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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苦寻李立三
李立三受诬陷被捕入狱。李莎离开了共产国际干部宿舍“柳克斯”，同妈妈、哥哥、嫂子住在一起。一对恩爱的夫妻，一个美满的家庭被拆散了。
李立三被捕后，曾有些好心人劝李莎趁早与李立三分手，找一个俄罗斯小伙子重组家庭。但是李莎和她的母亲、哥哥、嫂子都一致认为不能这样。李莎的妈妈说：“好人有难，不能背弃。”李莎说：“我了解立三，我一定要寻找他，全力以赴地解救他。”李莎开始了查找莫斯科的所有监狱、苦寻李立三下落的艰难历程。
李莎先打听到莫斯科市各个监狱的地址，到处询问查找。每逢礼拜天，她一清早就到监狱接待室门前，排在长长的队伍里边，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好不容易走到窗口满怀希望地拿出身份证查问，总听到粗暴的声音回答说：“没有这个人！”然后啪的一声把身份证扔出来。就这样，她找遍了莫斯科所有的监狱，一直找不到李立三的踪影。特别是当她听到排队的人们议论说，内务部对于政治案件采取“三人小组”连审带判的办法，几分钟就能判处死刑或监护劳改。这些议论使人心惊胆寒，悲观失望。走出监狱后，李莎常在大街上徘徊到深夜，久久不能平息，但她心里总是有一个信念在支持着她：正义必将胜利，立三必定能回来。
俗话说：“上天有眼。”中国有句古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半年后的一天，李莎再一次来到塔岗卡监狱，习惯性地排队到窗口，这次她得到了意外的答复：李立三确实关在此地，但不能探监，可以每月送50卢布的生活补助费。她兴奋不已，飞跑回家，心想，只要立三活着，我们定能见面！当时她生活上全靠学校每月发放的250卢布助学金维持。妈妈不得不给人家洗衣、做缝纫活儿。她们节衣缩食、变卖旧什物，每月给立三留够50卢布的生活费。当李立三在狱中收到李莎送来的生活费时，激动得大哭了一场。李莎必须拼命地学习，保持全优的成绩。她知道，只要她的学习成绩出现一个“良”，她的助学金就会被取消，她和李立三的生活就会失去着落。
李莎每月送钱去监狱。后来，经过狱方的允许，她可以给李立三送些蔬菜来。每次探监前，她都要精心挑选一些胡萝卜、西红柿、洋葱等营养丰富的东西带给丈夫。尽管她每次来都见不到丈夫，尽管报纸上不断披露有关“反革命分子”被审讯、判决、枪毙的消息，尽管她周围有不少同学、朋友已经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但只要她送去的钱物没有被退回来，那就说明李立三还在，她的心就会得到暂时的慰藉。每次去监狱，李莎都要穿得整整洁洁，希望有机会能和李立三相会。一墙之隔，却见不到亲人，李莎不甘心！她继续向有关部门交涉，打听审讯情况。后来，经过许多周折才了解到，案件已由法院驳回进一步审查。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李立三确实曾被押上军事法庭审问。在法庭上，李立三据理力驳，推翻了内务部对他的一切指控，并再次写信给斯大林，控告内务部对他的迫害和此次军事法庭对他的审判，指出这次审判的非法性。经过几次审讯和法庭辩论，军事法庭认为李立三犯罪的证据不足。于是，把他又送回了内务部。这个消息使李莎备受鼓舞：对李立三的控告显然是证据不足，能进一步审查就说明有希望！何况时至1939年夏，“镇反肃托”高潮已过，兴风作浪最厉害的内务部部长叶若夫被撤职，不久便被法办枪决，作了“替罪羊”。新上台的部长贝利亚作出“纠偏”的姿态，释放了一些人，社会上的政治气氛已有所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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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节的礼物：李立三回家了
李莎耐心地等待着，期望李立三不久能回来。时间一天一天地流逝，仍见不到李立三的身影，李莎内心的焦虑又重新升起：我的期待会不会落空？十月革命节来临了，李莎的家里却没有一点节日的气息。晚上，她早早就躺下了，奔波了一天很疲倦。可是，身子躺在了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眼前老是晃动着丈夫的身影，多么盼望他归来呀。
“叮铃铃，叮铃铃……”门铃突然响起来。李莎心里一怔，这么晚了谁会来？她披衣下床，打开了房门。门外，站着内务部的一名军官。她心里一震，以为又是为李立三的案子来找麻烦。李莎厌恶地扫一眼军官，冷冷地问：“你找谁呀？有什么事？”军官并不计较她的冷淡态度，脸上堆着笑，上下打量着李莎，问：“您就是基什金娜同志吗？”李莎很久没有听到这样亲切的称呼了，疑惑地点点头。
军官依然笑着说：“今天是11月4日，再过三天就是十月革命节了，我给你带来了十月革命节的礼物……”“礼物？十月革命节的礼物？”李莎狐疑地小声问。军官闪开身，身后露出她日思夜想的李立三，她惊喜地喊起来，不顾一切地拥抱李立三，眼泪扑簌簌地洒落下来。李立三捧过李莎的脸，用手指揩去她脸上的泪。她看得清楚，李立三的眼眶里也滚动着晶莹的泪花。
李莎放开李立三，转过身，疯子似的，忘乎所以，冲着里屋大声地喊起来：“妈妈，李明回来了！李明回来了！”是的，李立三实实在在地回来了，结束了一年零九个月的监狱生活。这是李莎一生中最欢喜的时刻。
在李立三被释放出狱的第二天，李莎就急不可耐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外国语师范学院的团委书记：“李明被宣告无罪释放了，他是好人，一个真正的好人。”团委书记也很高兴，他真诚地对李莎说：“是的，我也早就认为他是一个好人，应当释放他。对不起，让你受了委屈。”他郑重地把团证还给了李莎。
铁窗苦斗：李立三在狱中纪实（1）
李立三出狱那一天，李莎与他彻夜未眠，听他说狱中遭遇。后来的年代里他又陆陆续续给李莎和孩子们讲了一些。1993年苏联内务部档案对外开放，李莎趁回莫斯科探亲之机，和女儿英男一道前去仔细查阅了当年李立三在狱中的档案材料，对他被捕审查的经过有了较全面的了解。
苏联内务部最早的名称是“契卡”（非常委员会），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称“内务部”，后来改名为“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其总部坐落在莫斯科卢比扬卡广场，与克里姆林宫仅有一箭之地。这座阴森森的灰色大楼令人望而生畏，内院监狱关押着重要犯人，审讯、上刑、处决都在本院进行。1938年2月24日，李立三就被关在了这里。那天，因抓人过多，囚车不够用，他在荷枪实弹的士兵的押送下穿过市区，步行到卢比扬卡。牢房里拥挤不堪，只能就地而立，连伸手的地方都没有，李立三的腰带、鞋带被抽走，裤子上的扣子被剪掉，以防逃跑或自杀。同时，这也是他们增加被扣押者心理压力的一种手法。
第一次提审，李立三就报了自己的真名，说明他是中共中央委员，李明是他在苏联的名字。审查员一听就叫嚷起来：“混蛋！你还敢胡说八道，冒充中共中央委员！”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反应使李立三马上想到，内务部根本不了解被抓的是什么人，抓人名单显然是由别人提供的。近几年；所揭发的事实证明，许多中共干部在苏联受迫害，都是王明、康生通过共产国际干部部提供有关名单或进行举报的。《救国时报》编辑部的廖焕星、张报、邱静山、于辛超等同志在李立三之前已先后入狱，只剩下谢唯真一人在狱外，以致《救国时报》在李立三入狱后不得不于1938年2月停刊。
李立三的假案是套用当时惯用的手法杜撰出来的。首先，是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无限上纲，例如所谓“编审工作中的政治错误”。1936年国际工人出版社中文部翻译出版的有关公审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的资料，这份资料由林达生任责任编辑，李立三负责编审。译稿中“党徒”一词引起了异议。王明、康生提出这是“政治错误”，并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进行审查，对林达生给以处分。同时借用此事，李立三进行指控，说他“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匪帮说成是‘党’，把匪徒说成‘党徒’”，这是“蓄意蛊惑人心”、“阴谋将反革命黑货塞进政治出版物”。在林达生被捕后又进而诬告李立三是莫斯科市“华人反革命谋杀集团的头头”，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旨意，策划谋杀斯大林、莫洛托夫等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还有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等等，并胡说什么李立三在中国一直搞反革命活动，1930年到苏联来也是带着反革命任务来的。
为了给这些骇人听闻的罪名寻找“依据”，苏联内务部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要知道，当时仅凭犯人的“交代”，就可以马上送去枪毙。第一次审问，内务部人员就把皮鞭放在桌上，妄图给李立三一个“下马威”。二处处长沃尔夫松用连夜审问、不准睡觉的疲劳战术折磨李立三，进行诱供、逼供，甚至把一些经用刑后招供的人拉来“对质”，李立三还是坚决否认。沃尔夫松想迫使他“就范”，把他关进像棺材一样狭小、黑暗的禁闭室，用皮鞭、橡皮棍毒打，李立三仍不屈服。有时，利用他处于昏迷状态，逼迫他在“交代书”上签了字，第二天他一恢复体力，清醒后就推翻假供词，坚持进行反抗。
李立三认为，这是异常严肃的###，不仅关系到他个人的命运，也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声誉。他觉察到有人想把他的案件无限扩大，进而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进行诬陷。一次审讯时，沃尔夫松就拿出有瞿秋白、周恩来、项英、任弼时、罗迈等名字的中共领导人名单，诬称他们都是“###产国际的托派集团”，逼着李立三承认这个集团是他于1930年推行“立三路线”时带头成立的，其目的是“破坏和消灭中国革命力量”。李立三听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