点有无数的例子可以证明。其原因就在于，“主题先行”论违反了文艺本身的创作规律，使文艺丧失了应有的独立性。同样的道理，“诏狱”多是冤狱，因为在‘圣旨’的压力下，司法活动的独立性也被破坏殆尽了。
“诏狱系统”是中国传统的司法操作模式之一，它的阴影直到现在还没有彻底消除，司法领域依然存在的刑讯逼供现象，就是诏狱系统不散的阴魂。“主题先行”的文艺创作在“*”前后十分流行，现在也不能说完全绝迹了。二者都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虽然应用的领域不同，但二者所采用的操作模式却是如此地相似，这不能不让人进一步追问：相同或相近的操作模式的背后是不是有着相同的思维模式？
我的回答是：有。这个思维模式就是王元化先生总结出来的“意图伦理”。王元化先生在他的《清园近思录》中曾专门谈到中国传统中的“意图伦理”现象。他说，意图伦理的思维模式要求人们在认识真理、辨别是非之前，“首先要端正态度、站稳立场”。即“解决思想问题，不是依靠理性的认识，而是先要端正态度，先要解决爱什么，恨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也就是说，先要解决“思想站队”的问题。可是，“按照认识事物的实际情况来看，恰恰应该是相反的。因为结论要从事实的分析中才能得出，正确的立场要经过明辨是非的过程才能确立。已有的结论固然可以有助于去分析未经探讨的事实，但不能改变事实，而事实却可以改变过去所获得的结论。同样，原来的立场也必须在连续不断地去明确是非的过程中得到检验，才能证明它是正确的和是错误的。否则就会流入由意志代替真理的信仰主义，形成一种宗派意识。”除了在学理上批判“意图伦理”，王元化先生还指出了“意图伦理”的现实危害，“它使学术不再成为真理的追求，而变成某种意图的工具。这种作为意图工具的理论文章，充满了独断和派性偏见，从而使应有的学术责任沦为派性意识。”说到底，“意图伦理”是一种只重意图而不讲是非对错的蛮霸思维，它所要塑造根本就不是现代的公民人格，而是一种彻彻底底的奴才脾气。奴才不需要明辨是非，他们只要听主子的话，领会主子的意图，“惟马首是瞻”就可以了。正因如此，“意图伦理”才一再地强调领会“意图”的重要性，只要你能正确地领会上司“意图”，“态度端正、立场稳定”，即便你说得毫无道理，那你也是“我们的人”，主子或组织自然是不会亏待你的；相反，如果你的“想法”和上司的“意图”发生了抵牾（就像司马迁之于汉武帝那样），那么，即便你说得句句在理，你也一样会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甚至是“敌人”。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皇帝翻脸为哪般（4）
很多人都知道中国改革经历过一场“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现在再回过头去看那场争论，我们难道看不出深藏其中的“意图伦理”吗？其中一方的逻辑显然是：你们的改革都“姓资”了，我还用跟你们讲什么道理？直接将你们这伙人当作“阶级敌人”打倒就是了。
不用讲道理，靠扣个“帽子”就能将对方置于死地，这便是“意图伦理”最上乘的功夫。经历过“*”的人们对这套功夫十分熟悉——有人用这套功夫害过人，有人被这套功夫伤害过。现在，有人对这套功夫深恶痛绝，呼吁将其废止，可是有些人还恋恋不舍，时不时就动用这门绝技。
“意图伦理”是一门诛心术，用它来整人十分方便。使用“意图伦理”的人根本不用费尽心思地“摆事实，讲道理”，只要在关键时刻断喝一声：“你这是什么意思？！”就可以轻易地将对手整垮。汉武帝需要跟司马迁讲道理吗？不需要。司马迁没有明确领会“圣意”，表错了态，这本身就已罪不可恕了；法官会跟周亚夫解释纸糊的刀枪如何成了谋反的证据吗？不会。他们只要说“你将在地下叛乱”就行了。“意图伦理”的神奇功效就在于它能迅速地推演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正当性。
补记
本文写就之际，读到了黄一龙先生的文章《又闻“两种*论”》（刊于2006年第6期《杂文月刊？原创》），文章记述了何祚庥和鄢烈山之间的一场论争。这场论争很能说明一点问题，不妨转述一下。何祚庥认为，中国矿工频频死于矿难，主要该怪他们太穷了。鄢烈山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中国矿难频发的主要原因是*。针对同一社会现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这本是正常的。可是，何祚庥先生却在一篇文章的末尾说：“请问鄢烈山先生，你们想‘证明’中国矿难的原因，‘主要是*，而不是贫穷’，其真实目的是什么？！”这句话咄咄逼人，暗藏杀机，无法不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