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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一地鸡毛》（5）
更多的批评是将“新写实小说”一勺烩，有的指责新写实小说将“烦恼人生”归结为一些琐碎问题，似乎问题解决了就能找到幸福，成了变相的“问题小说”；有的认为这些作品的初衷是要批判世俗、平庸，但却在叙述中“无意地失去了抗衡的力量，而不知不觉地沉缅于这种平庸之中乐而忘返”；（谢风坤《谈刘震云近期小说创作》，《文学评论家》1992年第2期）更有人声称在“最初的共鸣”之后是深深的疑问，因为“在新写实小说中，英雄远去之后，人也随之沉没，在英雄消失的地方，站起了一群苟活者，以不同的行为演绎着苟活者的人生哲学。”（李新宇《苟活者及其人生哲学》，《河北文学》1991年第9期）对于新写实小说标志性的“写实手法”，也有人批评：“所谓‘生活流’，其实是作者艺术手段欠缺所致。……在特定的文学情势下，艺术色彩的淡薄与艺术表现的单调便成了优长──被概括为表现‘原生形态’的特色。”（刘纳《无奈的现实和无奈的小说》，《文学评论》1993年第4期）
如果对上世纪*十年代之交的中国现实有所认知的话，大概不难明白为何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会出现一种急速的下滑曲线，这是“新写实小说”出现并走红的大背景，也是为何这些灰暗无奈的叙述会引发如今看来多少有些夸张过度的批评。“新写实”的前面是狂飙突进的八十年代，后面是表达知识界救赎与自我救赎意图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则“新写实小说”的意义，在于首次公开而集中地展示了中国精神生活的低谷状态。
具体到《一地鸡毛》，至少有三种九十年代之后走红一时的写作路数，可以从中寻到端倪。一是开了“官场小说”的先河，体制对人性的压抑与异化，复杂的人际关系与处世之道的集中传达，还有暴露性的权力运作描写，《一地鸡毛》都已涉及，尤其是它的“非批判姿态”；二是对平民生活的关注与宽容，这是当初整个思潮的推动所致，文学不再强调善恶的分辨，即使面对社会的“精神底层”也尽量平视，当然这种姿态也带来某种犬儒式的倾向；三是以回归传统与民间的视角，来颠覆进化论式的历史与现实图景。陈思和曾本着他一贯的“民间写作”观点指出：“自《单位》始，刘震云的小说自成一个‘神话’文本……它叙述的故事时空不一，但重复了同一的原型。原型包括了两个相成相反的模式，可用中国古代寓言来表达：‘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和‘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由此还派生出一系列亚模式”（《冬天的话题——关于刘震云小说》，《文汇报》1992年2月18日）。刘震云后来对“从现实出发重述历史”的迷恋，以及乐于从历史与现实中抽出各类权力（政治、话语……）的线索，都可以从《单位》、《一地鸡毛》找到源头。
对刘震云这样一位作家，或许老同学李书磊的评价较为中肯：“震云身上有种东西在当代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那就是他对这世界比较彻底的无情观。他坚定地认为结构是一个笼，人是一条虫，人在结构中生活就象箱笼中虫在蠕动。……人就是那么一种无色的存在，亮色或者灰色都是一种幻觉。这种意念不能说对，也不能说错，是对是错其实无关紧要，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彻底性；这种意念的彻底性使它最终达到了一种心平气和的境界，使震云对人与社会的批判归于一种娓娓道来的冷酷而不是张牙舞爪的激烈或者落花流水的感伤。什么东西一经彻底就有戏，就有光彩，就显得炉火纯青，这种道行的确是凡人莫及的。”（《刘震云的勾当》，《文学自由谈》1993年第1期）刘震云日后的文学实践，包括他兼顾市场的影视创作，或许都来自这种“看破”的彻底。
延伸阅读
刘震云：《单位》，《北京文学》1989年第2期
池莉：《烦恼人生》，《上海文学》1987年第8期
李扬：《文化：作为意志的表象——论刘震云小说的文化内涵》，《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3期
李书磊：《刘震云的勾当》，《文学自由谈》1993年第1期
陈思和等：《刘震云：当代小说中的讽刺精神到底能坚持多久》，《作家》1994年第10期
摩罗：《刘震云：中国生活的批评家》，《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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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文化苦旅》（1）
体裁：散文集
作者：余秋雨
首次出版：知识出版中心（上海）
出版时间：1992年3月
（杨早 撰）
《文化苦旅》与余秋雨身上，负载了太多的时代症候。
上面这句话，有一点儿仿余秋雨，如高恒文所说，在《文化苦旅》的每篇文章中“都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读到显得过于突兀的警策之语”，像《阳关雪》开头即说：“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但无足观。”又如《废墟》的“惊人之语”：“中国历来缺少废墟文化。废墟二字，在中文中让人心惊肉跳。”高恒文很奇怪“作者何以能下如此之断论”？（《学者的架子》，《文学报》1995年第822期）
高恒文的质问，带出了“余秋雨现象”背后的几大争论要点：（一）“文化散文”的文体问题；（二）“学者”与“文人”的角色之争；（三）余秋雨是何种意义上的文化符号。
“文化苦旅”本是研究戏剧理论的余秋雨教授1988年始在《收获》上的连载专栏，1992年集结成书出版后，采声不绝，孙绍振称“余秋雨的散文出现以后，散文作为文学形式正在揭开历史的新篇章”（《为当代散文一辩》，《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1期），楼肇明断言：“余秋雨可能是本世纪最后一位大师级的散文作家，同时也是开一代散文新风的第一位诗人。”（《当代散文潮流回顾》，《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3期）朱向前则说：“（余秋雨）不仅上承新文学散文这余绪，而且开启了一代风气，将整个当代散文的创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准。”（《散文的“散”与“文”》，《大众日报》1994年9月17日）
然而，自1995年起，对《文化苦旅》的评价出现了大幅度的反弹，批评《文化苦旅》的文章不断地出现，随着余秋雨新作的推出，以及他表现出对批评强烈拒斥的姿态，批评也在累积、升级，最终演变成绵延十年以上的批评攻防战，评论结集而成的书籍包括《感觉余秋雨》（萧朴编，文汇出版社，1996）、《余秋雨现象批判》（愚士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审判余秋雨》（聂作平著，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秋风秋雨愁煞人——关于余秋雨》（萧夏林、梁建华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世纪末之争的余秋雨：文化突围》（徐林正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庭外“审判”余秋雨》（古远清著，北岳文艺出版社，2005）等等，同时期众多论集讨论同一作家，虽然收文多有重复，却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而余秋雨在此期间，也一直保持着畅销书作家与媒体明星的身份，并因各类有争议的说法或表达，保持着他广泛的争议度。
余秋雨“开启”的风气被称为“文化散文”，这个命名主要是强调余氏散文是“文化底蕴”与“散文形式”的结合，正如《文化苦旅》的内容提要所描述的：“作者依仗着渊博的文学和文学功底，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所写下的这些文章，不但揭示了中国文化巨大的内涵，而且也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崭新的范例。”赞扬性评论也多从这个角度来立论：“在‘五四’以来的散文经典中，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先例：这么长的篇幅，这么丰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资料，这么巨大的思想容量，这么接近于学术论文的理论色彩又这么充满了睿智与情趣。”（孙绍振《为当代散文一辩》）“余氏散文彻底涤除了传统游记以游踪为线索，移步换景以模山范水的定势，作者徜徉在山水之间，要寻找和发现的不是山水的秀丽而是我们民族在文化上的优长与缺失。”（马云龙《重返大家气象：秋雨散文的超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作品从旅游散文与学者散文突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与自然、历史和艺术对话的主体形象。”（周彦文《独特的书，独特的作家——编后记》，《世界文化精品·余秋雨卷》，广州出版社，1998） 。 想看书来
1992《文化苦旅》（2）
问题是，恰恰是“《文化苦旅》或曰‘文化散文’是否散文的创新”引发了争议。韩石山认为这种名目似乎在暗示“先前的散文都是没文化的，独有这一家的是有文化的”，实则余氏散文除了“偏重文化意义上的考察与阐述”，与先前的“学者散文”如翦伯赞《内蒙访古》并无本质不同。紧接着，韩石山揪住《文化苦旅》首篇《道士塔》中拟真式的描写如“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来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韩石山质问道：“这哪里是写散文，分明是写小说，若老一辈学者，写到这些地方，有史料，就引用史料，若于史无征，断然不敢这样信口雌黄……你凭什么说就是王道士做的？”（《散文的热与冷——兼及余秋雨散文的缺失》，《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1期）
就散文论散文，这种批评多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