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爆发前，张佩纶满肚子委屈，“请先发，不可。请互援，不可。机会屡失，朝令暮改”，致使他生出了“吾不忧敌而忧政”的慨叹。⑤ 但他忘了，这伙敌人，是他放入闽江口的，困局也是他设的。敌在咫尺，不思钳制，总想让千里万里之外的朝廷下发一条锦囊妙计，岂不大蠢大愚！作为前敌总指挥，张佩纶应该有服务于国家安全的大目标，及化解边疆危机的能力，否则卷铺盖回家可也！遗憾的是张佩纶忘了他是“会办”，他是“钦差大臣”，他是可以而且应该代表朝廷行使具体军权的人，哪儿还有理由临事不决，诿过他人？
马江战败后，张氏饰词不奏。朝臣闻之皆大愤。编修潘炳年等，呈都察院代为上奏曰：
读八月初一日谕旨，方审该大臣前后奏报，种种虚捏，功罪颠倒，乖谬支离。与臣等所接闽信，判若歧异。不得不披沥上陈。初一日，法人递战书于扬武管带张成，张成达之何如璋，秘不发。初二日，各国领事商人均下船，众知必战，入请亟备。张佩纶斥之出，军火靳不发。嗣洋教习法人迈尔，告学生魏瀚，明日开战。魏瀚畏张佩纶之暴，不敢白。初三早，见法船升火，起椗，始驰告。而法已照会，未刻开战。张佩纶怖，遣魏瀚向孤拔乞缓，以诘朝为请。比登敌舟，而炮声已发，战船犹未启椗装药。敌发巨炮七，福星、振威、福胜、建胜殊死战，船相继碎，余船入火自焚。是役也，毁轮船九，龙槽船十余，小船无数。伏波、艺新二艘均逃回，自凿沉。林浦陆勇尽溃，而法船仅沉鱼雷一艘……张佩纶出都，即闻其意颇怏怏。到闽后，一味骄倨，督抚畏其气焰，事之维谨。排日上谒，直如衙参，竟未筹及防务。至法船驶入马尾，仓卒乃以入告。张得胜缉得引港奸民，请办，张佩纶竟置之不理，众益骇然。而张佩纶尚侈然自大，漫不经心。水陆各军纷纭号召。迨各将请战，又以奉旨禁勿先发为词。臣不知各口各击之谕，何日电发，不应初三日以前，尚未到闽。即使未到，而谕旨禁其先发，并非轮船起椗，管驾请军火而悉禁之也。一概不允，众有以知张佩纶之心矣。身为将帅，足未登于轮船，聚十一艘于马江，环以自卫。各轮船管驾，叠陈连舰之非，张佩纶又斥之。事急而乞缓师于敌，如国体何……⑥
上述奏文，言之确确，将整个“会办”过程中张佩纶的所作所为一一揭露。我们只能将“不抵抗主义”的帽子戴在这位御史大夫、翰林大人头上。
书生谈兵，麻木不通，张佩纶创造了一个人败一场战役、一个舰队、死两千将士、误一个王朝、丢一个附属国的连锁业绩。这是个愚蠢到不能再愚蠢的错误。我们说“不抵抗”，是就战争双方的对抗状态而言的。张佩纶则将“不抵抗”发展到不备战、不应战、不撤退，或基本上解除了所有的防御手段一味挨打的“自杀”程度。说“自杀”，当然不准确。因为中国将士还是被法国人击杀的，但前提是张佩纶作为前敌统帅置自己的将士于“死地”，这与“自杀”何异？
就大环节说，上述批评基本未曾冤枉张佩纶，如果注意了一些“细节”的扫描，我们又会对这位张少帅给以有限度的理解或同情。作为钦差大臣，张佩纶奉旨出朝，地动山摇，风光了好几日，但抵达马尾时，中法之间的外交形势大变，战氛突起，张佩纶发现自己已经处在欲战不准、欲和无望、欲退无路、欲胜无策的两难之境。
不妨看一下历史事变的时刻表。
光绪十年四月十四日，张佩纶等人领受海疆“会办”之职。
前一日，即四月十三日（5月7日），法国谈判代表福禄诺（海军中校，法国“中国”海域分舰队旗舰“窝尔达”号舰长）抵达天津，开始与中国谈判代表、直隶总督李鸿章和谈。
四月十七日（5月11日），中法双方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又称《天津条约》）。条约五款，主要内容为中国军队退出越南，退回边界一方，法国保证不侵犯中国南疆，且不向中国索偿兵费。而此时，张佩纶等人尚滞留京师，或许是“和平”的气氛让朝廷与这班大臣悠哉游哉。
闰五月初一日（6月23日），张佩纶等人抵达旅顺口。同一日，越南观音桥事件爆发，中国驻军与提前催促中方撤军的法国军队发生冲突，打死打伤法国军人50多名。
闰五月十一日（7月3日），法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次日，法国海军殖民部长裴龙向法国中国海域舰队总司令孤拔下令，务必拿下福州与基隆这两个港口作为战争赔款抵押。孤拔闻风而动，闰五月二十二日（7月14日），法舰“阿米林”号驶入闽江口，进抵马尾附近搁浅。
张佩纶不可能知道“阿米林”号引来的战争是毁灭性的。虽然在法舰闯入闽江口当日，他便向军机处电告军情，但仍建议清政府“宜在津与约定，各船不入口，以免两疑”。⑦ 这一天，张佩纶犯下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即放法舰进入闽江口。连带责任人为福州将军穆图善，因为十天前的防务分工，是由他把守闽江口的。
马尾港是中国的内港与军港。此港距闽江海口八十公里，两岸山峰陡立，层峦叠嶂，河道迂回，水流湍急；加之闽江口外岛屿与暗礁密布，更使马尾港险要天成，易守难攻。
在不违背“圣旨”，不影响中法谈判的前提下，张佩纶有一万个理由拒绝法国军舰深入中国的军事禁区，他也有能力动用海军舰船或两岸炮台火力将已入闽江口的那一艘法国军舰驱逐出港。但他一无作为。既未对入侵之舰提出外交抗议，也未作驱逐安排，反而承认了法舰“游历”的合理合法性，并给以“最友好的款待”。⑧
在愚蠢的朝廷之外，又出了一个愚蠢的海防大臣。海防要“防”，张佩纶却是开门揖盗。法国人不用“木马”包装，就成功部署了“木马计”。所以当法国军舰成群结队游弋于马尾港内时，张佩纶向中央的一次次急电，一次次先发的筹划，只显现了事后诸葛亮的小聪明而已。因为“大被动”、“大劣势”都是由他的姑息主义造成的。
潘炳年指责张佩纶初到马尾便享受起了“排日上谒，直如衙参”的官老爷清福，“竟未筹及防务”，这是一针见血、一箭中的的批评。历史留给张佩纶十天的“防务”准备，谁料他竟演起了空城计？
闰五月十三日（7月15日），孤拔率舰队（有军舰8艘，总排水量14000余吨）抵闽江口外，向张佩纶、何如璋提出须进入闽江马尾港区停泊。张佩纶只有外交忧虑而绝无防务意识，竟然允许了法方的要求，这对一个主权国家来说，是反常的、不可思议的。因为根据国际公法，兵船进入别国港口，不能超过两艘，停留也不准超过两个星期。而今，闽江口的海关大门，彻底敞开。放法国一个舰队进入，张佩纶又经过中央批准了吗？
你不能简单地谴责狼要吃人，谁让“人”先引狼入室的呢？
此后的二十多天，法舰时出时进，但集结的态势与日俱增。到了六月二十日（8月10日）前后，法舰集结于马尾港区及在闽江口外担负警戒任务的共有十二三艘。
中国当代学者对马尾海战前的双方力量多有总结性披露。
吴杰章等人的《中国近代海军史》称：
到开战前，陆续驶入马尾港的法国舰只共有十艘：巡洋舰窝士达号、凯旋号、杜居士路因号、费勒斯号、德士丹号；炮艇益士弼号、野猫号、蝮蛇号；此外，还有45、46号两艘水雷艇。福建海军停泊在港内的军舰有巡洋舰“扬威”号，炮舰“伏波”号、“艺新”号、“福星”号、“飞云”号、“济安”号、“振威”号，蚊子船“福胜”号、“建胜”号，运输舰“永保”号和“琛航”号，共11艘……法国舰队无论在舰船吨位、马力总数、舰炮火力以及装甲防护方面都超过福建海军。除两艘鱼雷艇缺乏统计资料，其余八艘军舰总吨位约14500吨，最大吨位4100多吨；总马力至少约12500匹左右（野猫号、蝮蛇号、益士弼号3艘炮艇在外）；火炮72门。福建海军舰船总吨位仅9800余吨，最大吨位也只有1560吨；总马力2000匹稍多；舰炮42门。不仅如此，福建海军装备的11艘军舰有9艘是福州船政局70年代初的产品，早已陈旧过时……装备各舰的火炮多是前膛炮，也没有防护铁板，不仅火力小，射速慢，而且也很容易被击毁。法国舰队装备的则都是后膛炮并有重甲防护。此外，法国舰队还装备了当时先进的鱼雷装置和机关炮，而福建海军没有机关炮也没有机关枪。⑨
据张佩纶奏报，法舰初入马尾港时，马尾港内的福建海军仅有三艘船（一巡洋舰、二蚊子船）。当他千方百计集中到了11艘舰船时，其实是在给法国人创造了一个一举歼灭我有生力量的“人赐”良机！
开门揖盗错了。
匆匆集结兵力于一港又错了！
集结兵力而又不敢先发，则错上加错。
历史事实证明：张佩纶是典型的军事外行。
问题是，在与敌方零距离接触中，弱小的一方能否靠突袭获胜呢？
仍然是当代学者给以希望性分析。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指出：
一个多月中，福州船政局从省内及浙江调集了10艘军舰，加上张之洞派来增援的“飞云”，闽江上共泊有11舰。在罗星塔以西与孤拔的“窝尔达”等6舰对峙的，是“福星”、“扬威”、“伏波”、“建胜”、“艺新”、“福胜”、“琛航”、“永保”，8舰大致以单横队展开。另有3舰在闽江南岸，即“济安”、“飞云”、“振威”，监视着“杜居士路因”、“费勒斯”和“德斯丹”……就双方实力而论，悬殊并不大。尤其是在罗星塔以西水域，法舰吨位仅2694吨（不含雷艇），而中国军舰总吨位达6800余吨。此外，中国还有9艘旧式武装师船、2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