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为何，我总感觉丽娟的笑声不再如过去那般清脆和无忧无虑了。
第二天，金秋厂正式开工。虽然厂门口张灯结彩，依然充满着浓浓的节日气氛；虽然人人见面道声“新年好“，脸上布满笑容；虽然我们每个人都领了一块钱，这一块钱是用漂亮的红包包着的。但厂门口那幅长长的红布上写着的“大量招收熟悉手车工、烫工等等”字样，还是提醒着我们，新的一年里没日没夜地赶货又开始了！
据说厂里接了几个大订单，需要及时赶货，所以这次招工破例不再有性别的限制，很多男工闻风涌了进来。男女比例第一次比较接近，一时热闹非凡。
这些新员工中有许多是回家过年的同事从家乡带来的，其中包括红姐１６岁的女儿粉粉。粉粉长得胖乎乎的，皮肤白嫩白嫩的，非常可爱。但因为她很小的时候红姐夫妻就出来打工，所以她和红姐十分生疏，她能进这个厂，是红姐花了八百元才勉强塞进来的，在隔壁的针织二厂做剪线工，和红姐一样，很能吃得了苦。
因为新员工太多，我们宿舍原本死过人的那张床也被安排进一个女孩。虽然那个女孩知道原委后几次要求换床位，终被宿舍管理员的一句话“不住那张就打铺盖走人”吓住了，万般无奈住了下来。时间长了，她也就习惯了。那张床不再空着，那个死去女孩的阴影便也越来越淡出人们的视线。
因为新员工太多，周桂枝空前地忙碌起来，骂人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常常一天下来，嗓子都哑了。凭良心说，她其实是个极能干的女孩子。这次她也从家里带来了一批人，那批人中有一个叫周洁的女孩子，按照老员工带新员工的惯例，她坐在我和李梅中间。但即便是老乡，周洁有几次还是被她骂得直抹眼泪。
有一次，周洁边抹眼泪边小声告诉我：“她还是我远房姑姑呢，从家里带我了我们五十二个人来，每人还多收了我们八百块钱呢。在家里说得好好的，没想到一进厂就这么凶了！”
１２４。
我还没来得及接话，周桂枝在远处看到了，就气势汹汹地走过来，用食指指着我们两人破口大骂：“你们不想干了是不是？上班时间讲话，每人罚十元！”
我赶紧解释：“我并没有说话，是她问我怎样才能包装得又快又好。”
周桂枝的食指转而指向我的鼻子：“还敢犟嘴！我罚你十元还是少的，要是在孟加拉国，今天工资你就别想拿了！”
平白无故被罚了十元，本来己非常心疼，她这样一说，我不由恼怒起来，不悦地说：“我现在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不是在孟加拉国！”
周桂枝听了这话，更是气得浑身发抖，连连用食指远远点我的鼻尖：“你、你听着，顶一句罚款加一倍，现在我罚你二十元！”
本来从前一天早上八点上班，现在己经加班加到凌晨六点了，早己身心俱惫。如果被罚二十元，这一夜的辛苦就是白费了。所以听了这话，我只感到气血上涌，“唿”地站起来，愤怒地盯着她。周桂树上前一步，毫不相让：“怎么，你想吃‘炒鱿鱼’是不是？你再顶一句试试？顶啊！你顶啊！”
我刚想反击，段明兰低声提醒我：“快给周组长道歉，否则她真会炒你的。”
我心中一寒，望着周桂树凌厉的眼神，只好在心中叹了一口气，收回眼中我怒火，低下头忍气吞声地说：“对不起，是我错了，请你原谅。”
周桂枝眼中闪过一丝得意，还想说什么，珍姐闻声赶了过来，问明事情起因后，她劝慰周桂枝：“算了算了，现在赶货，正是用人的时候呢。”周桂枝不屑地看了看我，这才冷哼了一声离开了。
珍姐不满地训斥我：“才加这点班你就又喊又叫的了？我们以前在美国塞班岛时，三天三夜加班都是常事，不加班哪能赚到钱呢。”
我委屈地低着头，任她训着，再也不敢说一句话。我只感觉如哽在喉，喉咙被什么东西硌得生生地痛，眼泪却不敢掉下来。
那天，一直加班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多才下班。我们拖着疲倦的身子，强打起十二分的精神，直接从车间去饭堂吃饭，吃饭时段明兰看到我一脸沮丧，小声问：“还在为早上的事生气呢？”
我委屈地说：“再苦再累我也能挺住，可她凭什么骂我啊？明明只有周洁在说话，为什么要罚我的款？周洁那边坐的是李梅，她为什么只骂我？”
段明兰叹了一口气：“人家李梅的姐姐是李清，是做仓管员；李梅男朋友胡海波哥哥胡海成又是专门管招聘的，和珍姐关系好得不得了，周桂枝敢太岁头上动土吗？你来这么久还不知道吗？我们都是柿子，周桂枝专捡软的捏呢。”
我瞪大了眼睛，说实话，我从来没想过这些复杂的人际关系。我原以为，只要认真地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将每一个包装袋打得又快又好，即便不去学电脑，我也会有升职的机会，可以一步步从班长、组长、车间主任等等一路升上去呢。现在想想，我真是天真得可以！
我沮丧地说：“那我怎么办呢？只好任由她欺负了？”
１２５。
段明兰干脆地说：“那就找个男友吧，你比我强，又年轻又漂亮，只要你愿意，还怕找不到靠山吗？我感觉那个ＩＥ主管沈州好象很喜欢你呢。”
我茫然地部：“哪个是沈洲啊？”
她说：“就是总在我们车间转来转去的男孩子，戴着一副黑边眼镜。”
经她提醒，我想起来了。虽然今年进了许多男工，但大多是车位和烫位，戴眼镜的很少，而戴黑边眼镜并可以在车间里转来转去的，就只有那一个人了。那个人中等身材，貌不出众，实在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我不解地问：“你怎么知道他喜欢我？”
她难为情地说：“不瞒你说，我前一段时间非常注意他的。但你知道，我长得不漂亮，不过是一名普通员工，他眼里怎么会有我呢？”
我苦笑道：“我也是普通员工呢，他眼里也不会有我的。”
她认真地说：“你不同的，沈洲一定是喜欢你的。自从你来包装组后，他来我们车间的次数越来多了，经常有意无意地往我们这边看。开始时我以为是看我，因为我和他搭过几次话，但时间久了我便知道，他是在看你呢。”
段明兰虽然平时不太爱讲话，但对男女之事仿佛天生敏感。车间里只要两个人有那方面意思了，她总是第一个看出来的。时间久了，我们在推测哪两人有没有关系时，总是把她的意见看成权威，而她的猜测，总是八九不离十的。
我沉默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她继续说：“我们这些车间里的女孩子，被写字楼的男孩看中的机会少之又少。那些男孩眼光挑得很，无论他们自己相貌如何，总是要找车间里最漂亮的女孩子。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等到象我一样年纪，想找都找不到了呢。”
我忙安慰她：“听说厂里男女比便是十一比一，也就是说每十一个女孩子，有一个要被拉下的。厂里找不到，你可以回家找！”
她的神情越发忧郁了起来：“回家也找不到了。刚出来时，年纪还小，总想着赚钱，就耽误了。年纪大再想回家找时，家里很多和我同龄的人都结婚生子了。再说，我们来广东打工的女孩子，在家乡的名声并不好。”
我急了：“怎么会这样？你那么老实！”确实，她非常老实。听红姐说，她在金秋厂打工七年，除了没日没夜加班外，业余时间都是坐在宿舍里不停地织毛衣。厂里象她这样的好女孩还有很多很多，她们老老实实在工厂打一份工，恪守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很值得称赞。
她艰难地说：“但家乡人都这样认为，我也没办法。他们以为在外面的女孩子不是给有钱的老男人做二奶，就是在娱乐场所‘卖猪肉的’。”
１２６。
我恼怒地说：“我们金秋厂有七、八千女孩子，广东的有钱男人能有几个？广东的娱乐场所能有多少个那样的女孩子？来广东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女孩子都是在工厂安安稳稳打一份工的，为什么你家里人就看不到这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女孩子，而只看到了那百分之零点零一呢？”我越说越气，声音不自觉地高了起来，引得周围的人都往我们这边看。
段明兰摇摇头：“厂里象我这样的有很多呢，包括写字楼的女孩子。“说完，叹了一口气，便收拾起餐具走开了。她那逐渐失去青春光泽的脸在我面前一闪而过，我发现她的背影竟有了几分佝偻。
忽然就想起《红楼梦》里的那首著名的《葬花吟》：“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是的，每个女人都是一朵花，她们在花期初始时离开生长的枝头，来到遥远的异地。她们为遥远的异地付出青春、爱情和血汗，她们得到的，只是薄薄的钞票、满心的伤痛和枯萎的容颜。花期结束时，她们想重新回到亲人身旁，而在故乡，她们却再也找不到可以停留的枝头了。
想到这里，我忽然产生了莫名的恐惧：今天的段明兰，是否就是明天的杨海燕？虽然我是努力上进的，但并没是所有的努力都会得到回报！比如，段明兰和许许多多车间的姐妹们，初来异地时，她们也是有理想的，她们也曾努力过，但真正能浮出水面的，毕竟是微乎其微！
现在，没日没夜地加班，我根本没有时间的精力去学电脑，而学不成电脑，我便无法坐进写字楼，无法比我那些上了大学的同学过得更好；至于在偌大的东莞找到该死的齐月升，更是希望渺茫！
我越想越感到前边是无边无际的绝望，第一次，我对能否实现来东莞的两个目的产生了怀疑！
回到宿舍，动作快的人己经冲好凉、洗好衣服了。阳台上面的晾衣架晾满了花花绿绿地工衣、裤子、内裤、胸罩。为防止混淆，每件工衣的边缘都写着主人的名字、工号。但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