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足够的证据，方伯谦自然也可以翻案。
但现在的问题，谁也未能从方伯谦两战两逃的个人档案里寻出英雄人格或英雄业绩来。
死者已矣，方伯谦以死谢天下，也是悲哀的极点，故后人再也无须鞭尸。但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匆忙加以谥美，又难掩急功近利、画虎类犬的窘态。这是后来人的虚荣与浅薄。
我们这个民族，太喜欢用赞颂英雄与谴责叛徒来编织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了；我们太习惯借用偶然性例证来抒发功亏一篑的憾意了；我们太留恋琐屑的人文细节而忽略或隐秘或张扬的时代情绪及国民精神了。结果，“经验”验之无效，“教训”训而不诫，抓不住新的“偶然”机遇，纠缠于旧的“细节”辨析，大失败、大灾难过后，大中华总是不能建构起面对新一轮威胁的预警机制和应对体系。屡战屡败后，舆论传媒与教育读本倒是增加了铺天盖地的英雄礼赞或罄竹难书的侵略者罪案。
回到甲午中日之战的历史总结，我们认为日本人的“胜”，与中国人的“败”，印证了同一个“历史合理”——并不是因为双方“胜”、“败”已成为历史事实我们才这样说的。
所谓“历史合理”，即指符合历史规律、顺应历史走势、且又被无可扭转的事实证明了的历史变迁。这种“历史合理”排斥哲学褒贬，甚至也排除民族或国家的利益认同。
看到这儿，也许有的朋友会批评在下：你的“历史合理”论，还不就是“历史宿命”吗？照这么说，甲午战争日本人就该胜、中国人就该败喽？
面对可能的批评，我愿意作出的解释仅仅是：
“历史合理”论决不是先验的宿命论，它其实只是对历史参与各方潜在能力与实际作为的结局性判定。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中国人在经历百年失败、百年耻辱后，大抵只要算清两笔帐，就可以增加一点对自己国家民族的责任感。
一笔帐，算算为何败于西方列强。
一笔帐，算算为何败于东洋岛国。
第一笔帐，似乎算了。主要算的是军事帐，武器帐，结果引发出了一场“洋务运动”。
第二笔帐，几乎没算。小小岛夷，何足道哉！你不算帐，不认帐，不正视邻强我弱的事实，结果是，在十九世纪末被咬一口（咬掉了台湾）后，又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被咬了第二口（咬去中国半壁江山）。五十年间，日本人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比西方列强百年期间带来的灾难总和还要大！无须再强化“仇日”的情绪，无须再咀嚼曾经的苦难，中国的新生一代都该重视日本国这个中国历史灾难的制造者。
本书前数章，当然也是回顾中国的历史失败的。失败了，分析败因，多是自向性的。因为对手远在天边，中国与他们，几乎没有可比性。
甲午战争的失败，给失败的中国树立了一个近在咫尺的可比性目标，这就是它的邻居、它的敌人日本国。
同为东方国家，同为封建帝制，几乎同时遭受西方列强的侵凌，都被迫签订过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又都转而学习西方、变革图强，何以日本强大了，强大到比西方列强还残暴？何以中国依然衰弱，衰弱到败于昔日的弱国之手呢？
甲午战争前，中国朝野上下基本上都未看到日本的强大，更看不到这个强大所诱发的扩张野心。由于将“强大”的日本看“弱”了，将“邪恶”的日本看“善”了，这才造成既暗于知己，又暗于知敌，麻木不仁，应对无方，以至满盘皆输。
在对立的国际环境中，暗于知敌者误国。
甲午战争前，中国的朝廷中，分“主战”、“主和”两派。因为他们都不了解日本，故主战、主和，都难免误国。
让我们罗列一些盲目于敌情的言论：
给事中褚成博说：“日本蕞尔岛国，外强中干，久为寰海所共知……区区一日本……惟有决意主战，大加驱剿，兵威既振，以后办理交涉事务，自能就我范围。”？輧？輱？訛
御史张仲炘说：“臣思日本之举，固有图朝鲜之意，而亦未尝无畏中国之心。我果奋发有为，彼必知难而退。”
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说：“今以区区倭人，而令得志如此，数年之后，天下事尚可问乎？”
太仆寺少卿岑春煊说：“区区日本，何足惧哉！”
请注意，上引诸大臣语，都是对皇帝说的。对皇帝上折，本应实话实说，不事虚饰，但历史证明，这些话都不准确，不真实，不但表现了一厢情愿的麻木，而且还有出瞎主意，欺哄君主的意味。从这一批人的话语，我们可以判定，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的决策层对敌方的认识毫无正确性可言。
与不知“敌强”相对立的，是知道日本很强大，却不知道这个强大的敌人也有“软肋”。因而，在中日对峙中放弃了以我之长，攻敌之短，以我逸势，攻敌劳师的战术冷静与战术努力。这一派代表人物，或许就是李鸿章了。
对于日本的强大，以及它可能给中国造成的威胁，李鸿章几乎是第一个引起警戒的。还在光绪十一年（1885）春天因朝鲜纠纷与日方代表伊藤博文举行天津会谈后，李鸿章便凭十三天中的五次接触，断言伊藤有治国之才，断言日本将要走向富强。也许出之忧国的责任，送走伊藤一行，李鸿章便迫不及待地密折上奏道：
日使伊藤议定专条初四日会同画押……该使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摹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于通商、睦邻、富民、强兵诸政，不欲轻言战事并吞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輧？輵？訛
验之后事，李鸿章所言极有预见性。只过了九年，日本便“富强”到为害“中土”了。九年间，中国当轴者并未“留意”东边的这户邻居，也许李鸿章在昏昏者中算个例外。在李氏推动下，北洋海军在光绪十四年（1887）达到它的战斗力顶点。直至甲午战起，八年期间，北洋海军竟然未添一舰一炮，同一时期，日本海军则连续实现了第六次、第七次、第八次扩张案，到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在舰船吨位、火力配备和战斗训练上都大大超过了中国海军。
李鸿章看到了这一形势逆转。就在大战前夕，他上奏朝廷，坦言：“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后，迄今未添一船……窍虑后继为难。”？輧？輶？訛 看到了差距，但他为北洋海军框定的战略、战术任务则是保守的、没出息的。不论“保船制敌”，还是“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輧？輷？訛 基本上是消极防守，不思攻取。
前事后说，即便日本海军在总体上强于中国海军，但中国海军仍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可能；仍有攻其不备，抄其后路的可能。可惜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海军将领们未作此主动尝试。
上面这段分析，是就甲午战争前中国朝野的糊涂认识而发的，仍然不是“败因”探究。虽然败后说败十分痛苦，但我们认为中国既然处上日本这么一个邻居，这个邻居既然又难改他偷鸡摸狗，钻墙打洞，据人为己的习性，我们又不能在中日之间扩大开挖一片太平洋，或垒起一座喜马拉雅山，所以就应该客观而又冷静地分析在历史的对峙中，中国何以败？日本何以胜？并且尽可能地提醒当国者在未来突发的对峙中不犯历史错误，免蹈历史覆辙。何况，同文同种而又不同国民性的反差，还会激起议论者的一些猎奇呢！
本节文字，我们将选择两个侧面，用尽可能简洁的文字，提醒读者的关心。
其一，在欧风迅猛、西人东侵的背景下，受侵凌的东方国家为谋自强，能否绕过“政治改革”，只靠单一的技术层面的“洋务运动”而达到“现代化”目标呢？
中国与日本，走着不同的路。
中国清朝统治者，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五十余年，“尊君卑臣，崇上抑下”的政治体制不变；“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的三纲伦理不变；皓首穷经，学优则仕的科考制度不变；春种秋收，渔樵自足的小农经济不变……所变者，仅仅是“师夷长技”，学着洋人造洋枪洋炮。这，就是风靡中华数十年的“洋务运动”。甲午一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证明了“洋务”不能救中国，“师夷长技”不足以“制夷”——莫说“西夷”，连“东夷”也奈它不得。
日本人也遭受了西方列强的侵凌。从嘉永六年（1853）美国人培理率舰闯入江户湾，到次年日人被迫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再到1858年被迫签订《安政五国条约》，日本人在强敌面前都没作无谓的反抗。积聚着仇恨，也积聚着智慧，终于他们在“王政复古”政变成功后，废除幕府，开始了大幅度“西化”的“明治维新”。“天皇”虽然保留下来，但议院建立了，宪法公布了，教育、兵制、新闻、金融等，一一仿效西方。仅仅积二十五年“维新”成果，原本小于中国、弱于中国的东方岛国一跃而成东亚强国。强大的日本，甚至连西方列强的扩张、侵略意念也继承并发展了，于是侵占琉球，图谋朝鲜，垂涎台湾，问罪中国大陆。
中国与日本决胜黄海时，不单是海军对海军的较量，而且也是学习西方成效的验证。日本学西方，学其“技”，更学其“道”，故“维新”推动了社会进步、国家昌盛，形成了上下一志的国家精神与上下一力的国家体制。中国学西方，学其“用”，弃其“体”，并将这种貌似辩证的二元论归纳为“中体西用”，即张之洞氏后来提出的“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旧（中）学为体，新（西）学为用，不使偏废”。结果是政治落后，吏治腐败，民心涣散，军威荡然，庞然大国，不堪一击。
甲午战败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