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企业人力资源，一向的观点是将其视为企业自己所拥有的人力资源，理由在于这部分人力资源是企业用钱购买而来。这从一般现象上认识完全可以这么理解定位。因为事实上这部分人力资源与企业有着一个契约交易过程，而且，这部分人一旦进入企业就在企业进行注册并服从企业行政性管理，构成了企业内部行政关系。这里应当进行一个辨正是，在市场经济体系里，人力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商品，这个商品是在在使用过程中才实现所有权交付的，而不是像其他商品一样，在交易完成后即由购买者进行实际意义的控制。如果是这样，则人力资源者就是奴仆的特性了。因此，企业对行政支配关系的人力资源并不具有所有权，这与企业的土地一样，只具有使用权，所有权仍然是人力资源者的。
⑵经济支配关系。经济支配关系人力资源是指利用经济利益构成的人力资源，这包括利益加盟人、品牌共享人、营销代理人、供应商（含货币、技术、信息供应）、产品需求人等，这部分人力资源的支配维系机制就是经济利益。也许有观点会认为将这一类人也视为人力资源是不可思议的，其实不然。深入企业实际考察，对企业事务进行精细的辨识，就会发现一个规律，这些我们一般称之为业务单位或顾客的人，在没有与企业发生任何实质关系之前，都是一种资源形式存在，即使曾经与企业发生过交易行为，但并不等于下次一定会再发生交易关系。要让他们与企业保持一种持续稳定的交易关系，就必须将其当作一部分人力资源来经营。企业实际中就是这么做的。什么是市场维护？什么终端维护？归根到底就是运用经济规律特点，依据人的利益需求，对人力资源进行经营管理。只是所用的方式不是行政手段，而是经济手段。人们常说“顾客是上帝”，其实不要将顾客看成上帝，只要将顾客视之为人力资源就足够了。这就意味着，企业作为供应方与需求方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经济利益需求关系，而不是谁比谁的地位更高，其实大家是平等的。
⑶情感支配关系。情感支配关系人力资源是运用情感力量实现支配的人力资源。人类需求二重性显示，情感是人的一种需求特性，尤其是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情感是非常丰富的。因此，情感对人的支配能量是不可以忽视的。亲情成就了人的生命，爱情可以致人不顾生命，朋友可以让人两肋插刀，可见情感能量之在。两个不同服务态度的同样生意人所获得的顾客量是不同的，这就是情感支配力的表现。现代企业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情感在扩充企业资源上的重要作用，悲情牌、服务牌、文化牌已经是企业常用工作手法，一个专门以情感为研究对象的“情商”的理论体系正在形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情感并不只限于亲友之间的亲情、友情，亲友之情固然是情感范畴，然而情感所是指向的是普遍存在于人类之身的人的情感需求，也包括亲友之情在内。人的情感需求的突显，标示出人类已经不仅仅只满足于经济需求的新趋势，人类的生活质量在发生新的飞跃。
⑷法定支配关系。除上述三类种支配关系的人力资源，还有一类可供企业支配的人力资源，这就是公共人力资源，包括政府机构、社群机构、公有资源机构等系列的人力资源，这类关系，我们习惯地将其视为机构，其实落到实质处，仍然是一种人力资源的形态。这类人力资源的特性是控制着社会公共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如土地、道路、水源、电力、燃气以及相关政策、法律保障等，是企业的社会利益所在，为企业的立足之本。我们将其归入人力资源，理由在于，人类社会一切事物的最终归结是人，我们过去提倡过对事不对人，而事实上对事不可能不对人，一定的事总有着一定责任人和利益人。尤其是人的情感需求突显的今天，认识事物不从认识人开始，是无法真正彻底认识事物的。这类机构中的人也是人，不是神仙，也存在着情感需求。因此，作为价值增值的经营者，企业没有理由不将这类为企业提供服务的人不视为人力资源。只是支配这类人力资源的机制，不同于上述几类，是一种国家法律、政策规定支配关系人力资源。
综合上所论述，也许会有观点指出这是一种泛“支配”主义，尤其是对于法定支配关系不一定认可。其实“支配”并无褒贬，与“调动”并无太大实质性语义差别，只是表达语态上更具有能动主导性，企业政治倡导的就是这种能动主导性。企业在实际工作，为了实现一个利益目标，总是千方百计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些调动的手法包括悲情请求、正常交易、利益收买、利益挟持等等，所谓威逼利诱，色彩俱全。这些只要没有触犯一个国家的法律，理论上是没有理由怀疑其正当性。这些词汇上所携带的色彩实质是一种社会文化的色彩。企业给某甲一笔钱让其弄到一份商业情报，这一行为，社会文化完全可以解读为甲被企业所收买，而企业政治则可以解读为企业运用经济利益的方式支配着甲。中国现在处于传统文化与创新文化相碰撞的时代，我们有理由在坚持优秀文化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认识认同创新文化，不然，我们无法解读生动的企业文化。
企业社会利益人际
第二章 企业资源运动形态
第一节 企业资源构成
3、企业社会利益人际。社会利益是指企业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利益关系。企业从确立之日起，就在这些方面与社会建立起联系。从利益形态上看，企业与以下一些社会机构存在着日常利益关系。
一是国家、政府对企业进行行政管理的机构。中国国家和政府现行企业行政管理机构是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局，行使国家政治管理企业的行政性职能，办理企业与国家政治对接事务，并对企业实施行政性管理。但考察我国国家和政府对企业行政管理实践，其对接归口关系却是非常复杂的，多头行政、交叉行政现象非常严重。首先，中国对企业进行行政管理的法规依据不叫《企业法》而叫《公司法》，而另设置《个体工商户管理条例》一规管理个体户；其二，企业机构“工商”行政管理的名称特性并没能涵盖该机构职能范围，严格地命名应当是“企业行政管理局”；其三，自国家工商总局到基层工商所，都能各自独立办理企业登记事务及相关行政管理事务；其四，地方政府没有专门对企业实施行政管理的归口机构，而分别由政府序列的经委与党委序列的工商联代行着部分职能，前者主管非民营企业，后者主管民营企业，二者在法律上均不具有对企业行政的授权，实际上二者也没有太多的行政作为。正因为这样的现象存在，企业与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行政关系就不是非常清晰的。
二是国家、政府的税务管理机构。税收是国家、政府经济利益在企业利益目标中的根本体现，换一种说法是，企业的利益目标中必然地包含着国家和政府的利益在内，国家、政府的利益就主要地体现在税收上。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税务管理方式，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税收政策。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税务管理经历过多次的变化，税种由少到多，管理方式由粗到细。为体现确保中央财政、发展地方财政的税务管理思路，现行中国税务分为国家和地方两大块，与企业相关增值税、所得税以及涉外税收由国家财政直接管理，其余由地方财政管理。企业不同的经营管理行为所产生的不同税负，构成企业与国家、政府不同的利益关系。企业财务意识下税金是一种纯付出义务，然而，以企业政治意识来认识，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既然尽到了一定的义务，也就会拥有一定的权利。这种立论无意为政府进行学术张目，事实证明，纳税义务履行得越好的，往往是国家、政府保护、支持最大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保护、支持好一家纳税优秀的企业，实质也就维护了国家、政府的利益，这不是私利上的偏颇，而是权利与义务对等法则使然。同时，许多现实事实也表明，一般抗税、逃税的企业，其它社会法则也是遵守得不好的。这类企业，最终是无法做大做强做成气候的。
三是政府专业技术管理机构。这里涉及到企业专业技术从业资质和专业技术执行标准的行为范畴。专业技术是企业经营内核，是企业利益目标体系的生命线，没有经营内核的企业，其价值无所倚托。而社会需要从一个企业获得的也就是这个内核，因此，国家、政府对专业技术有着成套的管理体系。国家专业技术管理机构为企业进入一个行业设置了一定的门槛，同时也为已经进入技术门槛的企业提供了一种利益保护。企业实践活动中，没有企业不重视专业技术管理机构资源板块的，这不仅仅表现为一种行业准入，更重要的是能标志出一种专业技术上的社会认同，是企业价值的根本体现。专业技术含量逾高的企业逾是这样。
四是社会公众利益管理机构。社会秩序、水电资源、交通通讯、城市规划、产品卫生、环境卫生、社会文化、公众舆论等，是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利益事务，企业作为重要的社会成员也当然密切相关，其中任一关系的不协调都有可能给企业带来灭顶之灾。这其中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公权与私权密集交叉，一旦出现关系错位或破裂，不仅仅是由简单的政府权力所能解决得好的，这需要构建出一种稳定、和谐的利益平衡机制。任何企业，不论其能量大到何种程度，如果立于社会公众利益的对立面，可能有一时得势之机，但最终将走向衰亡。因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对立，是企业将自己异化成为社会公众的公敌，没有哪一种力量会大于公众，包括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