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诉苦”？
本来，“诉苦”是私领域中的一种个体行为，与公共领域应该没有交集。但在土地改革时期， “诉苦”却悄然溜进公共政治领域，成为一种政治话语——诉说自己被阶级敌人*、剥削的历史，因而激起别人的阶级仇恨，同时也坚定了自己的阶级立场，就叫“诉苦”。土改运动的顺利开展，得益于“诉苦”这种政治话语的运用，而“诉苦”运动的成功，却得益于各种政治动员技术手段的展开。许多学者对*在 “诉苦”运动中运用的政治动员技术手段多有研究，而本文旨在把各种政治动员技术手段分为如下六类，即政治鼓动、物质激励、组织动员、思想重塑、文艺感染和剧场煽动，分别加以研究。
蒋介石至少写过9个遗嘱
作者┃陈红民 摘编┃曹林
2009年第4期的《先锋国家历史》上，刊登了台湾传记作家王丰《蒋介石的最后岁月与真假遗嘱问题》一文，王认为，蒋逝世后公布的最后遗嘱是“补写”，是台湾官方版“政治遗嘱”，不是真正的遗嘱。曾长期服侍蒋介石与蒋经国的“贴身卫士”翁元，也对媒体称，蒋最后遗嘱是其死后由人“补写”的。王丰、翁元否定蒋介石最后遗嘱真实性的基本理由是，蒋逝世当天根本没有留下遗嘱，又不可能事先留遗嘱。翁元接受访问时还反问道：“谁敢先写好遗嘱？你怎么知道今天会死？”
但这只是基于一般常理的推论，不能当作事实依据。王丰等人所不了解的是，蒋介石有在预计将有不测之时留遗嘱的习惯，他在晚年曾数次留遗嘱，这在其日记中有迹可寻。
他在1971年6月写道：“审阅检查身体报告书，脑动脉血管有硬化之象，自觉亦有所病也。如医药与休息无效，则国家后事应预作安排。经国乃可继此‘复国任务’，惟其为我父子关系，不愿有此遗嘱，但其能力为静波（严家淦字，其时为“副总统”）之助手，出任‘行政院长’，则于公于私皆有益，望我党政军同志以助我之心助彼完成我光复大陆之共同使命也。”当年底，蒋介石再次留下了遗嘱。这次是单独写在一张纸上，夹在1971年日记本中，形式上更像“遗嘱”。全文如下：“今后政府组织：一、以家淦继任‘总统’。二、以经国任‘行政院长’兼‘三军总指挥’。三、党务应集体领导。中正 12月23日”。用了“今后政府组织”、“继任”等词，显然是做最后的交待。
从蒋介石的个性与生活习惯，其最后遗嘱在其过世后第一时间即公布原件，且有宋美龄、“副总统”及“五院院长”签字等程序看，1975年蒋介石的最后遗嘱是真实的，绝非“伪造”。
2004年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开放的宋子文日记中，首次披露西安事变时蒋介石曾写有遗嘱交宋子文，但没有遗嘱的具体内容，之后开放的蒋介石日记中则有其所写三份遗嘱的全文。蒋认为张学良、杨虎城的行为是“叛乱”，必须严惩，要求南京政府急速进兵*。但他知道这会更加危及自己的生命安全，在此生死未卜之际，写了三份遗嘱。
蒋日记中最早出现遗嘱的记载是在1920年3月，当时他在援闽粤军中任职，时常感到“受小人排挤”，郁闷不得志，故立遗嘱。第二次出现有关遗嘱的记载是1922年，蒋决心南下护卫“蒙难”的孙中山，临行前抱有去无回之决心，20日“上午写静江遗嘱事”，将家事托付好友张静江。另有一个内容完整的遗嘱，写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当时感到“内忧外患相逼”，怕自己“万一不测”。
由以上概述可见，蒋介石年轻时就已留有遗嘱，从1920年至1975年这55年中至少写过9个遗嘱（其中3个具体内容不详）。至于他缘何“爱写”遗嘱，他有什么样的生死观，则是需要另外探讨的问题。 ■
（原文题为《蒋介石遗嘱知多少》，载于《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
凭什么限制法官候选人的言论自由（1）
——明尼苏达州共和党诉怀特案
（Republican Party of Minnesota v。 White）（2002）
受司法伦理限制，美国法官对待审、在审、已审案件必须慎言，否则将受司法惩戒。但是，如果某人参与法官竞选，肯定要向选民介绍、阐明本人的司法理念，其间难免涉及个案评说。这种情形下，评点个案究竟算不算违反司法伦理呢？如果不算，是否意味着人们在竞选法官时，可以任意就个案发言？如果算，是否属于限制参选者言论自由，进而影响其选举表现？上述假设并非空想，而是联邦最高法院2002年审理的一起真实案件。
事情要从明尼苏达州的法官选举制度说起。明尼苏达州自建立以来，州法官向来由民选产生。根据明州最高法院1974年制定的法官选举规范，“任何司法职位候选人，包括现任法官在内，都不可就争议性法律、政治议题公开发表看法。”违反该规定者，现任法官将被调职、罚薪，其他人可能被吊销律师执照。此规定又被简称为“宣示条款（Announce Clause）”。
1998年，明州一位名叫格雷戈里·沃索尔的共和党人在参加法官竞选时，感觉深受“宣示条款”桎梏，想就某个案子谈个看法，都得思虑再三，生怕越雷池一步，不能像总统或议员候选人那样畅所欲言，此人也是直肠子，干脆向法院提出申请，认为“宣示条款”违反宪法，属无效条款。巧的是，明州共和党也认为，由于“宣示条款”处处设限，导致候选人不敢直白表达司法立场，该党无从决定该支持谁，或是反对谁，也要求法院判这一条款违宪。
本案进入诉讼程序后，一审、二审中，联邦地方法院及上诉法院都认为“宣示条款”不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裁定明州共和党败诉。明州共和党只好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
2002年，联邦最高法院以5…4票的微弱差距，就此案做出裁判。代表多数方撰写判决意见的，是向来以文笔犀利著称的斯卡利亚*官。他分三个层次，抽丝剥茧，逐层分析了“宣示条款”是否违宪的问题。
首先，欲判断“宣示条款”是否侵犯言论自由，必须得厘清它到底禁止的是什么样的言论。斯卡利亚认为，明州最高法院确立的“宣示条款”，主要禁止法官候选人就具体个案表示法律见解，在这一前提下，法官候选人所能表示意见的范围，只限于自己的性格、教育、工作习惯，及如何处理司法行政事务等议题。
那么，“宣示条款”能否促进司法公正呢？斯卡利亚认为，既然“宣示条款”限制了候选人部分言论自由，那么，判断其是否违宪，就得看这种限制是否合理，能否实现更优越的利益，也即司法公正。如果存在更优越的利益，就说明这种限制是必要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司法公正，向来缺乏确定标准。参选法官者，多数都上了年纪，对重*律议题已经形成自己的看法，即使就个案发表见解，也不会令人质疑其未来的公正性。而且，候选人在竞选法官前，多数以写文章或发表演讲形式，表露过本人的司法立场。从这一点来看，限制其选举期间的言论自由，没有太大意义。因此，所谓“更优越的利益”并不存在。
最后，限制法官候选人在选举程序中的言论，是否属于普遍现象？斯卡利亚从实证角度阐述，由于普通法具有造法功能，美国法官的功能与立法者相差不大，因此法官选举制度与一般政治性选举（如议员选举）没有太大区别，犯不着对法官言论做太多限制。而且，在美国，限制法官候选人选举言论的州并不多，历史也不长，相关条款不具有“普世长久性”。
凭什么限制法官候选人的言论自由（2）
综上所述，多数方*官认为，“宣示条款”限制了参选者的言论自由，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属无效条款。如果各州试图限制竞选人言论，必须符合严格审查的标准。
位于少数方的金斯伯格*官撰写了异议意见。意见开头，金斯伯格首先强调了司法权的特性：无论联邦法官还是州法官，都不代表人民、政党、社区或个人，而是代表法律本身。法官的任务，是依据个案事实，中立适用法律，必要时甚至要违背多数人民意志。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官选举不能与竭力逢迎民意的政治选举划上等号。限制法官候选人言论自由，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
金斯伯格进一步指出，如果是政治选举，候选人向选民做承诺，是理所当然之事。但若是选法官，就应限制候选人的承诺行为。法官候选人如果在竞选中做过承诺，以后为争取留任或连任，势必要竭力兑现诺言，一旦诺言与当事人利益或正当法律程序相悖，就有可能损害司法公正，使人民对司法丧失信任。多数意见认为竞选言论与司法公正没有关系，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由于事关重大，奥康纳*官发布了协同意见。奥康纳认为，以选举形式产生法官，本身就影响司法公正。由于法官定期改选，每起案件的判决结果都可能影响到法官的个人利益，自然会动摇人民对司法公正的信心。所以，有问题的是法官选举制度本身，而非竞选言论。 其实，奥康纳*官一直对法官选举制度有意见，认为这种做法有可能导致法官被政党或利益集团操纵，不过，作为*官，奥康纳只能通过判决意见提出看法，不能有所作为。退休之后，奥康纳无官一身轻，从2008年开始，即提出“拯救我们的法院”的呼吁，积极参加各州法官选举制度的改革工作。
笔者部分赞同奥康纳*官的意见。的确，既然是竞选，候选人当然应表明本人在重大司法问题上的立场，否则，选民根本没有办法做出理性决断。比如，一个候选人不可能只是大谈特谈自己将如何如何恪尽职守、依法办案，因为选民期待的，是他对堕胎、持枪、种族平权或死刑等问题的立场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