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权利都‘上缴’了进而一切听从别人的安排？”（《刘心武论》，《文艺理论研究》1987年第4期）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1977《班主任》（4）
谢惠敏作为一个“典型形象”的诞生，颇具耐人寻味的戏剧性。刘心武写《班主任》，本意主要是为塑造歌颂张老师这个“抓纲治国”的英雄人物，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揭露“四人帮”给祖国下一代造成的“内伤”，由此写出了宋宝琦和谢惠敏两种不同类型的受害者。据刘心武自己介绍：宋宝琦这个人物形象在读者中产生共鸣，是他预先估计到的，而谢惠敏在读者中产生更大的共鸣，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对有人主动写信来承认自己在一定程度就是谢惠敏，这一点我事先估计不足。而事实上来信承认自己是谢惠敏的读者，竟比承认自己是宋宝琦的多几倍！”（《生活对创造者说：走这条路》，《文学评论》1978年第5期）这说明刘心武对谢惠敏这个人物形象缺乏足够的认识，在尚未认清其价值的情况下匆匆写进作品。
据刘心武自述：在1976年底召开的一次揭批“四人邦”的座谈会上，他发言谈到：“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愚民政策在中学生中造成两种精神畸形儿，一种是小流氓，问题暴露在外，比较容易引起人们注意，另一种当着小干部，被认为是标准的好学生，不大容易发现，发现了不大容易受重视，后者如果不转变，恶性发展下去，比前者更具破坏性。这些内容构成《班主任》的基本素材，小说中的宋宝琦和谢惠敏的人物形象，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写到谢惠敏的时候，作者颇为踌躇：“生活中有相当数量的宋宝琦，这一点广大读者是深有体会的，把这样的形象写入作品，虽然担着一定的风险，多数读者恐怕还是能够接受的；而生活中还有不少的谢惠敏，这一点究竟有多少读者能够承认呢？把谢惠敏这样出生在劳动人民家庭的团干部，写成被‘四人帮’造成‘内伤’的状态，会不会被扣上‘污蔑’‘丑化’的大帽子呢？会不会被认为是搞‘暴露文学’？”为此，刘心武两次翻阅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反复验证，确认自己所暴露的是“四人帮”在人民中遗留下的恶劣影响，才放心地写下去。（《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光明日报》1978年10月3日）
将谢惠敏这样的精神畸形儿仅仅视为“四人帮”毒害的产物，是一种浅层次的看法，反映出刘心武认知的局限。尽管如此，谢惠敏作为一个文学形象隐含着深刻的内涵，惟其如此，在阅读过程中其意义被源源不断地阐发出来。刘再复说过一句令人悚然的话：“我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上积淀着一种谢惠敏式的惰性的血液。”从这个意义上说，谢惠敏这个形象并不是刘心武一个人创造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典型是千万个受到震动的读者选择出来，并由当时的评论家们协同创造出来的。”（曾镇南《刘心武论》，《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3期）
刘心武的文学创作不以思想深刻见长，其过人之处，在灵敏和聪明。刘心武写过一篇妙文，将这种聪明和盘托出，其中这样写道：“我写《班主任》，构思了好久，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绕了好久。最初，我脑中形成了宋宝琦的形象。然而那时人们已普遍认识到‘四人帮’造成了宋宝琦这一类的畸形儿，倘若急于提笔来写，那么难免与别人的作品立意相似。所以我就不甘心，脑子里继续绕，也就是往深处思考，这样就逐渐凸现了谢惠敏的形象。捕捉到了这个形象以后，我才动笔写那篇小说。结果读者读那篇小说时，本以为出现了团支部书记形象，是一个以前已经见识过的帮助小流氓的下面形象，没想到小说写到后面，却绕过了他所熟识的形象和猜想，展现出他未曾想象到的意境：谢惠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更令人焦虑的畸形儿！”（《绕》，《花溪》1982年第1期）这表明：刘心武写出谢惠敏这个形象，与其说是出于深邃的思想和强烈的艺术感受，不如说是出于艺术创新的需要，它给刘心武带来意外的收获，也不可避免地留下遗憾。道理很简单：倘若作家主体意识尚未充分觉醒，学养功力欠到，单凭“绕”这一技术层面的努力，作用毕竟有限。无怪刘再复在肯定刘心武“与时代共同的脉搏”的同时，对他的“不经意”表示遗憾，认为这种不经意的创作，使刘心武没未能在谢惠敏这个灵魂的渊海中更深地开掘，否则这外人物将取得更大的成功。
谢惠敏的愚昧无知中，纠集着偏狭极端的阶级斗争观念，对此作者视而不见。张老师（实际上也就是刘心武自己）痛心于谢的愚昧无知，却无条件肯定她的阶级觉悟、斗争哲学。从这个角度看，张俊石与谢惠敏没有本质的不同，差别仅在于：一个是纯然的无知，一个自以为知的无知，都是值得救助的对象。这样一来，张老师的“救救孩子”不能不显得格外勉强，缺乏《狂人日记》那样的忧愤深广的感染力。其实，在那个荒谬的时代，受伤害的远不止是宋宝琦、谢惠敏，作者本人也应当是其中之一。就在一年之前，刘心武还在写《睁开你的眼睛》那样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小说。其中的小英雄方棋，无疑就是后来的谢惠敏。无独有偶，其中也有一个类似《牛虻》事件的细节：方棋偶然得到郑可意遗忘的笔记本，随便一翻，便“像侦察兵发现了敌人的重要炮位似地皱起两道眉毛，激奋地对大家说，‘这是一本手抄的黑小说！”当场没收。这与谢惠敏读也不读就断定《牛虻》是本“黄书”，是何其的相似。不同的只是，前者是无条件肯定的无产阶级小英雄，后者是挽救的对象。刘心武在没有完成自我清算，对自己的局限性没有认知的情况下，匆匆地赶新的时代潮流，留下破绽是难免的。尽管如此《班主任》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延伸阅读
刘心武：《睁大你的眼睛》，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刘心武：《生活对创造者说：走这条路》，《文学评论》1978年第5期
刘心武：《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光明日报》1978年10月3日
卢新华：《伤痕》，《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
濑户宏：《试论刘心武——到〈班主任〉止》，《钟山》1982年第3期
贺桂梅：《新话语的诞生——重读《班主任》，《文艺争鸣》199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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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芙蓉镇》（1）
体裁：长篇小说
作者：古华
原发刊物：《当代》
发表时间：1981年第2期
（李兆忠 撰）
就世俗的知名度和持久的影响力而言，“新时期文学”中的长篇小说很少有能超过《芙蓉镇》的，这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电台的广播和电影的改编，然而最主要的，还是作品本身的力量。评论家雷达当年说过这样一番话：“有一些作品，由于触动了当前现实最敏感的神经末梢，它们刚一出世，便能够赢得掌声、轰动，这自然是十分幸运的事，然而也有另一些作品，它们的效力是慢性的，具有浸润和熏染的特点，就像微风在树叶间传递消息，涟漪逐渐扩展为波澜，渐渐把人们引向严峻的沉思。这样的作品同样不可忽视。长篇小说《芙蓉镇》的命运，似乎属于后一种类型。它发表并以单行本行世接近两年的时间里，评论文字不能算多，读者的兴趣却在上升，阅读者的圈子日益扩大。”（《再论〈芙蓉镇〉》，《芙蓉》1982年第6期）二十多年后重读《芙蓉镇》，尽管岁月无情地显影出它的急就、粗糙甚至肤浅，人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它的生机，——那种从灵魂深处发出的声音。它并没有过时。
1981年2月长篇小说《芙蓉镇》在《当代》第一期发表，经作者修改，同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发表出版后的一两年时间里，作者收到八百多封读者来信，《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作品与争鸣》、《小说选刊》、《文汇报》、《文艺报》和《当代》等报刊发表了相关的评论或报道，后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雷达率先撰文，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部作品写得真、写得美、写得奇。它真，它流贯着一种强大的客观生活实感，小说的人物如活人般呼吸可闻，小说的故事像生活中发生的事一样真实可信，仿佛作者只是把它们照生活本身的模样移到了纸上，很难看到斧凿的痕迹。它非但不像过去某些写农村生活的作品，用左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现成结论，去过滤、宰割、砍削生活的真实，相反，它的作者有如一个勇敢的逆水行船的舟子，在历史的河道上，拨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所布下的重重迷雾，寻踪辨迹，力求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还人物以本来面目。”（《一卷当代农村的社会风俗画——略论〈芙蓉镇〉》，《当代》1981年第3期）蔡葵在与古华的通信中，称《芙蓉镇》“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品”，因为它“忠实地艺术地复制了现实生活”，“把生活中丑恶的东西和庄严的东西一起挖掘出来，*裸地奉献在读者面前。作品的描写是那样朴实无华，它不借助于人工雕琢而美的自然显现，很容易让人想起李白的诗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关于〈芙蓉镇〉的通信》，《星火》1982年第8期）而据作者自述：《芙蓉镇》问世后，不少读者来信说，小说中的芙蓉镇就像是他们家乡的小镇，里面的主要人物他们都很熟悉，都像做过邻居当过街坊；有一天，一位远在内蒙古草原上当中学教师的中年汉子突然闯进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客房，自报家门，对正在修订《芙蓉镇》的作者说：“老古同志，我就是你写的那个秦书田，我因一本历史小说稿，*中被揪斗个没完没了，坐过班房，还被罚扫了整整六年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