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车型。在今年前四个月上海私车牌照拍卖平均中标价格三次突破4万元大关的情况下，5月上海私车牌照拍卖平均中标价出现大幅“跳水”，平均中标价格为34226元，比4月份下降了1万多元，成为车牌拍卖以来下降幅度最大的一次；而最低中标价格仅为10800元，更是创下近年来的新低。据了解，过去平均是每2人争夺一张私车牌照，但5月拍卖会上需求和供给的比例降为：1。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徐长明在接受市场报记者采访时说：“总量控制政策会不会出台我们不太清楚，限行和提高收费对汽车市场的影响不会太大。北京的示范效应太强，如果北京推行这个政策，其他省份如广东等也会效仿。总量控制可能性不大，北京大概一年增30多万辆，如果总量控制，这个影响是直接的，力度非常大。我们不建议出台这样的政策，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采取行政手段控制总量。”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罗磊认为，如果北京明年像上海那样实行总量控制，必定对整个汽车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按照目前的市场需求，市场形成了这么一个流通渠道规模。2007年北京整体市场销售43万辆，假如2009年只准卖10万辆车的话会怎么样？北京是首都，北京出台相关的政策会对全国各地尤其是大城市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如果北京因为交通拥堵就总量限制车牌数量，武汉、重庆、成都、杭州等交通拥堵也非常严重，他们会不会像北京一样实行这样的限牌政策？不管怎么样，推行哪一个政策，作为政府层面一定要先听一听广大群众的意见，听民众的呼声。进行总量控制，对于整个社会的安定是不利的。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数据说，限定10万车牌，相当于有3/4的经销商关门。按一个经销商一个4S店平均50人算，全北京有多少家4S店我们大家都清楚，一半关门多少人失业，肯定会对社会安定造成影响。
北京北辰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中心总经理苏晖认为机动车总量控制是不现实的。他提出几点猜想。一个猜想非常现实，就是北京4季度将在全国汽车市场形成一枝独秀，至少45万辆，销售50万辆也不是不可能。第二，京城四季度车市有可能降价趋势被逆转。如果限制总量，价格完全可以上去，现在商户有的已开始提高价格。如果没有人出来对传闻解释，这种趋势会更加明显。京城的车价出现上涨拐点不是没有可能。第三，小排量将进一步受打压。上海是拍卖车牌，如果北京也这样，小排量车退出京城不是没有可能。花那么大力气得到号再买3、5万元的轿车可能性不大。第四，如果北京将现在的年增长40万辆车的速度控制到增长10万辆水平，即使采取摇号，那么一些消费者也可能异地消费，这种需求难以制约，其结果是大量外地车牌游走于北京的大街小巷。第五，现在私家车对经济的贡献非常大。如果实行10万辆总量控制，京城旅游经济将会受到冲击。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所长史其信教授认为，“总量控制问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北京市的出发点是一年发10万辆的车牌，目的是要缓解道路拥堵，但这样能不能解决问题，我估计不太现实。所以这个政策如果真执行的话，政府要认真研究，尤其是北京。北京一直实行汽车放开政策，如果想实行紧缩政策的话，一定要拿出充分的理由。” 史教授说，上海为解决交通拥堵，采取少卖少发牌的办法，但很多在上海的车是在江苏、浙江上的牌，实际还在上海行驶。大趋势是每个家庭希望都有车。我现在有能力买了，又限制我买了，必定逼着他考虑不在北京买，去外地买车在北京使用。北京还要研究外地车牌在北京使用的相关的对应政策，这无形中给交通管理增加了成本。这个政策要出台一定要慎重考虑，认真研究。
北京新华信调查咨询公司汽车产业研究服务总监郎学红认为，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的长三大马车，2008年四季度形势严峻，现在从周边的国家的经济形势上来说，金融风暴对全球经济影响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目前，我们唯一或者说能够把握的最重要的是内需，是消费的拉动。我们的经济多年来持续高增长，年增长率最高12％以上，现在，这一轮经济调整要求经济放缓，投资拉动要减少；由于华尔街金融风暴，我们出口的压力非常大，对经济增长贡献非常有限，所以说主要靠拉动内需。至于汽车，接近1000万的年需求量，对整个经济拉动作用非常大，如果限行限牌，不仅对汽车市场造成影响，还有可能连带整个经济形势造成不利影响。所以不应该简单限行，从经济增长要求上应该鼓励汽车的消费，鼓励汽车的增长。
以上几位人士的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控制汽车保有量的负面作用和不可行性。此外，还应该看到，汽车无论是从交通的角度看，还是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地位看，或是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标准看，汽车都是社会发展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一个发达的国家，必定是汽车高度发展、高度普及的国家。对此，估计不会有人持有异议。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汽车进入家庭，开始普及到寻常百姓生活，才是最近不到10年的事情。况且，从全国来看，这也仅仅是在大城市，远未普及到广大的中小城市和广大的农村。中国的老百姓过去多少年对于拥有自己的汽车，连想也不敢想。汽车不仅由于价格昂贵，老百姓无从问津，而且汽车在中国是一种权贵的象征，身份的象征。那时汽车只有一定级别的政府官员才可能享受。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国家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原有的陈旧观念革除了，人民终于有了自己的私有财产，小汽车也不再供权贵专享。有了自己的汽车，无疑使人们实实在在地享受到改革开放成果。可是刚刚享受到的幸福，就有人出来以交通拥堵的名义，准备剥夺老百姓的这项权利。想想看，老百姓会是怎样的一种心情。他们还会对改革开放那么热情高涨地拥护么？他们还会觉得正在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么？他们还会觉得自己的幸福指数在不断上升么？
2008年11月18日北京晚报报道，记者从北京市发改委昨天公布的“2008年1至3季度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分析”中了解到，“四季度，发改委将加快出台新增机动车总量控制和停车收费措施。”这一信号的传出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但人们还未来得及为此辩论， 2008年11月19日，北京市发改委新闻发言人王海平在新闻通气会上就又表示，从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大局出发，从有利于国家汽车工业长远发展的需要出发，从顺应和满足广大市民生活富裕起来之后想要提高生活质量的意愿出发，采取控制机动车总量，限制购买、限发车牌的办法是“不合适的”。 王海平说，北京市已经决定，不实行控制机动车总量、限制居民购买机动车、限发车牌的措施。“并且，这一条已经作为正式的意见确定下来了。北京市不会采取控制机动车总量的办法，来解决北京的交通拥堵问题。”关于是否实行机动车总量控制的争论，在北京看来已是尘埃落地。历史将会证明，北京市政府作出的抉择是明智的。
除了征收各种名目的费用和控制汽车总量外，说得最多的莫过于限行措施了。无论是分单双号，还是每周少开一天车，或是按车牌尾号对应日停驶，都是这种限行的具体形式。有意思的是，在奥运会结束前，媒体就奥运会以后是否继续分单双号限行的调查表明，有六成以上的人赞成。而奥运会后政府出台每周限行一天的措施后，网上的调查反对声又占了绝对优势。那么民意究竟是什么呢？其实，这种一般性调查根本说明不了什么。统计调查是一门学问。要把调查结果作为决策的依据，必须要按照调查统计的科学方法，经过一定的程序，遵循一定的规则，否则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
汽车限行措施能否推行，关键并不在于是否进行了民意调查，也不在于是否经过大多数人同意。单纯的程序民主未必能产生科学的结论。民主的核心不是投票，而是辩论。民主的真正价值不是数人头，而是在数人头之前进行的理性论证。投票活动所聚集起来的只是意志，通过投票，多数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少数。但是，多数的意志高于少数意志的理由，却不是人数，而是多数所阐述的“理”。因而，只有通过理性的辩论，少数才会承认多数的意志对自己的约束力。一个城市管理的重大决策，应该通过科学的调查研究分析，反复衡量其利弊得失与可行性，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在这个过程中，当然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公开进行讨论。但征求意见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匆忙地分出哪种意见多数人同意，哪种意见少数人同意，而是要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尽量地多听一听各方面的意见，在反复比较权衡中把正确意见集中起来。同时，广泛的讨论也是一个探求真理的过程。只有经过广泛的讨论，甚至激烈的辩论，才能使各方意见在充分表达出来的基础上，使人们的意见逐渐向正确的意见集中，最大限度地达成共识，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所形成的决策也就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理。
政府出台各种社会管理措施，首先要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从限行措施的出台来看，法律依据就显得不那么充分。市政府关于限行措施的“通告”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办法》有关规定”，具体应是指相关法律中的以下条文：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道路和交通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