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河野率“政工研”一干要员田川诚一、西冈武夫、山口敏夫等集体“哗变”，脱党结成*——新自由俱乐部，并就任党首。旋即在众院大选中，以都市选举区为中心，一举取得了17名当选的骄人战绩。然而好景不长，三年后，随着西冈被自民党“招安”，新自由俱乐部惨败，河野引咎辞职。直到1983年，新自由俱乐部与大选中未过半数的自民党组成联合政权，河野于翌年（1984年）再度出任党代表，才一雪前耻。1985年，河野在中曾根连任内阁中出任科学技术厅长官，首次入阁。1986年，政坛洗牌，新自由俱乐部解散，河野复归自民党。
复党后的河野，仕途平坦：1992年，在宫泽喜一内阁出任官房长官。翌年，因小泽一郎脱党，宫泽政权备受打击而总辞职。距党总裁宝座最近者本来是后藤田正晴，因其本人坚辞，河野得以浮出水面，并击败对手渡边美智雄当选自民党总裁——经过入党、反党、脱党、复党之后，终于修成正果。
河野作为党总裁主导自民党的时期，正是党的艰难岁月：由于内部分裂等原因，此前被认为坚如磐石的“1955年体制”一度瓦解，自民党在坐庄三十八年之后首次下野，由八个在野党组成了联合政权执政（细川护熙内阁）。1994年6月，寿命只有两个月的羽田孜新生党内阁辞职后，在竹下登、武村正义、野中广务等自民党大佬的运作下，代之以自民、社会和新生三党大联合政权，并拥立社会党的村山富市为首相，河野则在内阁中出任副首相兼外相。至此，虽说是联合执政，但自民党总算重拾江山。
1995年众院选举，社会党惨败，村山富市提出把政权“让渡”给河野，因遭党内实力派阀小渊派（平成政治研究会）的强力阻击，河野拒绝了村山的请求。经过党内总裁选举，桥本龙太郎获胜，自民党进入桥本政权时代。因此，河野成为历代党总裁中，唯一未就任首相者，同时也是绝无仅有地做过党总裁之后复出任众院议长者。
河野在自民党内自成一派：河野派（大勇会）结成于1999年，麻生太郎即为该派系*之一。后麻生又接过河野派资源，成立了自己的派系——麻生派。
作为政治家，河野在自民党的政治光谱中偏左，被目为鸽派领袖。在对华关系上，尤其激进，真正堪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乃至其名字被反对势力恶搞为谐音的“红色佣兵”（日文中发音也是“Kouno Yohei”）。2001年，围绕*访日问题，身为外相的河野受到来自党内“台湾帮”势力和北京方面的强大“夹板”压力，一度左右为难。后以坚决拒发签证，为此不惜辞职的表态，从中日关系的层面，捍卫了日本的“国益”，同时也得到了中方的好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河野作为宫泽喜一改组后的内阁官房长官，就日本政府关于从军慰安妇问题的调查报告发表谈话（即“河野谈话”），在承认当时的政府、军队有组织参与、强制的事实基础上，表示反省、谢罪，以面对历史问题时坦诚的勇气，有力牵制了国内右翼、保守势力的反历史回潮。“河野谈话”不仅成为大致为其后日本历届内阁所遵循的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公式立场”，而且与“村山谈话”一样，成为战后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做出的最高调表态，对消除国际社会的成见、误解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关于河野洋平，还有一则广为人知的逸话。河野长年为丙型肝炎困扰，2002年，症状恶化，一度出现严重的肝硬变，生命危在旦夕。同为众院议员的长子河野太郎捐出自己肝脏的三分之一，移植给父亲，才使父亲得救。这父子情笃、感人至深的一幕，至今在日本传为佳话。后父子合著出版《决断》一书，对整个过程做了详细的记录。事实上，该案例对日本《脏器移植法》的修正也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河野洋平，这个资深政治家、自民党鸽派领袖、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当他的身影从政坛淡出之际，我们应当向他脱帽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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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体制的黄昏，两党政治的开端？（1）
2009年8月30日的第45届众议院大选，彻底改写了日本历史：*党一举收割了全部480席中的308席，大大超出了单独过半的预期，成为继自民党之后担纲政权的执政党。至此，这个成立十一年、整合多种政治势力、曾在2003年和2005年两次发起夺权冲刺的政党终于修成正果——成功兑现了“政权更迭”的悲壮毒誓。深夜，日本无数国民在电视机前目睹了*党“教父”小泽一郎喜极而泣的场面。
自民党遭遇了结党以来最为惨重的失败：不仅在众院席位从选举前的300席急剧萎缩至119席（与之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则从31席退至21席），而且在*党发动的美女刺客的攻略下，包括前首相、党内高官在内的一干重量级政治家丢盔弃甲，纷纷落马，颓势有如雪崩，其状惨不忍睹。这个自1955年以来，独步政坛达五十四年的政治巨兽，在经历了1993—1994年的短暂瓦解之后，又经过十五年的调整过渡期，终于訇然倒地，与*党换位，成为最大的在野党。
朝野乾坤大挪移——日本政治风水的逆转既在情理之中，同时亦蕴涵着诸多不确定性因素，诚可谓意味深长。
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几乎等于一部日本战后史。老大政党自民党缘何衰落？深藏于其前世今生中的“遗传密码”是什么？导致其衰落的“衰减机制”何在？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弄清楚这些问题，至少对理解、透视诸如从意识形态的成色，到现实的政策指向都与自民党高度雷同的*党新政能否“进行到底”，及目前呈露的两党政治的转机能否做大为真正意义上的成熟两党制这些问题不无助益。
自民党的前世今生
在日本战后第一个十年，最重要的关键词是“*化改革”。1945年9月，美国制定的《战后初期对日方针》所确立的最终目标是“确保日本不再成为对美国或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最终建立起一个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利，并支持反映在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和原则之中的美国目标的、和平与负责任的政府”。为此，以盟国驻日占领军司令部（GHQ）为核心，对日本实行了被称为非军事化和*化的改造：释放*、废除特高（战时恶名昭著的秘密警察组织）警察和《治安维持法》、审判战犯、颁布“和平宪法”等等，日本在军事、政治、经济三个方面初步被改造为现代*国家，并通过《旧金山和约》，加入联合国和关贸总协定（GATT，WTO的前身），实现了对国际社会的复归。国内政治格局也从战败初期的“乱党林立”到初步形成左右两个对立阵营的政党框架。
1955年10月，左右两派社会党走向联合。随后，另一个独立左翼政党劳农党也并入社会党。统一后的社会党在国会中的地位陡增。为对抗社会党的势力，一个月后，两个各自独立的保守政党自由党和*党实行保守联合，成立自由*党（简称自民党）。自民党的结党，标志着日本战后初期动荡政局的基本结束和新格局的产生，而这种新格局被称为“1955年体制”，对日后的日本政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由于社会党在国会中的议席只有自民党的一半，自民党的一党独大便成为其长期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但直到1993年，社会党始终是第一大在野党。
对于是“1955年体制”，或者说自民党的长期执政，导致了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还是相反，即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导致自民党长期坐庄，反过来延长了“1955年体制”寿命的问题，学界始终有争论；有学者（如日本著名历史学者、《日本政治史》作者升味准之辅）则把战后历史分期，如认为池田政权之后，“1955年体制”变成经济发展的促进体制。但无论如何，主流意见普遍倾向认为二者是互为因果的问题，而少有认为二者互不相关者。
自民体制的黄昏，两党政治的开端？（2）
自民党缘何衰落
老大政党自民党缘何衰落，导致其衰落的衰减机制何在？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有些原因本身就是多重构造，相互纠结，互为因果，殊难描述。笔者权且从远因、近因和技术原因三个层面试分析之。
先谈远因。众所周知，自民党之所以能做大，独步天下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其成功的最大秘密有二：“铁三角”和派阀。所谓“铁三角”，即由政、官、财三届构成的特殊利权结构：财界通过官僚拉拢政客，在国会游说；政治家通过国会斗争取得公共事业的国家预算；国家预算经官僚之手流向财界。对财界来说，通过对公共事业工程的参与，不仅获得了利益，也“润滑”了与政、官两届的关系，从而确保恒久通畅的利益管道；对官僚来说，仅靠充当政界与财界之间的“粘合剂”，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且旱涝保收；而对政治家来说，通过手中的政治权力，换来大笔公共事业预算，借此扶植家乡的产业，既兴国利民、回报乡土，又能扩大自己的后援团体，兑现大笔的政治献金，何乐不为？正是这种可使政、官、财三届利益均沾的特殊利权构造，在自民党内滋生了大量被称为“族议员”的既得利益层（“道路族”、“建设族”、“邮政族”等，不一而足，连肩负国家防卫重任的自卫队系统都产生了“防卫族”），招致国民和舆论的批判声浪不绝。这客观上也是构成自民党“金属疲劳”的原因，借用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表达，是自民党已过了“耐用年限”。
而最早做下党的“金属疲劳”病根的，是前首相田中角荣。这名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建筑设计师出身的政治家，其所倡导的“土建国家”，本质上是当代中国“要想富，先修路”的朴素经济发展观的“东洋版”。《日本列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