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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亲自率兵平叛。俘虏了燕王臧荼，赶走了利几。刘邦感念韩信在楚汉相争中立下的天大功劳，没有拿他怎么样，只是贬为淮阴侯。也是他这位君主的仁厚，而原楚王韩信地则分割为二国。
没多久，又有韩王信谋反。韩王信割了一城之地给匈奴人，约他们共同攻汉。刘邦仍然亲自带兵平叛，因各诸侯王有自己打算，刘邦其实调动不了他们。韩王信兵败北逃。刘邦挥军直追。不料，半路中有匈奴兵杀出。刘邦只带着少量兵马，被匈奴40万大军围困在白登。幸亏追随左右的陈平用计贿赂匈奴单于冒顿的王后阏氏，才得以逃出生天。
刘邦本不想杀戮功臣，臧荼和韩信谋反，他都没有杀。但接连不断的谋反活动，屡陷汉朝于分裂险境，他不得不开杀戒了。韩王信说服陈豨谋反时，刘邦派兵平定叛乱，诛杀陈豨。韩王信再次率领匈奴兵攻汉，在乱军中被汉兵杀死。楚王韩信心高气傲，被削王贬侯后，不得不与樊哙之辈同列，实在感到耻辱，便又谋反。这回刘邦不手软了，夷其三族。后再有梁王彭越谋反，废迁蜀；淮南王英布谋反，追杀。
刘邦使出雷霆手段，平息了各路反叛，心中也难免忧伤。毕竟，都是为自己打天下的功臣名将，如果不是存有异心意图分裂王朝的话，大家不就可以共享太平了吗？那是一件快活的事情呢。
有父老乡亲从长安来探望刘邦，幼时一起长大的同伴，如今当了皇帝，当然是要贺喜一下，沾沾皇上的光彩也好。刘邦设宴招待他们，酒过三巡，刘邦喝得高兴了，再又多喝几怀。酒在兴头上，便触动了伤心处。
刘邦不是个喜欢流眼泪的人，他不会哭哭啼啼，他只是命人把筑搬来，那是一种外形象筝似的乐器。然后举起手，猛然击下，引吭高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勇猛的英雄，就是能让人放心的国家守卫者了吗？若没有对国家的忠诚之心，一夜之间，国家的守卫者也是可以变为国家的侵害人的。韩王信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打仗不能不说是很够勇猛的了，但他背叛汉朝，就勇猛地带着匈奴兵来攻汉，他的勇猛对汉朝又有什么价值？除了带来兵灾。与勇猛相比，忠诚才是更重要的品德。忠于职守，诚实可靠。可惜这些异姓诸侯王，他们心里面完全没有忠诚的概念，只有利益的考虑，只想过过皇帝瘾。
血浓于水。血亲才是最可靠的吧。刘邦这样想。于是，在清除了异姓王后，刘邦便封同姓诸侯王。他封刘交为楚王，刘喜为代王，刘肥为齐王，刘濞吴王。他与众大臣约定了王朝的基本宪法：“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以防止有异心人分裂王朝。
但有句俗话说：“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嘴喵喵”。刘邦分封同姓王，仍然是失算了。刘邦死于前195年，几十年后，他的孙子汉景帝刘启为帝时，各诸侯国也有了很大发展。势力之强大，直接威胁到王朝的安全。御史大夫晁错便上《削藩策》建议力主“削藩”，结果，是迫反了各路诸侯。
吴王刘濞首举大旗，发兵二十万，号称五十万，其余有六大诸侯跟随。他们打着“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指控晁错削藩是危害王朝之举，迫汉景帝杀晃错。采用分封制的优势，就是诸侯勤王，防止权臣挟持天子作乱。为了平乱，汉景帝唯有杀了晁错。但吴王刘濞并没有因此退兵，作乱意图大白天下，汉景帝命周亚夫出兵平叛。刘濞兵败逃往东越，为东越王所杀，其余六王均畏罪自杀。
随后，汉景帝实施削藩。对参加叛乱的七国，除保存楚国另立楚王外，其余六国皆废掉。没有参加叛乱的诸侯王国，仅允许保留一郡之地，以削弱实力。
第二十一章
前141年，汉景帝驾崩未央宫，享年48岁。帝位由他的10子刘彻继承，为汉武帝。汉武帝时年16岁，初中生的水平，还没有处理朝政的能力，大权便落在奶奶窦太后手中。
窦太后是个蛮固执的人，她有自己的一套政治主张，信奉黄老哲学。这种哲学提倡无为而为、不治而治的思想，也就是做人要顺其自然的意思，凡事不免强。但是，窦太后尽管在政治上持无为观，在生活中，却是很有自己的性格特点。因为信奉黄老哲学，她就规定儿子汉景帝刘启一家，以及她自己的娘家人，都得去读《老子》，似乎不那么无为，而是满有想法的了。
汉景帝为人宽厚、孝顺。他顺从母亲的意思，很认真地去学习黄老哲学。但他又很开明，并不规定自己的儿女们只能读黄老哲学。所以，刘彻便得以广开眼界，学习诸子百家的多种学说。
朝政由奶奶主持，刘彻倒乐得清闲。他是个爱思考的人，便继续多读点儿书，好解一解自己心中的一些疑惑。总的说来，他觉得祖母所推崇的那些学问，是关于技术方面，是手段和方法的多些。这当然必要，但对治理一个大王朝来说，又是不足够的。比如《孙子兵法》，是对用兵技术的研究，而不是关于为什么要用兵的学问。手段的学问固然重要，但这是根本性的吗？如何用兵是重要的，为什么而用兵，难度不是更重要的吗？只有明白了为什么而用兵，才能知道要如何用兵吧。
前135年，窦太后驾崩，汉武帝亲理朝政。此时少年壮志，正想干一番大事业，实在不能把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主持朝政数月后，汉武帝便下诏征集“举贤良”对策。
时有大儒董仲舒，连对三策解答了汉武帝的疑惑。
董仲舒对的第一策，是天人感应论。他认为，上天是有生命的，天和人可以互相感应，灾异就是天与人的对话。他说：若王者将王天下，天必出现征兆，即“受命之符”。
第二策对的是黄老哲学无为和孔孟哲学有为的向题。武帝疑惑，尧舜之时无为而治，天下太平。周文武勤勉工作，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同样天下大治。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董仲舒对的是两人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尧舜时众圣辅德，贤能佐职。周文武时纣在上，尊卑混乱，百姓散亡。
第三策是关于古今之道。汉武帝问有没有一个万古不变，有利而无弊的经常之道。董仲舒回答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有的。
最后，董仲舒建议汉武帝：“所有不在六艺之科的，所有不属于孔子之术的，都应该杜绝，不让它们与儒学有相同的地位。”
为什么呢？因为春秋大一统，就是天地之经常之道。诸子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造成社会思想混乱，致使国家法制数变，令百姓无所适从。唯有独尊儒术，才是走向未来之正道。
治国齐家，守疆保土，不能只讲利益，而必须要有集体的精神追求。“礼、义、廉、耻、仁、爱、忠、孝”，国家需要的，不能仅是会使用手段的人。具有忠信仁义观念的人才，才是国家真正需要的人才。他决定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从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如果说秦始皇给了中国一个伟大的国体，汉武帝则给了中国一个高贵的灵魂。一个民族，就这样形成起来了。在“独尊儒术”的政策下，一个勤劳勇敢，一个有着自己精神追求的伟大民族诞生。这个民族，就是汉族。
第二十二章
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政策一经制定下来，王朝上下，狂吹起大学儒学之风。上层贵族就不必说了，下层人士虽然不识字，因为孔门儒生都有开学授课的传统，所以，他们即使是不识字的，听讲得多了，对儒学便有了同样的感觉。
孔子素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之美称，孔子故世后，数千弟子各散东西，各自传学。《韩非子·显学》篇说：“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会胡仲良氏之儒，有也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孔子述而不作，各弟子各有所传，理解不同，而转述有异，形成八个较大的不同派别。比如，解释孔子所编《春秋》，就有由七十二贤之一的子夏的学生，公羊高传的《公羊春秋》，以及子夏的另一个学生，谷梁赤传的《谷梁春秋》等，子弟们的释经，丰富了儒家的典籍。
儒家原有六大经书：《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各派弟子不仅止于释经，他们还有新著述，拓展了儒家经典的领域，使之更广阔、更深厚。如七十二贤之一的曾子所作《大学》和《孝经》，曾子的弟子子思所作《中庸》，子思的弟子孟子所作《孟子》等等，均是重要的儒家新作。
项羽焚秦宫后，儒家经典丢失了不少，儒家六经中，《乐经》失传了，只剩下五经。孔子最杰出的学生颜回，他是最能领会孔子的*思想的。可惜他传的那一派儒学，已经全部失丢。在传世各儒中，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政”思想，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主义理论，可以说是最正宗的孔子思想继承人。
由于儒家典籍丰富，又散失较多，为响应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号召，上层贵族中便兴起一股到民间搜集儒家经典的热潮。王公贵族们利用自己的财力到民间搜集散落的儒家典籍，然后再交由国家收藏。其间并无经济目的，纯粹只着眼于民族的精神发展。其中，尤以汉武帝的异母兄河间献王刘德最突出。
刘德是典型的学者型贵族，他走遍鲁、燕、赵、魏各地，每闻民间有人藏古书，就会亲自前去收集，出重金购买。有一天，在荆楚之地，他听闻一位老地主手中有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