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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英国也有张骞、班超样人物
上两节文字，我们粗线条地分析了鸦片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及鸦片战争失败的不可避免性。这都是很让后人“憋屈”的历史遗产。
最好将这“遗产”扔到爪哇国去！
历史既然没有回程，因而对历史的思辨只是今天的云影。云卷云舒，没有一滴雨可以落到昨天的戈壁滩上。历史智慧之为虚无，正如历史蒙昧之为真实一样不可改变。
思索到这一层，多事者真想停止思索。
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中国近代史，有如一串永远不会成熟的酸葡萄。因而，不论如何细数历史家底，都寻不到一瓶甘甜的美酒。
于是善良的人们开始给中国近代史加“糖”。
以“鸦片战争”这段历史为例，即已被“糖化”了不少。批判“投降派”以发泄压抑，赞扬“禁烟派”以伸明正义，歌颂牺牲者以呼唤献身，夸大“三元里”以虚张民气；最妙最妙的，还是以诅咒英国侵略者，尤其是丑化侵略者中的头面人物为历史主旨，不断在新一代扫盲班里播种仇洋恨外的情绪，似乎这样的辩证法才能平衡历史的失败感；或者说，惟其如此，才算汲取了历史的教训，彻底地将“坏事”变成了“好事”。
我们将处在对立面的敌人及自己营垒里的败类已经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创造历史的任务，业已超额完成，历史的写手们十分自负而自得。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写历史的那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呀！
随手翻一翻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那些流行最广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总可以看到对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那个英国人查理？义律（Capeain？Charles？Ellilt）的谴责。
站在中国的、被侵略的立场上谴责非中国的侵略，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民族感情。但历史教科书并不是民族感情的艺术抒发，它揭示的应该是由双方较量所隐含的“全部”历史内容和“全部”历史教训。因为快意于谴责，人们竟没有功夫去认识自己的对立面，故而也不可能从“人”的、即一个英国人完成其时代使命、国家任务的角度，去认识义律。义律在中国教科书中的“妖魔化”，“符号化”，丝毫无助于让中国人了解对手、了解世界。
沿用类比的思维程式，站在英国的立场，查理？义律无疑是一位民族英雄，是一位张骞式或班超式立功异域的英雄。一种较为中平的参照是：大汉民族有理由赞颂张骞、班超，不列颠民族即有理由赞颂义律。
这不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这也不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
这更不是长别人志气，灭自家威风。
查理？义律是一面镜子，认识了他，也便认识了英国的民心民意、战略战术。战争，是双方的对抗，岂能不知己又不知彼呢？
在大英帝国的政治体系里，义律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从“级别”上看，义律与堂堂天朝大国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两广总督邓廷桢，均不在一个等高线上；从“使命”一看，义律是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处的总监督，后加的“领事”头衔，似乎也未履行严格的任职手续。所以他与汉代张骞、班超衔皇命而通使，亦降一格。就是这么一个人，在不般配的较量中，却步步紧逼，处处主动，终于让每一个中方对手都败下阵来，因而，人们没有理由不承认他的存在与价值。
可惜，中国史学家对义律的情况了解太少，分析太浅，因而在中国百姓的印象里，他只是一个体现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恶的化身。
义律（1801—1875），因英国在华设立商务监督处，于1834年7月15日随首任商务监督律劳卑（W？J？Napier）勋爵初次抵达澳门，开始接触中国事务。其时，义律的职务是商务监督处秘书。律劳卑是一个忠于职守的人。他以为，自己既然是大英帝国驻华商务处的总监督，作为官方外交方面的代表，就应该有与中国广东地方官员直接洽谈有关事宜的权力。但这要求被广东方面拒绝了。一怒之下，他竟敢于、并真的指挥两艘英国巡洋舰闯过横档、镇远、大虎诸炮台，直抵广州黄埔。义律作为律劳卑的贴身随员，自然体验了用武力解决争端的冒险乐趣。？輦？輶？訛
当年9月26日，英舰退回澳门。
10月11日，律劳卑病故澳门。
出师未捷身先死，这是律劳卑的宿命。除了进行了一次尝试性侵略外，他还是英国官方第一个提出武力胁迫清政府遵守近代秩序的人。
1834年8月21日，律劳卑在广州给英国首相格雷伯爵写信报告情况，指出：“满族政府在思想上极为愚蠢而且在道德上极为堕落，梦想他们自己是世界上惟一的民族，完全不了解国际法的原理和实践，所以该政府不能够由文明国家按照它们中间所公认的和实行的那些规则加以处理或对待。”如何对待呢？律劳卑建议：“命令一支英国军队率领一些小艇在沿海一带活动”；“准备一小支军队，随着西南季风的开始进入中国海域；它到达后应占领珠江东部入口的香港，该岛非常适合达到一切目的。”？輦？輷？訛
这封信的“建议”，已经勾画了英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军事战略框架，甚至战后条约的一部分内容（割让香港）都已初见端倪。
义律作为律劳卑的秘书，一定了解这封信的全部内容；或许，他还参与了意见；甚至也不排除就是他这位秘书草拟了这封信。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看，这封信含着一个阴谋。
站在英国人的立场看，这封信含着一个预见。
当历史事变真的如律劳卑设计而发生、发展时，英国人只是在完成一个设定的目标，他们处处主动，走一步看三步，稳操胜券；而中国人上上下下都蒙在鼓里，他们不知道敌人从哪里进攻，更不知道敌人的最终目的。
律劳卑的死，没有影响“律劳卑计划”的实施。
第二任商务总监督是德庇。
第三任商务总监督是罗宾臣。
其时，义律仍在驻华商务监督处任职，先后为船务监督、监督处第三监督、第二监督，并于1836年12月14日，接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处第四任总监督。
他的务实，很像他的前任德庇与罗宾臣，能否与清朝的封疆大吏平起平坐无所谓，最重要、最实惠的还是将买卖、尤其是鸦片买卖做大。而他的远见与野心，又很像他的第一任老上司律劳卑。
无独有偶，义律几乎是在林则徐抵达广州、刚一实施禁烟措施的同时，他便像律劳卑那样捕捉到了选择战争的理由。在写给伦敦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的信中，义律评价林则徐禁烟为“纵然不是公开的战争行为，至少也是战争迫近和不可避免的前奏”。？輧？輮？訛
律劳卑与义律，“越位”地预言战争和策划战争，表现了他们的国家责任感和军事战略意识。这与清朝官吏的贪墨腐败及昏聩无能，该是多么强烈的对比！即便拿他们与中国当时最优秀的文官林则徐、最优秀的武官关天培相比，他们对形势走向的清醒程度及对斗争方式的掌控艺术，仍然高出中国官员。我们甚至可以这么概括：义律这个小人物有时能够代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代表他的国家，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却不可能代表道光皇帝，更不能代表国家。
我们决无贬低林则徐的意思。在历史的回放中，当我们与林则徐一同感受皇恩浩荡进而再感受失落的时候，禁不住要为他的雄才难展发一声浩叹。
1838年冬日，北国清寒。陆行一月，12月26日，林则徐抵达北京。应诏陛见，当时是无上荣耀之事！
次日清晨，林则徐递上折子，“卯时”，被道光皇帝第一起召见。破格的礼遇是“命上毡垫”，即坐下来，舒舒服服回答皇帝的垂问。这一天，道光皇帝与林则徐的对话持续了“三刻”有余。
从12月27日起，林则徐连续八天受道光皇帝召问。这是一份君臣际遇的最高纪录。刘备访诸葛亮，“三顾”而已。“三顾”还有两顾不遇，正式访谈只有一次。为了这“三顾”之恩，诸葛亮闹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林则徐被召问，八天竟有八次之多，圣眷之隆，殷勤之意，尽在虚席而问间！外加的礼遇是一次紫禁城骑马，四次肩舆上殿。？輧？輰？訛
最高的礼遇，最大的信任，其实呼唤的是最纯粹的忠诚、最彻底的奉献。
所以当林则徐捧着那枚镌着满汉篆文的、“编乾字六千六百十一号”的“钦差大臣关防”走出军机处厢房时，他早已将自己的“生命权”抵押在道光皇帝的御案上了。
时代变迁，即使民主的精神，自由的意志普及为平民百姓的常识行为，我们依然保守地认为：为了那份国家级的信任，人可以舍身一搏！
林则徐的悲剧，是忠诚遭受践踏，是功业遭逢抹煞，是釜底抽了薪，是航船拆了底，是终极依附的精神家园后院起了火……
陛见之时，道光皇帝对林则徐的许诺是：“断不遥制。”其实，林则徐的一举一动都受道光皇帝牵制。？輧？輱？訛
禁烟小有成果时，道光皇帝鼓励林则徐放手大干，曾说：“朕不虑卿等孟浪，但诫卿等不可畏葸。”“既已大张挞伐，何难再示兵威？”
烟禁了，烟焚了，道光皇帝高兴了，高兴得忘乎所以；英舰兵临天津了，道光皇帝害怕了，怕到乱了方寸。他的第一个念头是：林则徐给我惹祸了！
帝王有理，永远有理，错也是对。
臣子无理，永远无理，功也是过。
其实，林则徐从北京领受的任务是“禁烟”，烟禁了，他就完成了任务，立了功。至于禁烟可能引发的“边衅”，林则徐曾当面向道光皇帝请示，道光束之高阁，不予理会。所以“边衅”之起，起于道光皇帝的“天威震怒”，“大张挞伐”。但皇帝是不会错的，只有拿臣下开刀。“阵前换将”，林则徐被撤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