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面。
上述两种假设的灾难性场景中均存在一种关键性因素——意外。市场通常不为各种旧闻或渐变情况所动。所采取的策略的效果已经被富有远见和洞察力的投资者整合进了股价中，如“西端公司”股价的变动，甚至在政府合同签字之前它的价格就已被大幅抬高了。
我们对各种政治关系市场价值的探寻，本质上就是对政治风暴的调查。我们将四处搜寻各种出人意料的政治剧变，并对这些变动是如何影响那些政治背景深厚的公司的来价值的进行衡量。价格上的差别将告诉我们这些关系有多大价值。尽管政治剧变司空见惯，但某些政治剧变能更有效地促使我们（而非他人）的目标得以实现。例如，在197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自始至终政治评论家都看好尼克松而非乔治·麦高文。因此，当11月8日金融市场开始营业时，即尼克松以压倒性优势赢得选举的次日，投资者们并未感到惊愕。即使在结果公布之前，每个投资者都一直怀着尼克松将连任的期待在股市买进卖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0年的总统大选，那次选举情况一直呈胶着状态，直到最后一分钟才分出胜负，而期间投资者们更是彻夜难眠（甚至选举后的数星期内仍时有如此），焦急地期待究竟谁将入主白宫椭圆形的办公室。
总统的子女：聪明还是幸运？（2）
我们将抛开令人惊讶的选举结果对*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在那些*现象极为普遍的国家，对政治关系的价值进行调查将极为有益。在这些国家，具有活力的*相对稀缺，而且在不公正的选举中这种激烈的竞争确实很少。而且，以其特有的方式，围绕个人建立的*政权有时甚至比*制度更易受到政治风暴的冲击。意外死亡、疾病或*者被推翻，都会突然切断政治背景深厚的大公司获得政府庇护的道路。因此，我们衡量政治关系的价值的方法，把我们带上了一条寻找政治领袖身体健康状况发生的意外变化的“病态探寻”之路。某位政坛大腕的突然死亡就有可能让我们找到苦苦寻找的政治风暴。
“只要苏哈托先生患上感冒，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份就会跟着染上肺炎。”
我们对政治风暴的寻找将我们带回到苏哈托总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权根植于1965年印度尼西亚军方和民选政府之间展开的权力争斗。硝烟散尽之后，一位风华正茂、鲜为人知的将军——苏哈托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成为这个国家事实上的领袖。1966年3月，他正式出任官方职务，代行总统权力。一年之后，苏哈托当选总统，在位时间超过30年。
苏哈托的影响遍及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他领导的政府，分配补贴并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以促进全局性行业的发展，通过国有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低息贷款。此外，政府还掌控着一系列许可权，这些许可权决定了谁能种植柑橘、生产卷烟、砍伐林木、修建收费公路以及进口大米。苏哈托政权几乎是无孔不入的触角，从根本上规定了谁能赚钱以及赚多少。在很多印度尼西亚人的眼中，正是这种巨大的权力，使得苏哈托的儿女及其他与苏哈托家族成员有着密切关系的人富甲天下。
从这一章开始带着这种思想，我们找到了一种方法探知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问题的根源，这个问题是：总统的儿子可以获得什么好处？或者更通俗地讲，与苏哈托政权保持密切关系能为你创造何种价值？活跃在雅加达证券交易所的投资者们将告诉我们答案。许多人脉广的生意人持有在雅加达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的大量股份，包括托米·苏哈托所有的传媒业巨擘——毕曼特拉集团。但也有许多在雅加达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在没有强有力的关系网的情况下成功开展业务，包括阿布里扎尔·巴克利（Aburizal Bakrie）旗下的棕榈油和房地产企业。巴克利并不是在人脉关系方面有缺失，他更多的是因其企业家头脑而非总统竞选策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让托米入伙对毕曼特拉集团而言有多大意义呢？由于托米的价值想必是来自与其总统父亲的特殊关系，任何有关苏哈托时日不多的信号都会对该公司的股价造成冲击。像毕曼特拉集团这样的与政界关系密切的公司，对苏哈托健康状况恶化这一坏消息的反应就是市值下跌，而且与那些政治关系薄弱的公司（如巴克利旗下各公司市值下跌或上涨）的情况相比，我们就能估算出与总统保持密切关系的价值。
显然，对政治纽带最严重的冲击及冲击最彻底的情况应当是苏哈托的突然死亡。他的子女或亲信中无人被视为可堪大任的继任者，因此，最终其他任何人接任总统职位都不太可能（或无法）尊重苏哈托培养起来的所有政治关系。但这只是分析工作的假设而已，事实上苏哈托在位时他并未去世。到1995年他70多岁时，他开始更为频繁地出现健康问题。在此之前，苏哈托的死被认为是一个很遥远的问题，但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他寿命的种种猜测却铺天盖地而来。有关他可能患有某种疾病的报道开始出现在财经新闻之中。1996年出现的关于他的各种版本的报道后来被证明仅仅是谣言而已，但遍及整个印度尼西亚商界的恐慌却暗示着投资者对将要出现的政权更迭的不安。
1996年7月4日，一份政府公告令雅加达证券交易所的所有股价暴跌，这份公告就是：苏哈托前往德国进行健康检查。这听起来似乎没什么，但谁会为了测下脉搏远赴千里呢？雅加达证券交易所的投资客们被各种谣言淹没了。谣传说苏哈托早先就患有中风，或者可能会赴法兰克福进行紧急心脏手术。与纽约道琼斯指数颇为相似的雅加达综合指数（印度尼西亚股票市场整体表现的晴雨表）在公告发布当日跌幅达到。
这个对于印度尼西亚股市而言仅仅属于坏消息的公告，却对毕曼特拉集团及其老板托米·苏哈托构成了破坏性的影响。究竟具什么破坏性呢？在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走势图上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在图2–1我们同时还能看到雅加达综合指数的走势。你能观察出在7月4日公告发布前的数星期里，雅加达综合指数和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均有小幅震荡，收益和损失都不是很多。之后，随着7月4日和5日市场上种种流言横飞，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暴跌——毕曼特拉集团失去政治靠山的前景，使得股东们纷纷卖空他们所持有的毕曼特拉集团的股票而使银行出现挤兑风潮。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在短短两天内跌幅超过10％。
随后的一个星期，苏哈托的德国医生为他列出了一份健康状况清单。有关苏哈托将进行紧急心脏手术的报道其实纯属造谣，而且苏哈托的全部体检结果均为良好（事实上他是于2008年的初冬去世的，其时我们正在为本章收尾）。现在随着毕曼特拉集团的政治靠山更加稳固，至少当前来看确实如此，它发行的股票一夜之间似乎变成了抢手货，投资客们疯狂买进，毕曼特拉的股价又涨了上来。苏哈托的德国之行已经很明确地提醒投资客：苏哈托和他的政权不可能万年不倒，这使得他们更为谨慎地看待毕曼特拉集团具有的政治纽带和能够获得的利润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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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哈托患中风之后（1）
如果你仔细审视图2–1，你会注意到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走势中的另一种奇特模式。现在让我们回想一下1996年7月4日政府宣布苏哈托赴德国进行健康检查时的情形。但在公告发布之前的两天里，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已经出现大幅下跌，较之前大概下跌了500个百分点。投资客们凭借集体智慧似乎在公告宣布前两天就已经预见到了苏哈托将赴德就医，这怎么可能？
大笔资金“命”悬一线。如果你在7月2日就已经知道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将在7月4日开始做“自由落体运动”，那么你是可以以更高的价格而非两天之后的低价卖出所持有的股票的。显然，苏哈托的医生对苏哈托将要开始的德国之行了然于胸，因此可以想见，他们可能正在抛售他们所持的毕曼特拉集团的股票。那些与苏哈托的医疗团队关系密切或属于“圈内人”的幸运投资客同样如此。刚听到有关毕曼特拉集团的政治关系网可能出现变动的消息，那些人脉最广的投资客想必已经早早地开始交易手中的股票了。
并非每个人都有必要知道苏哈托赴德就医的消息。“圈内人”足以凭借他们掌握的内部消息操控股价朝着他们希望的方向变化。当然，在美国，公司主管及其亲友根据独有的内部消息操控股价的做法是非法的，而在其他许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也如此，这种行为都要被处以刑罚。在对安然公司的前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杰弗里·斯基林（Jeffrey Skilling）提起的多项指控中，就包括他在明知公司股价被人为大幅抬高的情况下还出售股票赢利。通过提前抛售安然公司的股票，此人获利超过1 500万美元，而仅仅几周过后，这些股票就几乎一文不值。这就是内部消息的力量。
1997年12月雷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就已经亲身体会到雅加达“耳语网络”的力量。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踏访了雅加达摩天大楼的无数间办公室，与偶然遇到的那些投资银行家或记者交谈，这些人也愿意愿意花些时间同这位初出茅庐的研究生聊聊。一天早上，他约了《亚洲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里克·博苏克（Rick Borsuk）。但会见并未如期进行——在这个简短的访谈中，博苏克的手机几乎从未安静过。交易钟声一响，整个股市的气氛就变得极其狂热，有关苏哈托已患中风且有可能死亡的流言在交易所处处可闻。据称，医疗设备已于前夜被秘密运往总统官邸，很显然，这引发了人们疯狂的投机交易。交易所的钟声敲响时美国人早已对当时的情况有所耳闻。托米·苏哈托的毕曼特拉集团的股票再次下跌，这次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