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舞。特别是李兴华，他简直跳起来了。那些天他每天处于极度兴奋状态，嘴里不停地在议论。一会儿笑呵呵地说：“想不到中央还看我们的刊物！”一会儿又猜测：“某某篇文章不知他看过没有？”那些天，机关里传达有关指示也特别勤，老在责备下边不放，责备“太守”以上的干部不积极。我们是基本做到了“传达不过夜”的。记得有一次传达完了，李兴华听过，动情地说：“听听！说话到这样，简直就觉得是在我们身边拉着手嘱咐啦，是耳提面命。咱们再不干还是人吗？”
通过《文艺学习》而注意起这篇小说，又从李希凡文章引起进一步重视，决定介入——这种可能性比较符合毛泽东的实际。
总之，从2月至4月，事件经历了异峰突起的阶段。原因是毛泽东的介入和一再关切。其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从个别报刊热点变成全国思想文化的焦点，乃至党报不吝篇幅，倾力参与。《人民日报》5月8—10日，连续三天刊登文学界有关《人民文学》修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问题的座谈、《人民文学》编辑部就修改经过的详细说明等。
照理说，毛泽东“力挺”之后，应该有了“定评”，这篇小说可以“翻身”——即令不是推崇备至，视之为“正面”的作品总不再成其为问题。
奇怪的是，事情并非如此。
在郭小川日记里，有一笔非常耐人寻味的有趣记述。2月19日他写道：
1956《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3）
上午由荃麟同志向作家们传达主席的指示，他实已中气不足，传达得也不够鲜明有力，对反官僚主义，他是太顾忌了。
这一段，每个字都值得体味。“对反官僚主义，他是太顾忌了。”根因即在此。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的表现是一种缩影，亦即，尽管毛泽东明确表了态，下面各有关方面主管负责人内心仍未打消疑虑。他们跟《文艺学习》的普通编辑不同，不会忘乎所以、手舞足蹈，他们处在较上层，对“规则”的熟悉和了解远为充分、深入。他们肩负的职责，也非一般干部可比，不会从一时一地一事出发，而势必以更全局的目光看问题，这种目光使得他们从更多角度、运用更多参照系来权衡每一件事。
文艺界高层领导没有一个头脑发热。固然，他们认真落实毛泽东的指示，比如，毛泽东对《人民文学》修改小说原稿大发雷霆，他们就毫不客气地追究编辑部的责任，并布置在会上“勿谈编辑甘苦，只谈检讨”，“形成了一面倒的意见，好像编辑部真的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关口”（秦兆阳《情况说明》，写于1958年，改于1978年，未发表）。但除此之外，他们不越雷池一步；尤其对作品《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本身，出言谨慎，在观点上始终非常注意分寸。
林默涵的评论《关于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作者参加毛泽东召见之后写的，文章3月1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时，改题《一篇引起争论的小说》，其中，有肯定的话，也有“挑剔”的话。肯定的话，基本是重复、转述毛泽东颐年堂谈话的意思；“挑剔”的话，则都是林默涵自己的，例如，认为主人公林震具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孤芳自赏的情绪”，而小说对此“抱着同情和欣赏的态度”，至于作者，他的问题是虽然“痛恨生活中的消极事物，可是他却没找到能够战胜这种消极事物的真正的积极力量”。据说此前亦即1月29日中国作协党组那个“总的认为这小说是有毒素的”的会上，林默涵也是“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的人士之一（谢泳《重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南方文坛》2006年第2期），现在，他如果全都转到“肯定”方面，当然很难。但是，恐怕这里主要不是一个面子问题。郭小川的情况跟林默涵非常相似。那次讨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党组会上，他毫不例外地表示了对小说的否定。颐年堂召见后的第二天，上午，林默涵来跟他谈了连夜赶出来的《关于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到下午4时至6时，郭小川自己也写出一篇大约意在表态的短文，题为《香花与毒草》；他说：“写得词不达意。”——看看这题目，再品味一番“词不达意”这几个字，可以想见郭小川腹内的“难色”。当晚8时，他又到林默涵家聊了一会儿，日记说：“心情极端沉重，他（指林默涵）也很不安于这个工作，互相影响，弄得异常烦恼。痛苦得很。”不安、烦恼、痛苦，归结起来就是四字个：左右为难。左不是，右亦不可。到6月“鸣放”期间，中国作协同志在会上攻他“曾基本上否定了王蒙的小说”，对此，郭小川做出的反应是：
在我结束会议时，我就明白地说，我曾经是否定的。“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而且我根本不认为有什么多少错误。（日记，6月3日）
光明磊落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感到，说出这种话的人，对自己似乎格外有信心。尽管毛泽东那样不同寻常地显示了对王蒙的“回护”之意，可不知怎的，郭小川内心有一种“不为所动”的坚定，拒绝认为“否定”《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有什么多少错误”。
在那些必须掌握“全局”的人里头，究竟有多少人跟郭小川抱着同样想法呢？这是让人饶有兴趣的事情。
或者，并不肩负掌握“全局”之责的人，只要政治经验颇丰，他们也会恰如其分地应对局面。我们看到在王蒙笔下，那年春天北京文联《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座谈会上的一幕：
而老作家（其中不少是在高校工作的名人）则谈笑风生，海阔天空，闪转腾挪，行云流水，不溅水滴，不沾泥点，与作品与批判都保持着绝佳的距离。我的印象是有点不知所云，但又都很学问，很教授，很潇洒，很老练，很成熟，与毛头小伙子果然不同。（《半生多事》，着重号系引者加）
与批判“保持着绝佳的距离”容易理解，因为毛泽东斥责“批判”了嘛；不好理解的是，既然如此，为什么“与作品”仍然也保持绝佳距离呢？这，就是王蒙所称的“学问”，就是经验。这些经验丰富、晓得对自己负责的老作家，同负有一定领导之责、必须放眼“全局”的人，目光一样长远。他们靠直觉认为，对待《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或者说，对待反官僚主义这个问题，还是不即不离比较稳妥。
多年来，对于毛泽东亲施援手，而王蒙仍未免于厄运，人们都感困惑。假如我们目光只徘徊于毛泽东和王蒙这两点之间，这困惑确实无法驱除。但是我们大抵忽视了“现场”是一个更加开阔的空间，在上述两点之外，还交织着其他许多的表情、神色。放眼这更广阔的范围，我们就能读到更复杂也更真实的信息。当我们把事件在全景意义上复原时，应不难发现虽然毛泽东制止了批判，《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却只是暂时在报端上“化险为夷”，而在人们内心，它从未“翻身”。那种种的敬而远之、稳妥持重、拿捏沉吟，显示了对于“趋势”的普遍预期，并给数月之后发生的事情留下注脚。
某种意义上，事件中王蒙的遭遇，颇似他自己笔下的林震，只是结局大相径庭。
延伸阅读
王蒙：《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
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黎之：《回忆与思考——1957年纪事》，《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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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青春之歌》（1）
体裁：长篇小说
作者：杨沫
首次出版：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1958年1月
（白烨 撰）
在“十七年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从发表之后，叫好的声音与批评的声浪一直交织在一起，在臧否不一的喧闹之中，作者几次修改作品，作品又改成同名电影。之后，无论小说与影片，都有争议相随相伴。这种情形构成了当时中国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
杨沫（1914—1995），原名杨成业，湖南湘阴县人，1914年8月生于北京书香门第之家。1928年考入西山女子温泉中学。1950年出版中篇小说《苇塘纪事》。1952年调至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任编剧。1958年出版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其中鲜明、生动地刻划了林道静等一系列青年知识分子形象。后由自己改编为电影《青春之歌》。1978年之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红红的山丹花》、长篇小说《东方欲晓》、《芳菲之歌》、《英华之歌》以及《杨沫散文集》、《自白…——我的日记》、《不是日记的日记》等11部作品。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北京市文联主席、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杨沫从1951年开始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的酝酿与写作，1957年完成；当时的书名为《烧不尽的野火》，后改名为《青春之歌》。1955年写完上半部后交给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审稿时提出了较大的修改意见，认为书稿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林道静作为书中最重的主人公、中心人物和小说的中心线索，而对于林道静却缺乏足够的批判和分析。1955年４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上要百花齐放，学术上要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写作与出版空气有所宽松。杨沫又把书稿交给秦兆阳审看。秦兆阳看后认为稿很好，就又把稿子转给了作家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于1958年1月正式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又出版了作者的修订版。
粉碎“四人帮”后，《青春之歌》于197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发行。日本也在1960年日译版的基础上，参照原著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