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小东西。现在她在哪里呢？是不是还在玩沙子？或者和保姆一起在公园里散步？
丽扎，这三个月以来，东北的形势比较平静。我们的工作虽然很紧张，生活还算安定。假如您在这里，您一定会十分满意，可惜您还没来。眼下形势又开始起变化了，战火重新燃起，短期内，战争是不会结束的，您又偏赶在这种时期来。难道我们两人的命运就是这样的，只有在艰难时期才能在一起？这对我来说，当然是值得庆幸的，困难时期我有你这样的亲人在身边，就能力量倍增，去克服困难。可是您呢？我为您感到痛惜！您和我在一起度过的正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当时我没有任何欢乐，简直没有真正的生活（注：指李立三1938年在苏坐牢时期）！
昨天，我本想给您发一份电报，内容是这样的：“形势日趋复杂，暂勿启程，一俟形势明朗，再定行期。”发完电报，我的情绪十分低沉，去找一些同志谈谈心。他们异口同声，劝我把电报收回。大家都说：你们丽扎一定能和你一起克服一切困难。后来，我果真把电报收回了，现在又感到后悔：我怎么能这样做呢？您在莫斯科正过着和平、安定的生活，我却叫您到战火纷飞的地方来，让您再一次经历战争的艰辛和恐怖。为的是什么呀？可是，我又想，假如现在不叫您来。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国内的战争不会很快结束，很可能要打五年、十年。假如战争时期我们不能在一起，那么我们再也不能团聚了。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呀，丽扎！
几个月前，我们对国内的民主改革、和平解决还抱有希望。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不过是幻想。敌人迫使我们打仗，我们就决心打下去，一直打到胜利。是的，这场战争将是艰苦的、长期的（我们不仅要同蒋介石，还要同美国人打仗）。但是，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
丽扎，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恐怕会很难过。不过，这都是事实，前景就是这样的，我有义务明明白白地告诉您。我相信您是不会感到畏惧的。等到我们重新团聚，我们就不仅是恩爱夫妻，还会是共同斗争的战友。我们要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在战争生活中找到我们的幸福！
我惟一的要求，就是希望您能在我们撤离哈尔滨之前到达。否则您要找到我将是很困难的。
吻您！亲切地吻您！
你的明
9月20日
李莎非常理解李立三此时的矛盾心情。读完信后，急于与丈夫团聚的她立即到莫斯科饭店会见了罗荣桓，终于拿到了由中共中央签发的准予她来华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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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莎告别祖国、母亲来到中国
经过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联系，李莎终于获得了来中国的签证。她带着苏共中央联络部的证明，于1946年9月底离开莫斯科前往中国。在莫斯科车站，亲友们来为她送行。对李莎来说，最难割舍的是老妈妈，妈妈给予女儿的爱如大江大河一样深。李莎和母亲约定，一俟她在中国有了稳定的生活，就接母亲去中国居住，她要为母亲养老送终。
在办去中国手续过程中，苏共对外联络部的工作人员告诉李莎，林伯渠的女儿林利，烈士遗孤、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将与她同行，路上对她们母女好有个照顾。要知道当年从莫斯科去哈尔滨不仅路途遥远，而且没有直达火车，中途必须在赤塔转车，然后坐上一列去边境奥特波尔的车，经过边境的严格检查，登上窄轨的去满洲里的小火车，在满洲里再换乘去哈尔滨的车，这一趟旅程需时多日。但是，尽管这样，也没动摇了李莎的心，她已是箭在弦上了。
1946年9月的一天，林利、孙维世在车站和李莎母女会合后，踏上了路程。
一路上李莎母女和林、孙二人熟了起来。三岁的英男很聪明，说话词汇丰富，在经过西伯利亚的大森林时，她站在窗口赞道：“多么绚丽多彩的自然风光呀。”
火车颠簸七天抵达赤塔。下车后得知须过一夜才能搭乘去边界奥特波尔的车。她们拖着行李进了车站的母婴休息室，在一个角落蹲了一夜，然后再上车。
奥特波尔是个边境小站，边防军人仔细查看了她们的证件，特别挑剔地检查她们的箱子，把书一本一本地翻开看。李莎因带着孩子，东西多，大行李就有三件，检查时被翻得一塌糊涂。准备带她们过境的窄轨小火车停在站口，火车司机把喇叭按得震天响，催她们上车。苏联边防军毫不理会，仍旧不紧不慢地乱翻一气，她们急得要命，最后孩子坐在一堆翻出的东西上哭。不知过了几个小时，这才让她们上路。林利和孙维世忙着把来不及整理好的行李塞上小火车。车上只她们大小四人。边境两边都是寸草不生的荒地。天还没黑火车就到了满洲里。总算来到了中国！
李立三派了一个班的警卫战士来接李莎母女，她们一起上了去哈尔滨的火车。她们乘的那列火车根本没有什么乘客，尽管宽敞，她们还是都挤在一间包厢里，林利和孙维世睡上铺，李莎母女睡下铺。一觉醒来，李立三的警卫员刘胜送来许多食物，有烧鸡什么的。经过战争年代和战后一年食不果腹的日子，这些食物可真是想不到的美味。听刘胜说，这一路不太平，有土匪出没。10多天后，她们才平安到达哈尔滨。这时大约已是9月底10月初了。
记得火车穿过西伯利亚，当她们的视野里出现一抹古老东方的景色时，李莎很激动：“中国，为了我心爱的丈夫，我来到了你的怀抱。你将是我的第二故乡。”
在哈尔滨火车站，李立三因为开会，没有能亲自迎接李莎母女，但是，他早理了头发，刮了胡须，穿上整洁的军装，等待李莎和女儿的到来。回到家里，他同李莎长久地拥抱着。常言说，久别胜新婚。他们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在李莎看来，李立三根本不像40多岁的人，看模样只有二十七八岁；在李立三眼里，李莎倒像是个俄罗斯的小姑娘。李立三俏皮地对着李莎的耳朵悄悄说：“李莎，我们两个又结婚了。”李莎将双手一摊：“呶。你呀，从来没有见您像今天这样高兴过！”两人仿佛离别了一个世纪那样长久，仿佛时间的长河在这里凝固。李英男被冷落在一边，她抱住李立三的大腿，亲热地呼唤着：“爸爸！”李立三赶紧抱起李英男，在她的脸上拔起了“脆萝卜”，双手举起她在空中旋转起来。对于李莎一家来说，这是划时代的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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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庭编译小组到中共中央编译局
李立三从苏联回到国内后，1947年亲自组织和领导了一个以他和林利为总校审的俄文编译小组，办公地点就设在哈尔滨吉林街11号李立三和李莎的家里。参加这个小组的还有王一飞及夫人刘凤香、欧阳菲、赵洵等。其任务就是把我党的重要文件《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南斯拉夫的文件、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晋察冀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及毛泽东的其他重要著作翻译成俄文，介绍到国外；同时，把苏联和国际上的一些重要文件与著作译成中文介绍到国内来。1948年解放区青年代表团取道苏联到波兰参加国际青年工人代表会议。在李立三主持下，由李莎、林利和赵洵等将《中共中央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声明》等三个文件，赶译成俄文，各印刷400份，到会上散发。这些活动对于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宣传毛泽东思想，促进中外思想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当时李莎刚来中国，还没有担任别的工作，就专心致志地投入了俄文的编审校订工作。
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就是以李立三为主，由编译小组翻译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版了30万册，发行到全国。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特别是中央各部委和省级领导干部都要认真学习。该书对全党干部学习和提高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水平极为有益。该书的译者没有署名。李立三甘作无名英雄。
1953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就是在李立三当初在哈尔滨组建的这个编译小班子基础上扩建起来的。其任务是有计划地、系统地翻译出版马恩列斯的全部著作。李立三和李莎长期参与了该局的翻译校审工作。
1961年初，李莎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俄文翻译校审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她始终兼任着中央编译局的俄文顾问，直到1967年6月她被送进监狱，才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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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济婆母，李莎帮李立三找回儿女（1）
李立三自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其后又在苏联居住15年，前后近30年没有回过家乡。
李立三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1917年他在长沙广益中学毕业后，为寻找生活出路，在父亲的坚持下，回到家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父亲为了把他留在身边，还强行为他包办了婚姻。出于对当时封建礼教的不满，以及对原小学校长（当时任县教育会会长）叶沛棠徇私舞弊恶行的反抗，他决心投笔从戎，辞去教职，参加了护国军。
当时在人们心目中护国军的程潜是最了不起的一名革命者。为了走向革命路，李立三在程潜部下当了一名士兵。由于他有文化、办事能力强，很快就在湖南护国军三营七连当上了连队文书。后来，程潜发现，李立三不仅与他是醴陵县的同乡，而且李立三的父亲又与他是“同年”同一考场中的秀才，是老相识。有了这一层关系，程潜对李立三就更为赏识和器重。不久，就把李立三调到司令部候差。尔后，又做破译密码的工作，曾一度担任邮政检查官。同年底，程潜对李立三说：你不要在这里当兵了，我给你钱，供你去北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