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劳动的使用价值不是体现在劳动终端的产品上，而是体现在劳动过程之中。消费过程结束即劳动过程结束，消费过程没有结束，而劳动过程结束，则是产品不完整；消费过程结束，劳动过程事实上不能继续下去。这类产品，过去是称之为“服务”业的，“服务”的表意已如前述，我们以为是完全可称之为过程产品的。世界信息业和金融业的高速发展催生了信息产品和金融产品，但信息产品和金融产品总要物化成一个载体，终归还是一个独立产品。可见，劳动产品存在着独立产品和过程产品两类不同形式。
企业是劳动的组织形式，劳动的组织形式又总是以产品为中心。没有产品目标，无以组织劳动，产品解决的就是“干什么”的问题。
劳动组织日益企业化
第一章 企业政治概念的提出
第一节 企业本质的一般认识
三、劳动过程的日益社会化
3、劳动组织日益企业化
人类劳动发端于个体农（林、牧、渔）业，受用于家庭。很长历史时期中，家庭模式主导着人类社会体制，包括国家、政府都是家庭模式。于是，劳动组织形式多是以家庭为主体的。即或有外来劳动力的加入，也是以奴隶或仆工的身份出现，这便是小农经济的劳动组织特点。小农经济的劳动组织形式不是能称之为企业的，因为在这里不是一种公正平等的利益组合，而是一种役使与服役的关系，或是一种东家与仆工的关系。无论役使与服役关系或是东家与仆工关系，都是建立在对劳动力人身进行统治的基础之上，显然，劳动成果分配上必然是一种非等价关系。这种劳动组织关系是以政治压迫为基础的劳动管理模式，存在严重的政治奴役与劳动掠夺。
以土地私有为特点的小农经济条件下，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相结合，导致的必然是利益严重倾斜，贫富两极分化。富者无须投入经营便可稳获丰厚财富，除天灾人祸再无半点风险，而贫者求富却无可投的资财。翻开中国的历史，在洋务运动以前没有大工场的记载，在1949年以前竟无大农场的痕迹。可见，小农经济的劳动组织模式是不能激发社会劳动积极性的，严重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文明历史长于他人，而经济却远远落后于他人，小农经济便是落后的根缘。
企业现象的出现，是18世纪工业革命带来的。几近两百年、跨越三个世纪的蜿蜒曲折，企业化运动带动着人类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企业终于由可诅咒的妖魔修成正果，全方位挺进劳动组织范畴。企业化了的劳动组织形式特点在于利益的对等原则，在于企业以独立的权利和义务实体（即法人）形式出现于社会，以法人的姿态开展经济活动，并承担由此所发生的一切利益与风险。这一法人责任体例，有别于个人责任体例，也有别于家庭责任体例，更有别于国家、政府责任体例。中国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间的工厂、商店、作业组等之所以不能称之为企业化，就在于这个权利与义务没有法人化。
1984年开始，中国推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至现在不到30年的时间，城市经济伴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已经全面实现企业化，农业经济也正一步一步走向商业化轨道，家务劳动社会化的热潮方兴未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推动下，企业的经营触角不断伸向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类需求不断被无孔不入的企业运动从潜意识中发掘出来，形成一个又一个的消费新浪潮。
劳动组织企业化，不仅仅是个劳动组织形式范畴，更重要的是，劳动组织企业化引发了社会人际利益关系的深刻变革，人际利益关系由过去的线性运行急剧地向着非线性运行转变。如上所述，劳动过程不仅仅是若干劳动动作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复杂的利益组合过程。这种利益关乎到直接参与劳动过程的劳动者，同时也关乎到劳动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劳动成果的利益多元性，决定着企业管理行为不仅仅是管理一些纯技术流程，而是一个多元化了的社会利益分配过程。因此，企业的功能已经不仅仅是组合劳动力，合理安排劳动活动，更重要的则是需要协调平衡多方利益。关于这一点，中国企业化运动的先驱者许多是始料不及的，骤然的成功与富有，让他们过于迷信着个人和企业的能量，认识不到社会利益规则的存在，这必然是要遭受惩中枪落马的。
劳动组织企业化趋势表明，现代乃至今后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企业现象不仅仅是一个“生意”含义的经济现象，多元利益的组合，不断丰富着企业深刻的社会内涵，而且其社会性会越来越强，从社会发展意义上说，劳动组织企业化是人类社会政治*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 想看书来
经营是企业不变的内核
第一章 企业政治概念的提出
四、企业的概念和特征
经济是人类生活的基本过程，劳动则是经济的根本源泉。通过探讨经济本质与劳动本质，我们已经意识到，劳动是人类生活的主要内容。而企业在当今的社会中，充当的便是一个劳动组织者的角色。因此，企业应当是一个劳动组织。至此，企业的本质似是已经落箨成竹。其实不然，如果将企业本质的认识停留在劳动组织层面，必然地进入一个个悖论怪圈。
怪圈之一：如果认定企业是劳动组织，那么行政机构、军事机构、文化机构等社会管理机构就不是劳动组织；这些社会管理机构不是劳动组织，那么，这些机构中的人也就不是劳动者。不劳动者不其食，不劳而获便是剥削。那么，社会管理机构成员都是剥削者。可是，从理论到实践，我们却无论在政治上或文化上，都没法将这些机构的成员收入定位为剥削收入，哪怕是封建官吏的傣禄。不是剥削收入便是劳动收入，于是，问题交回到逻辑起点。
怪圈之二：如果认定社会管理成员是劳动收入，那么社会管理成员的行为就是劳动；如果社会管理成员的行为是劳动，那么社会管理机构也是劳动组织。所以，企业与社会管理机构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于是，问题又回到起点。
等等悖论，毋须庸述。长时间以来，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些悖论当中。
社会实际表明，企业固然具有劳动组织的特性，但企业行为并不是一般的组织劳动那么简单。因为，企业一旦建立并运行，便向社会全方位伸展出利益触脚，构建出此荣彼荣的利益网络；一个企业的倒掉，其利益影响范围绝不仅仅限于企业老板与员工，而是牵涉到这个企业方方面面的相关利益人。华尔街的雷曼，石家庄的三鹿，制造出一个个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触目惊心！即使关掉中国一个省级政府未必能产生如此的社会经济损失。
1、经营是企业不变的内核
前述推倒企业“经济组织”和“劳动组织”的特性描述方式，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并不是经济组织，也并不意味着企业不是劳动组织，只是说“经济组织”和“劳动组织”的理论描述方式不能突显企业特性，并不能将企业与其它组织和机构区别开来，从而引起企业认识上的混乱。
深入企业实际考察，企业的根本特点就是经营、做生意，就是通过做生意赚钱，这才是所有中外企业区别于其它组织机构的重要特征。中国民间的用语虽然比较俗，却往往比专家、大师的语言更为易懂，毋须注脚释义。汉语言里，“做生意”、“赚钱”与“经营”有着非常近似的语义，“做生意”、“赚钱”多用于口头表述，“经营”则多着一点阅读感觉上的学术意味。
企业的出现，企业的存在，就是为了做生意。企业不做生意，或做了生意不赚钱，是无法维持运转的，企业长期亏损就得关门。农民种地，种出来的粮食只是自家食用，肯定不能称为做生意；地主庄园规模很大，也种粮食，也植树林，也养猪牛，那都是为了满足自我生活的需求，不是为了出售。这类的行为肯定不是企业行为，这样的机构也肯定不是企业。
很长时间来，我们的社会里一直给企业倡导一个理念，那就是要求企业一定要“满足社会需求”，这是一个非常温馨而理想的理念。其实，对企业而言，满足社会需求只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企业的目的是要赚钱。当然，如果企业的产品不能满足社会需求，而且还坑害消费者，那也是不能真正赚到钱的，这小学生都懂的规律。可是，企业不赚钱，又拿什么去“满足社会需求”呢。
中国文化的骨子里对赚钱是鄙视的，在情感上对赚钱有着近乎天然的抵触情绪，这是中国历代轻商的根本意识根源。情和理毕竟是有着质的区别的，情是一种个性体受，理是一种普遍存在。作为一种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对企业赚钱手段的特性要求，无可非议，而且体现着中华文化的人情味。可是，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企业的指导思想，那就是将目的与手段颠倒了关系，这是非常不实际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上，手段总是服从目的。如果强调“满足社会需求”为目的，那么，就会弱化赚钱的目的，甚至退居手段地位。按照手段服从目的规律，只要能“满足社会需求”，企业赚不赚钱是在其次的。其实，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存在的企业亏损问题，关键不在于国家能不能管企业，而在于颠倒了生意上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违背了生意特有的规律。
企业的赚钱与利润是有差别的。赚钱是指企业在原价值基础上的价值增长，赚，《康熙字典》释义为“卖也”，这个增长的价值是靠卖出原价值赚来的。这相当于企业财务核算上的“毛利润”概念。而利润，则是企业财务核算上扣除所有成本、税金、费用开支后的价值剩余，这是一个典型的财务概念。中国国家增值税法也是这样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