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要说赵作海，便是聪明绝顶如李承鹏，不也中了套么？那男记者问他，赚得眼球，拉动人气，赚了稿费，这就是你们出书的目的吗？李承鹏居然接茬，还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为什么“不是”，活像一个审讯室里的“犯罪嫌疑人”，极力在洗刷自己。如果李承鹏读了马少华先生的文章，就会知道这种提问方式，是早被悄悄置入了倾向或结论的。这些倾向或结论就像地雷，已经作为逻辑前提预设在那里，单等你来送死。
其实不要说李承鹏，便是我易中天，同样招架不住。比如那主持人问“你质疑余秋雨是不是为了保持名人热度”，就也是置入了倾向或结论，或预设了逻辑前提的──但凡质疑名人，都是为了炒作自己；如果本人也是名人，则一定是“为了保持名人热度”。
然而糟糕得很，我跟赵作海、李承鹏一样，也是“脑筋一时转不过来”，只觉得不对劲，便脱口而出说“拒绝回答愚蠢的问题”。结果怎么样呢？被骂作“毒舌门”。当然，下回就有办法了，可以说“拒绝复杂问题谬误”。
不谦虚地说，我和李承鹏，已经不算“弱智”或者“弱势”，尚且一时半会反应不过来，落入陷阱。换了没有媒体经验的人，还不定被欺负成啥样。这样的“陷阱问题”和“诱供方式”，难道不阴险，不恶毒？
相比之下，那个“法院带来的记者”，就已经很善良了。虽然这个记者也很不靠谱，居然在当地官方向赵作海道歉时，去问他“要感谢谁”，好像赵作海应该感谢道歉者似的。但毕竟，该同志并没有像对付李承鹏和我那样，或者像挨了“中华女”一耳光的那位美眉一样，预设一个“道德污名”，只不过想弄点歌功颂德或感恩戴德的话回去交差。马马虎虎，也可以理解吧！何况赵作海也确实有“需要感谢”的人，这就是本案中的所谓“死者”。那人如不“活了过来”，赵作海还不得“把牢底坐穿”？
可惜，这不是记者要的答案。
也许，正是为了确保自己的采访结果，一些记者干脆把自己需要的答案，赤裸裸地替采访对象说出来。比如“五一劳动节”那天，有某电视台记者拿着话筒在工地采访。那记者问：今天全国人民都放假了，你们却在工地挥汗如雨。但是，你一想到这建筑落成后，市民就能得到很多快乐，你的心里就特别高兴，是不是？
这位工人又能说什么呢？也只能说“是”吧？
于是，记者跟工人握手，感谢他的“配合”。然后，他又再“挥汗如雨”地跑到别的工地，去问同样的问题。答案，当然也是同样的。最后，我们的屏幕上，便满是“工人阶级的高尚情操”，红旗如海，歌声如潮，残阳如血。
这当然很好，很正面，很主旋律。只不过，这还是新闻，还是采访吗？
刊载于2010年5月18日《南方都市报》B15版，责任编辑刘炜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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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不认错（1）
○ 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们已经不肯认错，不敢认错，甚至不会认错。当然，也不会质疑，不会批评，不会辩护，不会道歉。
认错曾经要资格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认错这事，越来越难了。而且，越是地位高、名气大、粉丝多，就越难。要么矢口否认，要么一声不吭，要么倒打一耙，要么把水搅混，甚至把质疑他的人统统说成是“文化杀手”。痛痛快快说声“对不起，我错了”的，几乎没有。就算有，也凤毛麟角，屈指可数。
于是国人感叹：这究竟是怎么了？
感慨也很自然。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似乎很鼓励认错。谁不知道“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蚀）焉”（《论语·子张》）？但不知是否有人想过，这其实要有资格。资格，就是“君子”。在孔夫子的时代，君子首先是贵族，即“君之子”。其中地位高的，是“王子”（天王之子）和“公子”（公侯之子）。最低一等，也是家君（大夫）之子。这就是“士”，也叫“士君子”。这样的人，犯了错误，当然都看得见（人皆见之）；改正错误，当然都崇敬他（人皆仰之）。如果是小人（庶人、平民、普通老百姓），犯了错误，有可能“人皆见之”吗？不可能。改正错误，有可能“人皆仰之”吗？更不可能。认错，是不是要有资格？
所以，认错曾经是一种贵族待遇，也是一种贵族精神。那时，一个真正的贵族，如果有错，要么自己辞职，绝不等别人弹劾；要么自己去死，绝不等别人动手。这就叫“刑不上大夫”，也叫“士可杀不可辱”。至于小人，则根本就不存在认不认错的问题。他们只有一条出路，就是“伏法受刑”，没资格“自裁免辱”。这就叫“礼不下庶人”。
秦汉以后，贵族慢慢地没有了。最后只剩下两个等级：皇帝和臣民。于是，皇帝以外，包括官员，所有人都没资格认错，只能“认罪伏法”。甚至没有罪，也要声称有罪，比如上奏时口称“诚惶诚恐，死罪死罪”。无罪而称死罪，哪有真实可言？不过一种“姿态”。真正的错误，也就不会有人去认。结果，认罪也好，认错也好，便都变成了“表演”。
认错曾经是表演
表演最“出色”的，是皇帝。因为只有皇帝，才有资格认错。方式之一，则是在遭遇自然灾害时下“罪己诏”。这看起来是“严于律己”，实际上是“自欺欺人”。你想啊，闹地震发洪水，是因为皇帝“失德”吗？那他岂不是神？这就正如他们的“称孤道寡”，你说是谦虚还是自夸？
然而效果却极佳。天下臣民，感激涕零；颂圣之声，不绝于耳。可见所谓“罪己”，名为认错，实为表功；名为自责，实为标榜。实际上圣贤们讲得很清楚：君子之所以要知错就改，固然因为瞒不住（人皆见之），也因为有红利（人皆仰之）。那么，没人看见，或者没人捧场，还认错吗？多半不会。就算儒家主张“慎独”，做到的也没几个。道理很简单：既然是表演，没人喝彩，谁肯粉墨登场？
有趣的是，这样一种表演，到了四十年前“斗私批修”的时候，就成了全民性的。因为所谓“斗私批修”，乃是一场全民的“道德运动”。目的，则旨在把所有人都打造成道德意义上的“君子”。于是，每个人都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每个人都在“狠斗私字一闪念”。当然，每个人也都要检讨自己，批判自己，甚至痛骂自己。那些把自己骂得最凶的，往往能得到领导表扬、群众肯定，在掌声中体面地下台，甚至成为帮助别人的“先进分子”。那可是中国人最肯“认错”的时期。只不过，事后想起，却是惊恐莫名和羞愧难言。许多人今天的不肯认错，就源于对那场运动的“心有余悸”。
我们为什么不认错（2）
认错曾经很危险
事实上，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批判自己固然是自我救赎的途径，逼人检讨也是搞垮别人的手段。因为一旦检讨，承认错误，就意味着“有了污点”，在气势上就“落了下风”。就算这会儿不整你，把柄却落到别人手里了，随时随地都可以翻出来，老账新账一起算。我们毕竟不是皇帝，谁都担不起这风险。
其实就连皇帝也不敢。要知道，皇帝之所以能“君临天下”，是因为“奉天承运”。这就不能犯错误。犯错误，就不是“天之骄子”了。也因此，皇帝决不能认错，更不能忏悔，最多只能后悔，比如“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检讨自己。但那责任，却全在酒。说到底，还是不负责任，因为他根本就负不起。
皇帝都担不起的，官员也担不起。何况“受命”的是皇帝，“亲政”的也是皇帝，怎么能向官员问责？不能问责，就只能“问罪”。罪责不明，就只能“诛心”。诛心，就是问动机，比如问官员“是诚何心”，也就是问他“居心何在”的意思。这其实也是问不得的。什么叫“居心不良”？最起码也是“谋私”，弄不好就是“谋逆”，谁担得起？也只好极力洗刷自己，设法栽赃于人。大家都标榜自己“动机纯正”，指责政敌“居心不良”，也就非搞阴谋不可。最后，阴谋论和动机论，就成了派别斗争的常规手段。这时，还有人敢认错吗？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过去的苦难记忆犹新。这就使许多人成为“惊弓之鸟”，十年怕井绳。所以，我虽然坚决反对“阴谋论”和“动机论”，但对怀疑他人动机的被批评者，还是留有一份理解和同情。
不会认错又如何
这，大约就是中国人的“认错史”。由于这样一种历史，我们已经不肯认错，不敢认错，也不会认错。比方说，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该向谁认。曾经有某官员私生活出了问题，检讨的话却是“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其实他那档子事，顶多对不起老婆，跟党和人民有什么关系？这样“大而无当”的认错，一听就是“言不由衷”。
不会认错，也就不会道歉。曾经有某媒体，因“报道失实”向某机关道歉，其实这个机关，或者部门，或者单位，是靠纳税人的钱来维持的。纳税人的钱怎么花，有没有铺张浪费，媒体当然可以质疑，可以监督。就算报道不够准确，有误差，更正即可。即便要道歉，那也该对读者，哪有向监督对象道歉的道理？这是典型的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不会认错，也就不会批评，甚至不会提问。比方说，开口就问人家的动机，甚至预设一个“道德污名”，问人家是不是。同样，要为自己或自己人辩护，也是拿对方的动机做文章。其实动机这事，往往无法证明。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毫无意义。有分量的批评，都是摆事实、讲道理，或者看事实有没有出入，或者看逻辑有没有漏洞，然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可惜，这种方法，我们常常不会。
实际上，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