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日升昌票号建立于道光三年，即1823年（一说是在道光四年，即1824年）。在此之前，通过几代人的积累，晋商已经非常富有了，他们的一些大商号在山西设总号，在外地设分号，形成了连锁经营的商业格局，分号与总号、分号与分号以及商号与客户之间的大宗买卖所需的现银解运业务越来越多。这样的现银解运虽然可以雇镖局押运，可是镖局押运很费时间，保镖费用也很大，有时也并不十分安全，商业的发展已经需要一种更高级的金融业务来与之相适应了。而促成这种新的金融形式的殊荣就在落在了晋商雷履泰的身上。
雷履泰原来是山西平遥西裕成颜料庄的掌柜，西裕成颜料庄总号设在山西平遥，分号在北京。它是一家自产自销、产销兼营的颜料手工作坊。这个颜料庄在清嘉庆年间创立至道光年间已经开办了20多年，成为众多颜料庄中资力雄厚、规模较大的一家。当时山西的平遥、介休、祈县、太谷、榆次等县的商人，也在北京开设各种商店，每逢年终结帐，他们都要往山西老家捎去银两，一般都由镖局押运。这时，有人和北京西裕成颜料庄经理雷履泰商议，不从北京往老家捎银两，而是将现银交给北京西裕成颜料庄，由雷履泰在北京写信给平遥，人们持雷履泰的信至平遥西裕成颜料庄取现银，这样便省掉了雇保镖的费用。这样的事情起初不过是朋友之间的帮忙，后来要求汇兑的人越来越多，就有求兑者出一部分汇费作报酬。雷履泰感到这种兑汇生意有利可图，于是向东家李大全建议，由李大全出资30万两，把西裕成颜料庄改成了日升昌票号。
日升昌票号成立后，业务十分红火，其他晋商也纷纷效仿，票号很快就在平遥乃至山西发展了起来，到清末，山西票号在国内85个城市和日本东京、朝鲜仁川、南洋新加坡、俄罗斯的莫斯科等地设立分号400多家。中国的兑汇业务基本上由晋商垄断了。平遥的日升昌更是票号中的佼佼者，它的分号最多、业务最大、信誉最好，在当时有“汇通天下”之誉。当时，清朝的官僚、豪绅、地主、走私商人以及鸦片贩子都用票号兑汇。在太平天国运动后，山西票号的业务更是拓展到了代户部解缴税款，为清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承借、承汇商款、还本付息等，甚至卖官鬻爵，行贿的赃款都由票号“过局”。不妨举一个例子，据史料记载，兰州官钱局信用不高，1908年发生了挤兑风潮，官商不得不请平遥蔚丰厚票号兰州分号的总经理张宗祺出面维持，张慨然应允，不数日市场即“恢复原状”，可见山西票号实力之雄厚。有人甚至说，山西票号实际上就是清政府的财政部。
辛亥革命前后，现代银行业在中国兴起，这些大银行多以外国资本为后盾，票号在经营理念和营业水平上根本无法与之匹敌，更由于山西票号与清政府的特殊关系，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被推翻，山西票号迅速衰败也就不可避免了。
晋商雄厚的财力是票号产生和壮大的基础，晋商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创建了“汇通天下”的票号体系，相应的，票号的衰败也就成了晋商衰落的重要标志。辛亥革命后，随之一家家票号的倒闭，晋商也慢慢地淡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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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没有赢家的博弈
隋炀帝开通了大远河之后，后代的人们便一直利用大运河将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漕运”。到了清朝，漕运成了经济生活中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如果漕运不畅，南方的粮食不能及时地运到北京，那么京城的安定就会受到影响。为了做好漕运工作，清朝特在江苏淮安设“漕运总督”一职，漕运总督之下设省一级的漕官，这些漕官直接向漕运总督负责，不向他驻在省的总督负责。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垂直的漕运系统，这些漕运官员负责疏浚运河、雇用船员、运送粮食等事宜。
到了嘉庆时代，这个庞大的漕米系统日益*，分布在运河各码头的世袭船户、雇用水手与漕运站的官员勾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他们在漕运的各个环节上下其手，损公肥私。这样做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运粮的船费大幅上涨。同时，他们还以弥补征粮定额为借口，勒索地方政府。漕运系统与地方政府的矛盾由此产生。一些地方官员希望朝廷能放弃漕运，改用海运。这样，便爆发了清朝历史上有名的“漕运海运之争”。
这场争论最初发生在1803年，当时，漕运制度已经千疮百孔了。黄河泛滥经常破坏运河河道，延迟漕运速度。主张海运的地方官员认为，利用大海运粮，不需要每年疏浚运河所需的大笔费用，还能省下通过漕运站要交纳的“过路费”，成本远远低于漕运。可是，与漕运有联系的官员极力反对这一提议，结果，海运派在第一个回合败下阵来。1810年，争论又起，因为运粮船这时再度被延误，京城的粮食一度告急。焦急的嘉庆皇帝征询大臣们的意见：可否漕运与海运并举，“两条腿走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漕运系统的官员再次否决了启动海运的提案，说海运既不可行，也不可取。他们的理由是：海上的气候恶劣，不适宜运粮，同时海上还有海盗，不安全。当然他们最重要理由是“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漕运是祖宗之法，而祖宗之法是变不得的。
到了1815年，“漕运海运之争”再起。此时一批私营的海上贸易已经开展得红红火火了。据说当时已有3500条私营商船在通过海运赚钱，这些船只主要是把华北的豆子运往南方牟利。这就证明反对海运的理由根本不成立。私人都可组织船队通过海运赚钱，朝廷为何就不能开通海运？赞成海运的大臣认为自己的理由十分充足。
可是，这个时候，无论是运河上的商人还是沿海贸易的商人，都反对朝廷启用海运。反对的理由是基于这样的事实：运河上的粮运已大大商业化了。北上的粮船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载货被控制在私人手中（这当然是官商勾结，化公为私的结果），南下的船只则装载能获利的私盐。运河上的商人当然不愿意看着这么大的一块蛋糕被硬生生地割走。对从事沿海贸易的商人来说，他们压根就不愿让朝廷插手私人航运，因为那样意味着他们随时会受到官员的勒索与盘剥。
反对海运的官员很快就利用了上述情况，他们提出，朝廷可否开通海运应该调查沿海情况后再作决定。这个道理冠冕堂皇，谁也不能公开反对。调查“沿海情况”的结果是，沿海商人找种种借口说朝廷不宜开辟海运。结果，这次争论再次以海运派的失败而告终。
海运论战中两派的冲突在1824年达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因为这一年开往北京的运粮船队陷进了淤泥中。形势比人强，这次道光皇帝终于决定开通海运，不过得向漕运系统妥协，称开辟海运是临时性的。为了赎买漕运系统的运粮特权，道光在启用海运的第二年又拨款疏浚运河。这一举措保证了漕运系统的“财路”不被切断。运河修好后，漕运系统理所当然地收回了运粮特权，海运在短暂启用后被废止。
1845年，京城的粮食再次发生严重短缺。这次倒是没有经过争论，朝廷毅然决定改用海运。但是*低效的漕运系统依然存在，直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运河南段被太平军控制后，漕运系统才不再“工作”。而此时，距1803年的那次“漕运海运之争”已隔着40多年的光阴了。也就是说，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清朝的“海运”改革被推迟了40多年。40多年，一段多么宝贵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又该蕴藏着多少发展机会？
回顾晚清的“漕运海运之争”，我们必须说，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博弈。表面上看，好像海运派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可是，他们的正确主张被阻扰了40多年。当他们的主张得以落实的时候，整个大清帝国也已经摇摇欲坠了。就漕运派而言，他们虽然一次次地维护住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可是，他们输掉了大义——国家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他们就像一群过于贪婪的寄生虫，只知道拼命地吸血，而不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寄生虫离不开寄生体，寄生体被吸干、啃死之时，便是寄生虫灭绝之日。
“一山放过一山拦”
在20世纪50年代，《自由中国》杂志在台湾非常有名，主持这本杂志的人叫雷震。雷震主持《自由中国》整整十年，在这十年间，《自由中国》宣传自由，倡言*，与专制*的国民党进行思想斗争。斗争的结果是，蒋介石在1960年把雷震关进了监狱，关了整整十年。这便是当时震惊海内外的“雷震案”。在1961年雷震过65岁生日的时候，胡适手书了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绝句《桂源铺》赠予雷震：“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胡适此举的用意显而易见，一方面表达了对国民党打压言论自由的不满，另一方面则勉励雷震，思想自由的溪水终究是拦不住的，“堂堂溪水出前村”的日子终会到来。
由于与“雷震案”发生了牵连，由于胡适在特殊的时期所赋予的特殊寓意，杨万里的这首《桂源铺》变得更加有名——说起《自由中国》杂志，谈到雷震，人们往往就要引用这首诗。
其实，杨万里还写过一首在意境上与《桂源铺》截然相反的诗，这就是《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六首》中的一首：“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空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
乍一看，这两首诗格调迥异，前者“堂堂溪水出前村”充满豪情，后者“一山放过一山拦”则不免悲壮。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两首诗合起来体会，就会感到恰到好处。在人生陷入困顿的时刻，吟咏“堂堂溪水出前村”可以自壮自勉；而在人生得意之时，品读“一山放过一山拦”则可自省自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