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想的统帅权和至高无上的影响、决策能力，做成了战后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朝权在手”的“首相支配”型长期政权。
众所周知，传统日本政治运作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重大政治决策往往由强大的官僚层主导，政治家，乃至首相甚至都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即所谓“官僚支配”。作为日本社会心照不宣的传统，这种官僚主导型政治在“失落的十年”达到了极致：在内阁如走马灯似的频繁更迭的时期，一些省厅（相当于我国的部委）的日常工作和决策完全掌握在政务次官（相当于我国的副部长）的手中。这种首相、内阁“缺席”的政治运作方式的长期持续，一方面说明日本官僚系统的成熟、高效和“无害化”（实际上是“去政治化”），但同时却导致了内阁权限的瓶颈化和国民对政府权威的饥渴状况。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日本在21世纪向“普通国家”的“转型”。事实上，日本许多政治家意识到这一点，也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力求突破现状。中曾根就在其著作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要改革首相产生制度，向美国式“总统型”*首相过渡。其根本用意，说穿了，就在扩大首相的权限。
从这个意义上说，小泉是战后日本第一位“总统型”首相。用索尼公司最高顾问出井伸之的话说，如果以前的首相是坐在神舆（祭祀时装有神牌位的轿子）上的“社长”的话，小泉就是美国大公司的“CEO”。并且，其五年执政，已经从制度层面为“后小泉”时代的首相也能成为像他一样的“威权首相”做了铺垫。可以想象，其后来者，包括安倍在内，尽管未必能重演其“剧场效应”及与之自动“链接”的民调支持率UP…DOWN程序，但没人怀疑，泡沫经济时期的弱势首相，将从永田町彻底绝迹。
如何评价小泉政经改革
政治上，小泉大胆导入众院议员选举的“小选举区”机制，在人事安排上首开不接受党内派阀推荐人选的“恶例”。仅此两项，便极大地打击了自民党内派阀系统，一些派阀已被摧毁（如“津岛派”，即旧“桥本派”），尚未被摧毁的，其势力也被大大削弱（如“森派”）。可以说，正是小泉治下，日本政治才开始呈现从（自民）党内对立到政党间对立的“政党政治”的雏形。
利用“对决型”政治话语（如“改革还是不改革”），制造“对决型”政治议题（如“谁不改革谁下台”），来争取民意及对无党派层的策反、怀柔，是小泉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策略在打击对立势力时，其杀伤力是不言而喻的：对政治不明就里的普通民众，虽然搞不清什么才是好的政策，但面对诸如“改革或者下台”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选择的时候，会出于本能为所谓“改革派”投票。但这种“对决型”话语政治的致命问题在于，它永远需要一个敌人，自民党、保守派、邮政族……但是，当它的对立面被打倒之后，后续议题的话语空间往往会受到挤压。譬如，“把自民党砸个稀巴烂”是国民耳熟能详的口号，但“砸个稀巴烂”之后，接下来该做什么，迄今未见下文。 txt小说上传分享
“小泉剧场”谢幕，近乎完美的背影（3）
对电视媒体和执政联盟公明党的过度依存是小泉政治的另一个特征。就前者来说，靠电视的巨大影响力来维持政治家的高人气指数，导致了自民党利权构造的瓦解，“族议员”势力也受到牵制。但其潜在的副作用也相当明显：对于小泉这种天生具有明星气质，且不乏驾驭镜头能力的首相来说尚不可怕，但对于今后的首相来说，很难说不会被电视控制；就后者而言，自民党与公明党并非一种单纯的联立，而是呈现一种每一名自民党议员都或多或少地被公明党和创价学会势力渗透的不自然形态。事实上，被“改写”的恰恰是自民党。
行政体制改革是小泉力倡的“构造改革”的一环，旨在清算自民党“1955年体制”，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愿景。对于这个注定会触及社会既得利益层的改革，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桥本政权，曾有过浅尝辄止的尝试，但触动不大，无疾而终。而真正终结“1955年体制”的，无疑是小泉。他先后三次改组内阁，大力推进省厅改革、道路公团民营化改革、“三位一体”改革，并最终确定了重中之重的邮政民营化改革的方向。小泉内阁五年，日本的政府规模从2001年的22个省厅减少到目前的12个；仅邮政改革一项，就一举削减了40万名政府雇员，“小政府”呼之欲出。
经济改革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构造改革”的华彩乐章。在日本战后史上，恐怕没有一个政权像小泉政府那样从政治上自觉弘扬，并始终如一地贯彻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理念。倡导“没有构造改革，便没有成长”的小泉，上台伊始，就破例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竹中平藏拉进内阁，开民间人士入阁之先河。
从公共事业经费削减入手，到抑制新发国债额度、实施“金融再生计划”、为“主银行制”松绑……一直到邮政民营化改革，小泉五年半的改革被日本媒体形容为“光影交错”的岁月。其成效有目共睹：泡沫经济时期的巨额不良债券基本得到清理；股价从日元（2001年4月26日）上升到日元（2006年9月22日）；完全失业率从（2001年4月）下降为（2006年7月）；日本央行执行了六年的零利率政策终结，走出通缩已开始读秒……当日本的经济复苏持续了52个月之后，已经没人怀疑其下一轮的增长。
但改革的代价和副作用是沉重的：作为小泉改革的“负面遗产”，贫富差问题，已然成为世人诟病的焦点，某种程度上，也在抵消着小泉改革的“正面遗产”。日本从“一亿中流”的平富天堂，到所谓“下流社会”（日本评论家三浦展的同名著作）的出现；从提倡“终身雇佣”，到“NEET族”（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的激增……日本正在从“最成功的共产主义国家”（美《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沃尔特·穆斯伯格语）迅速演变为一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连OECD（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最近都对其急剧拉大的基尼系数发出了预警。
尽管小泉嘴上说“从来不认为贫富差是问题”，但无论是安倍内阁，还是最大在野党*党，都已经将其作为最优先课题加以检讨，足见其对日本社会震荡之深远。
外交：小泉政权的“污点”
毋庸置疑，小泉外交问题多多，这也是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指责的焦点。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向来主张就事论事，不因人废言、废行。
首先，对日本国民来说，小泉政权的对美外交，功莫大焉。作为日本战后最亲美的政府，小泉自始至终把日美关系定位为重中之重，支柱中的支柱。但就其发展日美关系的出发点而言，似乎与半个世纪前参与日美安保条约制定的前辈政治家有所不同。宥于历史原因，吉田茂时代的日本政治掌舵者，在此问题上的发言权、影响力极其有限，他们脑子里只有“主权换安保”的朴素的战略主张。但小泉不同，作为泡沫经济后转型期日本的领导者，他有很强的要在21世纪让日本实现成为“普通国家”的战略目标的使命感及面向此国家战略时的焦虑。为此，小泉所能想到的最大资源就是日美同盟。
出于如此的战略和内心需要，小泉倾国力推进日美关系——有时甚至不惜借个人感情来促成、维系两国关系的“蜜月”——终于在谢幕前夕，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所谓日美“全球同盟”的“最高境界”。日本则在这棵大树的荫护下，不仅把陆海空自卫队派到了海外的沙场，进而还将从法律上彻底摆脱战后的桎梏，成为可以坦然独步国际社会的“负责任的普通国家”。毕竟，解铃还须系铃人——被美国强加的宪法，要动也绕不开与华盛顿的沟通、“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日美同盟的强化，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
其次，2002年底亲赴平壤，本想打开朝日邦交正常化大门的小泉，在绑架日人问题上遭遇了国内舆论的民意瓶颈，对朝外交一筹莫展。加上朝核危机日益深刻，两国关系已从胶着走向冻结。但尽管如此，小泉直到最后都未曾放弃对话的努力，最终发动对朝经济制裁，实现从“对话”向“压力”的政策转变的，事实上是对朝强硬派安倍。
至于其在对中、韩外交上的“污点”，最好还是交给历史和日本人民去审判吧。好在，大和民族似乎很少用完人标准来苛求政治家：因洛克希德事件①而失足的田中角荣是不折不扣的“经济犯罪”分子，但依然不妨碍其成为战后最伟大的宰相之一。
历史证明，日本国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在战后重要历史关头推出的政治掌舵者绝少浪漫情怀，都是不折不扣、极端务实的现实主义者。尤其是小泉，这个被称为“怪人”的独身男人，甚至好像并不贪恋权力，在功成名就、支持率居高不下之时全身而退，留下了一个近乎完美的背影。回顾日本战后史，似乎还没有如此“退阵”的首相——在淡出权力视野的时候，却似乎为再起东山做好了一切准备。②
与鹰共舞（1）
——安倍其人及其新保守主义政治
2006年9月20日的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安倍晋三在702张有效选票中，获得464票，成为日本第一位战后出生的自民党总裁，顺理成章地当上了日本第90代首相，给自己打造了一个结结实实的“红包”（选举翌日即为其五十二岁生日）。
安倍是山口县向日本社会贡献的第八位首相。山口县，位于本州岛最南端，紧邻九州岛，为近代倒幕运动的策源地，志士仁人、高官显宦辈出之所。战前，从首代首相伊藤博文算起，先后有山县有朋、桂太郎、寺内正一和田中义一五任首相“出世”；战后，则出了岸信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