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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胜利地完了任务，厨房里把准备好的面条端出来，同志们边吃面条边谈战果，兴高彩烈，我却非常着急，急的面条也吃不下。我想。整个破案工作虽然是顺利的，但“中华民族自救会”的首犯漏网了，首犯没有抓住，案子就不能说破好了。便把张喜、晏书笃等几个熟悉案的找到一起商量、研究如何办？大家认为，李恒山既然逃走了，要抓回来就很困难。我说：“现在要抓李恒山，对我们来说，损失很大。”还说：“李恒山事先并不知道我们会抓他，他还仓皇逃走了，没有准备。这样的出逃，只有能弄准他逃走的路线，是可以捉到的”。大家便东一言西一语地分析李的特点捉摸他的去向。大家认为，李恒山有三个特点：一是老牌特务，疑神疑鬼，二是家庭观念重，三是主要关系都在北乡，在祥符和南昌。根据这三个特点，李在逃走以后，当天晚一定不会再回到家中，怕我们在他家的附近留，他会想到，这次逃走后，不可能很快回来。要远走高飞，一定要安顿好家中，要安顿家中只有到祥符，一定要过河，要过河他不敢从石桥过，（当时浮桥没有修好）怕我们在桥堵住。由祠堂前过河去祥符，有两个渡可走，就是来苏渡和庵前渡。但都是渡，晚没有渡船，一定要到第二天才能过河。因此，只要赶在他前面，在祥符堵他，可能堵住。如果祥符堵不住，还可以在西山和八一桥渡截。当时决定，由认识他的晏书笃和付少华守在第一道关，郭克和张喜带相片骑自行车到西山和八一桥堵第二、三道关。并且约定联系的办法。三路马在两点钟都出发了，我却一点睡意也没有地在公安局等着，等了很久。同志们都去睡觉了，我还在等着。天亮了，同志们起来了，我还一个在等。到了八点钟，我正要下楼吃饭，门有喊“来了，来了，捉到了”。我一看，晏书笃和付少华两，押着一个犯，从门外走进来。我高兴地说，先把他关起来。说完，我也下楼，亲自招呼厨房搞点好吃的大家吃。我问晏书笃和付少华，是怎样抓住的。他俩说，他们到祥符后，已经四点多了，找了个熟了解况。先了解了李恒山的住房和亲属况。原来李的亲和弟弟就住在街，家庭很多，当地也知道这个。李从南京回来后一直没有在家中住，住在岳家，祠堂前的房子是他岳的，晏和付又到了祥符乡的乡农会，乡农会张贴的欠公粮榜也有李恒山的名字，但是并未粮，下面注明外出，外出那里没有讲。他们俩由远而近的从征粮谈起，那熟反映，乡农会有是李恒山的同姓，说是没有找到李恒山，欠的公粮也也没有办法收。这时，天已经蒙蒙亮，他俩就找了一几刚开门的酒店，坐下来吃酒，吃花生。这家酒店面对着河南来祥符了，脚穿了双布鞋，没有穿袜子，鞋子也了。晏发现以后，桶了付一下，付立即警觉起来。等李恒山走近，付抓住李的衣领子，晏用枪从后面顶住，喊了声李恒山，李应了一声，晏就把手铐铐住李的双手，这时，有很多拥了进来，齐问为什么。李说：“我没有犯什么事”。付说：“你欠了公粮”。当时李的兄弟在场，接着说：“公粮我代他”。晏便说：“你还有枪未”。李说：“我没有枪”。他兄弟和一些群众围起来说：“他真的没有枪，我们可以担保”
晏和付怕事久生变说：“没有枪就到县里去谈清楚把”，把他带走，付押着往前，晏拿着枪走到后面，有几个想跟来，看见晏和付带着枪，走了一阵就不跟了。走到路，李恒山还对晏和付说：“我们都是高安，到底有什么事嘛”。晏和付不理他，一直押回来了，原来，天晚，他正在家准备睡觉，袜子都脱了，恰巧村庄来了个唱道的瞎子，在前面屋场里唱，他女儿要去听，没有伴，他老婆要他去跟女儿作个伴，他便去了，听了不久，听见自己房子这边狗，他做贼心虚，便要女儿回来看一下。女儿走了后，听见有喊：“谁？”他便有了警觉，觉得不好了，是扎自己来了，站起来走了。先在厕所里躲了一下，想了一下，觉得不能再回去了，只有逃走。逃到哪里去？一是无分文，二是家中怎么办？只有到祥符走一趟，找自己的老弟安排一下。想过桥。又怕不稳当，怕我们在桥留截住，不如过渡。走到渡，又收下渡。无可奈何，便在渡边亭子里过了一，第二天天刚亮，就搭渡船过了河。过河后，一边走，一边想，总算逃脱了。走到祥符，看见自己家门在望，心里更加高兴，正在高兴的时候，被我们抓住了。
同敌较量了几个回合，我们都取得了胜利，但是，这几次较量，都是遭遇站，还不是决战，虽然也歼灭了敌不少残余，但还不能说取得了全胜。浮在面的敌，敢于在明里和暗同我们的通击，但是敌的残余，仍然存在。我们队伍中的，对残余敌的隐患，并不都有清醒的认识。有的同志胜利后产生了麻痹轻敌思想，有的把“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误解为片面的宽大。因此，在镇反问题，发生右的偏向。对这些“残雷”视而不见。甚至认为天下太平了，对于敌的破坏活动也不理直壮的去镇压。这种倾向，引起了群众的抱怨。说共产党“宽大无边”、“有天无法”。高安县解放时一度土匪横行，多次发生打干部和杀害积极分子的事、潜伏在反革命组织在一个时期内得到发展，这都说明了“被中民所根本打败了的反革命势力，并不甘心死亡，潜伏在我大陆的土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和其他反革命分子，还会千方百计地进行反革命活动”。这些事既是坏事、也是好事。虽然对社会治安起了些破坏作用，但教育了干部和群众，提高了认识。认识到这些土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都是敌布下的“雷”，扫除了一些明雷、暗雷，但仍然还有不少“残雷”。这颗颗“残雷”。这颗颗“残雷”，不彻底清扫这些“残雷”，只打遭遇站不行，还要从积蓄力量，了解敌入手。在适当时机，大歼灭站，把一些“残雷”，全部扫光。
＇八＇
积蓄力量，一是群众力量，这反面各地通过组织农会，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已经把群众组织起来了。通过不段的斗争，清除了混入我们队伍中的坏，纯洁了队伍，广大群众的战斗力加强了。二是专业力量，主要靠公安局自己了。我到高安时，公安局只有张喜、陆海田、陈衡、叶正直、白福顺、王静等七、八个，少数作过公安工作，都数没有作过公安工作。作过公安工作的也有并不熟悉高安况，而高安况比起东北来，更复杂得多。因此，还必须吸收一批新干部，在斗争中教育和提高他们，同我们一道工作。我到高安不久，晏书笃同志和另外两名学生来公安局工作。为了考验他们，要他们下乡了解些敌和民间枪支况。过了几天，他们回来了，汇报了一些有益的材料，当时那两位学生要回去割禾和继续升学，只留下晏书笃一个，后来为了登记户，便从高安师范和高安联中要了一批学生，其中有卢风、雷树松、邓齐芳、姚金城等。在粮训班招生时，又要了几个，搞完户后，又从各区工作队要了一批。有八一革大后，也有省三工作团的。后来，高安师范又从毕业生中输送了几，县委干训班又来了几个，到一九五一年，公安局已有将近三十个。这些年龄都在二十岁以下，有一定文化，工作，肯动脑筋，但缺乏对敌斗争经验。枪也没有摸过，什么是特务也不知道。我对他们采取了四条办法：一是量才使用。把文化高，分析能里强的，分配他搞审讯。把脑子反映快，记忆力强、安排到侦察。工作塌实、责任心强、分配到治安。把老持重的安排搞看守工作。所有新同志都根据各自的条件安排了工作。二是充分信任。这些同志参加工作不久，年纪又轻，但我都把他们推到斗争的最前线。朱桃生搞审讯，很读案件都由他审理，对绝大多数案犯的起诉书，都由他起草。晏书笃搞侦察，两个特务组织案都由他掌握，重大的侦破活动都有他参加。付少华的表兄姚子仁是特务组织子，我却信任他用这个关系去抓姚子仁。三是严格要求。这些同志刚参加工作很高，但政策观念不强。晏书笃出差到华，途中抓住了几只用炸炸鱼的船，因而协助南昌市破获了一个贩卖雷管炸案件。这本来是好事，但他在押解只回县时，在灰埠将船的鱼，无偿的送给区、乡政府、学校和一些熟。群众反映到了公安局，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并要他作了检查。雷树松有小孩子脾，过节时，群众打爆竹，他朝天鸣枪，庆祝过年，我也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四是岗位练兵。当时，到新区，公安工作任务很繁重，干部也许平跟不，省公安局厅和地区公安都办了训练班，训练新干部。我们把送到省厅训练班学习，送各区公安助理到公安学习，其中有幸英英、罗时布等同志。县公安局也办了个训练班，训练各乡公安员，由局里几位长去讲课。即使这样，还是适应不了工作需要。只有采取岗位联兵办法，边干边学，我们几位老同志就利用工作机会，同他们一道在工作中一起研究敌，一起分析案例，帮助他们掌握业务知识。在公作中发现什么问题，及时提出来商量。使他们通过实践，不断提高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