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村有很多性别交往的禁忌。对于大伯哥和兄弟媳妇之间的禁忌是L村一带性别禁忌中最严厉的一个。大伯哥和兄弟媳妇间说话很讲究分寸，一般不互相开玩笑，甚至大伯哥和兄弟媳妇间禁止直接对话。“可在公公面前扭一扭，不在大伯哥面前走一走。”这很可能是因为这两个人年纪比较相近，而又可能在较长的时间内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接触的机会比较多，因此发生乱伦的可能性相对于其他人也比较大，所以，才会有这么严格的交往禁忌。对此，我们曾经专门询问过当地的年长者，都称这么做“是为了保持大伯哥在兄弟媳妇面前的威严”。我们认为这种解释虽然出自当地人之口，但是却不尽合理。相对而言，在L村，“叔嫂不通问”，“嫂不抚叔，叔不抚嫂”等儒家传统要求则显得宽松很多。
性事件或者性内容的故事的言说在L村也有很多的禁忌。首要一条是不得在公开场合言说。村里有一句老少皆知的俗语：“家有钱财万贯，不说人家做贼养汉。”不过，L村这样的乡村社会也留给了性话语的叙说以特定的自由空间，其标准是，这些预留空间的领域或类型，是最不容易引起人们纷争的涉及性的内容的部分。比如L村男女老少都津津乐道的“听气儿”，也就是听洞房。一对新人就寝后，还有小伙子们扒在门外和房外“听房”，甚至钻到床底下偷听。然后于翌日迅速以添油加醋的想象力传遍整个村落，更有甚者还在喇叭上公布或模拟这些私房话和音响。
7。姓名称谓
在L村，一姓或一族，往往在家谱中事先标定字号，名为“排辈”。男子起“大名”时，必须取预定的某字为名字的一部分，此字一般放在全名三字的中间。称呼男人一般要称呼正式的名字，也就是所谓的大名，不得称呼乳名，更不得称呼外号。已婚的女人是不被称呼自己的名字的，这种情况与古时某某氏的称谓方法倒有几分相似之处。只不过古时候称呼已婚的妇女多为某某氏，现在的乡村中一般称呼已婚的妇女为某某家。 尤其是那些结婚之后还没有生育的妇女，在嫁到婆家之后，外人一般称呼为某某家，直到生育之后，才以孩子的名字指称某某的妈。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都是这么称呼，甚至在一些官方的正式场合，比如计划生育的统计报表中，她们也是要以自己丈夫的名字为前缀的。
8。阶层分化
改革开放后，L村社会成员的阶层分层的标志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具体表现在经济地位取代政治身份成为主导的分层标志。L村内部的职业分化成为阶层结构分化的重要推动力。在L村除了传统的种植户阶层和农村干部阶层，还有专业运输者、打工者、养殖户、小商业经营者以及乡村小企业主等多个阶层。阶层分化使得不同阶层之间有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态度，使得社区公共生活混合了不同的声音。
L村社区阶层结构出现的分化实质上是整个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阶层产生分化的组成部分。实行改革之前，L村的社区阶层差别主要体现在政治待遇上的差别，而政治待遇又与解放后划分的阶级成分相关，干部和党员在乡村无疑拥有更多的资源、权力与社区地位，而阶级成分不好的社区成员则是专政和“注视”的对象，在资源、权力和社区地位获得上均处于不利的位置。当时，分层如果是从经济收入和职业角度来看，差别都不大，集体化生产和平均主义分配成功地抑制了阶层分化。
9。居住形式
L村很少有大规模的家族形式，三代同堂和四代同堂的家户形式也较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年轻人倾向于婚后“出去单过”，户口另立。随着居住条件的转变，越来越多的青年在结婚的同时就与原来的家庭分开，单立家庭。一般是当父母丧失了劳动能力，正式退出生产领域和停止礼仪活动的时候，进行“分家”。主要包括三项内容，即财产的分配、赡养义务的分担、亲戚关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礼仪关系的划分。
在L村，分家的时候涉及的家庭财产主要有父母经营的土地、父母居住的房子、农具、牲畜、生活用品等，当然也包括父母欠下的债务。在分配这些财产时实行“诸子均分”的原则。“平分”并不是指家产分配中财产数量上的绝对平均、质量上的绝对一样，而是责任和权利方面的大体平衡而已。在分家时，新婚者可以带走自己的那份承包地，父母和出嫁姐妹的土地则可能在所有的兄弟都结婚后进行再分配。分家时，将亲戚关系在儿子们中间进行了分配之后，父亲就再也不是几个家庭的代表，父母家庭也不再是一个礼仪单位，他们在社区中的礼仪活动就完全由儿子们替代了。另外，父母由于没有了经济力量，也无法接待亲戚的来访，便由儿子们来招待。还有，分家不仅是财产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亲人间的责任被分掉了。例如，随着分家，赡养的责任也随着老人被分给某一个儿女，这一儿女同时也会相应得到父母的财产，特别是老人去世后，老人所有的积蓄和财产也自然而然地归这一儿女所有，这时的遗产继承完全不按照法律的规定，而是遵循了传统风俗。
①为顾及田野伦理、尊重当地人隐私，本研究田野地点不使用原名，改名为“L村”，文中所有村民的名字也借用了百家姓中的顺序，分别命名为赵老汉、钱大伯、孙老太、李大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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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与更替——乡村婚嫁习俗的变迁（1）
一、故事
二十年前。
李大姑十八岁，她不仅仅很符合农村人的审美观：一双大眼睛，一条长辫子；更重要的她还是一个劳动能手，是当时生产队里少有的能挣十分工的女人。那时候乡村社会计算工分基本上是要用性别划分的，男人基本都是十分工，女人最多的八分工，最少的只有五分工。如果一个女人挣到十分工，那就意味着她和男人一样能干；如果一个男人挣不到十分工，不仅意味着他劳动能力相对比较差，更为重要的是，这对于一个农村男人来说，意味着他在婚姻市场中属于“弱势群体”——没有人愿意嫁给这样的人。
在乡村社会中，女孩十八岁也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一家女，百家求”，据说当时上门求亲的媒人都踢破了李大姑家的门槛。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李大姑最终嫁的却是一个只挣八分工的男人。很多人奇怪李大姑当初为什么同意这门亲事。这个中的真实原委，由于事情已经过去了有二十多年的时间，除了李大姑自己以及很少的当事人，已经没有人能够真正地知晓。根据村里一些老人支离破碎的记忆，我们倒是还能拼凑起事情的概貌：
李大姑经媒人介绍，认识了男方。男方家住在几十公里外的一个村子里。在李大姑的父母眼里，虽说也认为李大姑要嫁的地方比较远，但想到男方的家境殷实，还是苦口婆心地劝李大姑同意这门亲事，见游说不动，又叫上七姑八姨的纷纷上场。最后，李大姑有些招架不住了，就答应去男方家里实地相看一番。在乡村里，相亲也叫“相家庭”，这是一桩婚事选择向前延展还是打退堂鼓的中坚环节，有点像官员下基层巡视民情，几乎固定的程序都是由女方父母领着七大姑八大姨等至亲，去男方家“望闻问切”，从正面、侧面窥视男方个人的言谈相貌、家庭的财产和收入等等。当然，在那个时代，最主要的一项“考察项目”还是实地考察男方家的住房状况。在农村相亲，男方一般都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只要女孩同意，婚事成功的可能性都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当时，李大姑去相亲的亲友团对那户人家的住房状况还是比较满意的。不仅四间砖木平房在当时的乡村少见，而且木头柱子根根落地，屋顶椽子笔挺见方。此外，由于男方还是独子，所以有多少存款就没必要问了，反正没人抢，以后都是小夫妻俩的。
由于相亲的日子是由媒人预先订好并通知男方的，男方提前几天就开始准备了。一般来讲，摆两桌酒席，男客一桌，女客一桌。但是那天听说李大姑去相亲的时候，男方摆了四桌酒席，陪客也请好了，都是村里有头有脸的人，或者是自己家族里出头露面的人。不用多说，人场有了，更说明这家人在村里的人缘。也许正因为这些，让当时李大姑相亲团的代表——李大姑的爷爷觉得脸上十分有光。
在当时农村相亲，能不能过亲友团这关很重要，因为当事人很少有机会仔细“审查”对方，更多的印象来自于亲友团的描述。和绝大多数去相亲的乡村女性的遭遇一样，李大姑在那个时候被安排由男方专门找来的大姑娘、小媳妇陪着。想那时候，李大姑肯定是没有心情去和一些素未相识的人去聊天，她最心急的应该是要亲眼看看男方是什么样子的。但是碍于面子和身份，这个想法是决然不能提出来的。
传承与更替——乡村婚嫁习俗的变迁（2）
一般情况下，亲友团的审查过关了，才轮到男女单独见面。男女见面，谈上一会，寥寥数语，双方便面带着羞涩先退场。那一天，李大姑和对方也就是大概只过了一刻钟的时间，相亲亲友团中就有人催促说，应该早点启程返回了……按照常理，男方还要根据亲友团的人员构成和规模，准备一点礼物。礼物虽无非烟酒点心之类，但乡村社会更在乎数量多、价值高，认为这能显示男方父母的大方和诚意。
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李大姑并没有掌握足够信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用李大姑自己的话说，一共也没有说几句话，甚至连对方长什么样子都没有看清楚，因为两个人见面的屋子里光线不好。
即使这样，李大姑后来还是从同龄姐妹的说笑中无意地知道了对方是一个不能挣满十分工的男人，于是坚决地要求退掉这门亲事……由于李大姑的一再坚持，做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