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理想和激情也随之受到了挫伤甚至是玷污。理想和激情丧失殆尽之后，职业道德的底线被突破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理想和操守往往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没有操守，理想很难实现；没有了理想，操守很难恪守。
现在的新闻记者，一部分需要被监督以恪守职业操守，更大的一部分则应从前辈那里汲取精神力量，自我提升，重新背负理想与激情上路。
选择合作者的智慧（1）
文幼章（1898——1988）是加拿大的一位传教士，他出生在中国的四川，12岁的时候回到加拿大读书，1925年的时候又来到中国，长期在四川传教和教书，很有声望。1934年，蒋介石和宋美龄在江西南昌发起了“新生活运动”，企图重整道德、改变社会风气。这项运动先在江西发动，随后推向全国。1939年，蒋氏夫妇到四川抓新生活运动，他们要物色一个熟悉四川情况、有一定社会声望的外国传教士当顾问，当地的基督教组织推荐了文幼章。于是，文幼章受到了蒋介石的召见并被聘为“新生活运动”的顾问。
“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以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教育百姓要讲究秩序，服从管理，不犯上作乱；二、从改造国民的日常生活做起，规定了若干生活细节。如要拔上鞋跟，扣齐纽扣、走路要胸部挺起、邻里要和睦等；三、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标准，在“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下，绝对统一，绝对团结，绝对服从命令；四、以生活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特别是军事化）为目标，准备随时“为国捐躯”、“尽忠报国”。作为基督教传教士和汉学家，文幼章对改造当时中国颓废的社会风气、重建良好的道德规范有相当的认同。基于这个原因，他接受了“新生活运动”顾问的头衔，开始了他与蒋氏夫妇的合作。
可是，随着“新生活运动”的不断发展，文幼章发现问题远不是他想象得那么简单。光从表面上看，“新生活运动”的主张似乎是好的，可在实践操作的过程中，蒋氏夫妇是要用封建的伦理纲常来控制人民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用对民众生活细节的要求来转移人民对国民党政治*、军事无能、财政危机、文化钳制的不满。更关键的是，蒋介石还在“新生活运动”的各级领导人中间安插特务，并以“新生活运动”的名义打击中国的*力量和言论自由。文幼章认识到：自己选择与蒋介石合作、担任“新生活运动”顾问的做法实在是一个错误。于是，他给宋美龄写信，批评“新生活运动”，说“这是在搞法西斯主义，毫无价值可言。”1940年，文幼章断然辞去了“新生活运动”顾问的职务，中断了他与蒋介石的合作。这之后，文幼章除了继续教书外，还于1944年秘密接受了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任务，在中国搜集情报。
1945年1月，文幼章在重庆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结识了周恩来。周恩来向文幼章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并提出建立经常的联系，以便让更多的外国人正确地了解中国的情况。文幼章坦率地告诉周恩来：“我还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谍报人员。”周恩来回答：“这个，我们早已知道。但这并不妨碍你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此次谈话之后，文幼章果然更加“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他在进步学生的*上发表演讲，批评国民党的*统治。1946年，他应周恩来的邀请，推迟了回国的时间，留在上海，帮助共产党编辑英文刊物《上海通讯》。这份刊物免费发放给英语世界的知名人士，向他们介绍国民党搞*统治、*人民的罪行。1947年，文幼章回到加拿大，此后一直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被誉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选择合作者的智慧（2）
作为一个有声望的外国传教士，文幼章曾与国民党合作，后又与共产党合作。他的这种转变意味深长，有着相当的象征意义。从大的方面讲，文幼章的选择再次印证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历史规律——国民党 “失道”，所以“寡助”；共产党“得道”，所以“多助”；从小的方面讲，我们可以看出文幼章选择合作者的智慧——他没有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而是看到了本质，看清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个人能够在纷纭复杂的社会上正确地选择合作者，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本事。很多人，往往就是因为选错了合作者而导致失败的。范增本来也是一个不错的谋士，可惜，他辅佐了项羽。假如他选择的合作者不是项羽而是刘邦，那么结果肯定大不一样。李敖曾说，选择跟什么样的人一起战斗有时比为什么战斗还重要。此言甚是。譬如，一个成年人，想找个异性结婚实在是一件极为正当的事。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找个什么样的人结婚，远比结婚本身更重要。可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想找到一个好的合作者容易吗？
答案是：不容易。
孔子当年坐着牛车周游列国，目的就是要找到一位合适的君王，然后与之合作，实践自己的“仁政”思想。孔子最终也没有找到好的合作者，所以才在晚年选择了著述和讲学。孔子之后，孟子也是如此。在战国七雄中，孟子最看好齐国。在齐威王时期，孟子就曾到齐国宣传自己的“仁政”主张，齐威王送给孟子“上等金100镒”，但不接受他的政治主张。孟子拒绝了馈赠，失望而去。到了齐宣王时期，孟子再次来到齐国。这次他享受到了统治者给予的优厚待遇，“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他与齐宣王进行了多次交流，“推销”他的“仁政”思想。碍于孟子的学术威望，齐宣王口头上表示要“尝试”孟子的思想主张，可实际上并不行动。孟子见自己的思想主张难于在齐国实行，准备再次离去。齐宣王开出了更优厚的条件——“养弟子以万钟”——来挽留孟子。可是，他挽留孟子的目的是为了让孟子和其门徒成为道德楷模，以供齐国人学习。孟子要的是自己的思想主张得到真正落实，所以他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去。可是，等真要离开齐国的时候，孟子又犹豫了，他说：“千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而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虽然，岂舍王哉？……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怀着幻想和期待，孟子在齐国的边境上逗留了三天，等待齐宣王来追他回去，然而，齐宣王没有来。在我看来，孟子的这段际遇堪称中国思想家与统治者之间貌合神离的经典范例。它告诉后人，作为一个人文学者，能否被当权者赏识、礼遇是一个层次，自己的思想主张能否被当权者接纳则是另一个层次。做到前一个层次很难，做到后一个层次就更难了。
由此可见，选择合作者，除了个人的智慧之外，机遇也很重要。在这一点上，文幼章要比孔子、孟子幸运得多，在离开了蒋介石之后，他还能遇到周恩来。不过，文幼章也好，孔子、孟子也罢，他们在选择合作者这个问题上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坚持了“宁缺勿滥”的原则，忠于自己的独立思想，不拿精神原则做物质交易。文幼章没有因为自己得到过蒋介石的礼遇就在精神上臣服于蒋介石，孔子和孟子更是如此。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选择合作者的智慧（3）
当今社会，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合作。那么，我们在选择合作者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借鉴一下古人的智慧？
“颠了”之后
李敖先生曾经将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形象地概括为以下几种：服了、熊了、颠了、拼了。其中，“颠了”是指一些人因不满政府的统治，离开自己的祖国，去另外的地方寻找自己的幸福生活——“不跟你们玩了”。从理论层面上讲，“颠了”表面看是一种消极的逃离，可实际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它表明了一种决绝的态度，大有《诗经？硕鼠》中所说“逝将去女，适彼乐土”的味道。从实践层面上讲，确实有人在“颠了”之后大有作为——美国就是当年一批从英国“颠了”的人创建的国家。
1620年，约翰？温斯罗普带领着一批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跨越了三千英里的大西洋，从英国来到北美蛮荒。这批清教徒因在英国遭受过*，所以他们既不想当奴隶，也不想当主子。他们在登陆普利茅斯时签订了那份有名的《五月花公约》，宪政和契约精神在这份历史文献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们将财富视为上帝恩宠的象征，是“得救”的外在迹象，因此以富裕为荣。同时他们又主张勤奋节俭，反对奢侈。按说，北美大陆是这批人的“乐土”，这批人又具有显而易见的创业精神，他们的幸福生活应该唾手可得的。可是，问题没那么简单。从英国“颠了”，需要勇气；在一块新大陆上创建国家则需要更高的智慧。
摆脱了英国的清教徒最初是存有乌托邦幻想的，他们认为，自己跨越大西洋的迁徙之举是完成与上帝的约定。当踏上北美土地的时候，“上帝的子民”就已经获得了独立和自由。剩下的，就是创建“山巅之城”了。“山巅之城”是他们的一种宗教色彩极浓的理想，他们要按照《圣经》的蓝图去创建教会和政府，引导人民服从上帝，勤奋工作。为此，他们创建了著名的三大契约：天恩之约、教会之约和公民之约。天恩之约是信徒个人与上帝之间的约定，教会之约是信徒之间的约定，而公民之约是信徒作为公民在组建世俗政府时的约定。显而易见，在最初的契约中，宗教色彩十分强烈。在马萨诸塞殖民早期，只有教会会员才有在政府中任职的权利。
可是，现实的发展永远会超出人们的预料。到了移民的第二代，美国人的宗教色彩大大减弱，原因是清教徒的子女们对父辈视为神圣的宗教已经不很在意了。这些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