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农场后，始终没有宣布再教育的期限，没有人知道我们究竟要在这里呆多久。环境和生活毕竟太单调了，人们渐渐都疲塌了。年轻人火力正旺，开始想女人，学六连成了人们口头最有诗意的一个词儿。平时聚在一起，谈论得最多的是老婆问题，才二十多岁就称之为“老大难问题”了，真个日夜盘算，长叹短吁。有些湖南学生已娶妻，老婆来探亲的日子，住进连部一间小屋，人人眼馋。睡在我对铺的那个学生特无耻，经常兴高采烈地大谈和老婆做爱的细节。
我仍是一个爱情上的理想主义者，自命清高地对这一切嗤之以鼻。但是，我也厌倦了单调不变的生活，渴望变化。因此，1969年10月，当部队要抽选一些学生去附近的正规连队锻炼一个月时，我就积极争取，终于被批准。我在那里表现很好，干部和战士都喜欢我，受到了团一级奖励。最高兴的是过足了打靶的瘾，我意外地发现，我的枪法相当准，卧姿百发百中，跪姿和立姿也脱靶甚少。然而，没想到这次出行染上了肝炎病毒。
回到学生连不久，有一天，我感到浑身乏力，没有一点胃口，两个同学便陪我去团部医务室。到了那里，一量体温，已烧到39度，医务人员让那两个同学马上送我去师部医院。所谓送我去，也是要我自己走去的，我真不知道我是怎么走完这几公里路程的。师部医院也十分简陋，几间茅草房，没有医疗设备，甚至不能验血，我住在那里，一直被当做感冒治。八九天里，高烧持续不退，完全不进饮食，靠输液活着，上厕所时几次昏倒。我对那个精神抖擞的院长说，我的病不像感冒，应该是消化系统的毛病。他立即称是，说可能是肝炎。事实上，黄疸性肝炎的症状极为明显，脸色蜡黄，尿也黄得发绿。
在病重的那些天里，我昏昏沉沉地躺在病床上，我的床正对着门口，门外架着一条木板，是给病号分发饭菜的地方。有一天，正是开饭的时候，我在昏沉中突然眼睛一亮，看见领取饭菜的队伍里有一张美丽的面庞。从此以后，我的卧病生活有了意义，便是等候开饭的时刻，看一眼那张脸庞。高烧退后，我可以起来活动了，就常常在院子里看见那个女生了。师部医院住着几个来自印尼的华侨女生，她是其中之一，她们在洞庭湖区另一个农场劳动锻炼，得了一种怪病，一条腿——仅仅一条腿——没有了支撑力，因此走路时必须向一侧大幅度地弯下身子。这么美丽的一张脸配上这么古怪的走路姿势，真使我无比同情，我越发怜爱她了。另一个女生察觉了我的心思，仿佛不经意地和我聊起她，说她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我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出院后再没有回去过。听说直到锻炼结束，这几个女生的病仍无好转，但愿她们后来治愈了。
我出院之后，连里照顾我，不让我再干重活，我成了一个牛倌，任务是看住几头水牛，不让它们损坏庄稼。这是一项无中生有的工作，专为我而设，这些水牛其实从来无人看管，也不需要看管。在农场的最后两三个月，我天天坐在水塘边看天上的云和手中的书，与这几头水牛为伴，过得十分逍遥。
二、诗人与狗司令
在学一连，我有两个绰号，一是诗人，二是狗司令。
叫我狗司令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连里养了几条狗，我爱和它们逗玩，给它们喂食，它们都听我的号令。其中一条狗特别依恋我，我出工时把它带在身边，它就会一直坐在田埂上耐心地等我收工。有一回，它自己跑到田里来找我，跟随在我左右寸步不离，情绪很不安。回营房后才知道，原来那天上级命令打狗，它一定察觉情况不妙，就跑来寻求我的庇护了。结果，别的狗都被杀死，它幸免于难。此后一些天里，我天天带着它，躲过了风头。
写诗是我的积习。除了诗，我还常写日记。排长看见我躲在床角写东西，就投以怀疑的眼神，有一次终于走过来盘问我写什么，并教育我好好改造，不要再乱写。房间里两列大通铺，站在门口看一眼，谁在做什么一目了然，没有任何私人空间。事实上，只有我经常在写东西，难怪惹人注意。我心想，我写的一些诗不是挺革命吗，何不公开，免得人猜疑。于是，我给排长看了几首诗，也给排里的一些同学看。连里开晚会，有的同学便要求我朗诵，我照办，结果大受欢迎，诗人之名传开了。这一着很有效，此后排长看见我写东西再不盘问了，我获得了一定的自由。我们连的多数学生毕业于湖南本地学校，湖南人颇尊重文学，他们在发现我是一个诗人以后，都对我相当友好。
在湖区，天天接触的事物是太阳、大地、泥巴、水渠，它们就成了我的革命诗歌的主题。我当时写的许多诗称得上革命。比如《警句》，第一节是：“假如眼前的靶子是地球，瞎子也可以当射击能手。假如共产主义是土豆烧牛肉，馋鬼也可以投入革命洪流。”普希金在一首诗中写道：“不，我不会完全死亡，我将永远光荣，只要月光下的世界上还有一个诗人存在。”我便写了一首针锋相对的诗，先把月亮批判了一通，然后把普希金的诗句改成：“不，我不会完全死亡，我将永远光荣，只要阳光下的世界上还有人民存在。”我的若干诗句经常挂在同学们的嘴上，有时是为了抒情，有时是为了调侃。好玩的是，他们善于从我的革命诗歌中挑出一些句子，来表达并不革命的情绪。有一首《泥巴的价值》，头两句是：“要问南湾湖有什么？除了泥巴，还是泥巴。”后面便讲泥巴可以种庄稼、盖房、筑路、使人身心健康等等，而女娲用来造人的原料也是泥巴。他们略去了后面的内容，单挑出头两句在工地上朗诵，发泄对单调环境的不满。还有一首的前四句是：“我建议，干脆把地平线取消，让大地变得更加宽广。年轻人明亮的眼睛啊，要一眼看到共产主义远方！”往往在收工的归途上，他们便齐声喊出第一句：“我建议，干脆把地平线取消！”以此表达离开这块土地飞向外面世界的渴望。其实，我自己何尝不是在借这些看似激昂的诗句曲折地表达同样的心情。
当然，激昂也不是装出来的，常常是真心想要激昂，以求与时代合拍，也把身处的境遇理想化。然而，事实上内心充满迷惘，激昂的高调就常常透出一种病态。有一些诗，直接就是用激昂的高调表达内心的绝望，我自己很明白其性质，是不会让连队里的人看到的。例如《暴风雨》——
穿不透的暴风雨——
雨如海倾，风如山倒！
花布小伞留给太太们吧，
衣服湿透的人
怕什么雨淋水浇？
龙头拐杖留给教授们吧，
满身泥巴的人
干吗要担心摔交？
我原是一阵风、一滴雨，
暴风雨正是我的故巢。
嘴角抹一丝鲜红的笑，
去迎接更猛烈的风暴……
还有一首《大战前夕》，我刻意渲染一种动荡不安的气氛：“夜空闪烁着电光，爆炸的云满天游荡。电光下的世界，像一堆篝火在摇晃。”然后便写如何盼望战争快快到来，但求捐躯在疆场。那时正大肆宣传中苏战争乃至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我就借题抒发心中无法解决的苦闷。其实，我对自己在苦闷中故作振奋的状态是清楚的，在偷偷写的古体诗中有直截的表白：“心事微茫夜夜思，判杀愁字不须题。九天揽月兴风雨，四海扬波落长堤。掏此寸肠慷慨意，滚它一身洞庭泥。有时怀恋难煎焙，强赋新诗吹志奇。”“南风无惮乱推门，夜半枕衾厌雨声。社稷从来贬儒朽，生灵几度许英魂。但期北伐征沙帝，犹可提携献此身。惯借豪言强写志，我诗往往意难伸。”
我的苦闷，是因为看不到前途。不过，置身于大自然之中，也常常有忘却一切忧愁的时候。湖区的景色是美丽的。站在大堤上，一边是浩淼无际的湖水，一边是伸向天边的田野，真感到天地辽阔。有的湖面荷叶丛生，渔船平稳地驶过，不时地从荷叶丛里飞出一群水鸟。清晨，太阳滴着露水，像第一枝花苞吐晕，颤悠悠、颤悠悠地伸出了天边的丛林。黄昏，耕牛归来了，衬托着晚霞的背景，宛如一幅美丽的剪影。冬天，冰下游鱼雪中鸟。最撩人的是春天，湖水涨了，帆影多了，池塘绿了，一到夜间，世界沉浸在无边无际的蛙声中，这样辽阔稠密的蛙声只在湖区有，后来我再也没有听到过。这些镜头都摄进了我的诗中。有一首诗写春天，开头的句子是：“春天到了，一支红木桨，一叶绿扁舟。”结尾的句子是：“春天到了，一轮红太阳，一颗绿地球。”在那个时代，红太阳的唯一所指是伟大领袖，我仿佛偏要复活它的丰富的能指。在《晨歌》中，我还用红太阳表达对爱情的憧憬——
嘘，晨风，嘘，树叶
嘘，田野里窸窣的绿纱裙
瞧潮湿的地平线上
太阳——一颗爱情的心
就我一个人在这里吗
太阳真红、真嫩、真清新
就我一个人在这里吗
唱一支清晨的歌给谁听……
三、与郭沫若通信
农场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八百里洞庭把我们与外界隔绝，通信几乎是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途径。不是身处其境的人很难想象这里的人盼信的心情，每天由通讯员从团部把信件取回，这成了一天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常常在大堤上久久地伫立，凝望飘向天边的白帆，心中想念远方的朋友。有时候，这种与世隔绝的孤岛生活简直要把我逼疯。多么希望每天都收到信啊，而最盼望的是来自郭家的信。因为寂寞，也因为思念世英，我遏止不住地要给他们写信。一开始主要是给平英写，那些信写得非常糟糕，情绪既冲动又压抑，还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