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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大臣自称“庸陋“、愚昧”，往往被看作是谦恭的美德，雍正却认为这是官员虚伪不实诿过卸责的空文。雍正五年（1727），安徽巡抚徐本在一件奏折上说，“臣深觉见识愚昧”，雍正在“愚昧”二字旁画了一道红线，批道：“此二字，朕深恶之，非由衷之言也。”有个叫刘应鼎的大臣，在升任四川布政使后写折子谢恩，说自己性情愚昧，见识短浅。看到这过分恭谦并不实在的话，雍正批道：“似此心口相违之空文，朕实厌而恶之。”在雍正看来，内外百官中，这种过分恭顺谦虚的言辞，没有一句是心里话，都是言不由衷的套话。雍正七年（1729）冬，陕西降雪，巡抚武格没有及时奏报。当皇帝追问时，武格回奏说“臣等愚昧，实难辞咎。”雍正用朱笔将“愚昧”二字划去，怒加训斥：朕深恶此等虚诈俗谈！若把你这个愚昧之人用为封疆大臣，那么朕的愚昧又怎样讲？还是诚实一些好，这样的空文再也不要有了！
清代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个术语，叫“名实兼收”。那么，究竟什么是“名”，什么是“实”呢？对此，雍正做了入木三分的解释：“所谓名者，官爵也；所谓实者，货财也。”他进一步指出：“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云名实兼收。”这种名实兼收的官僚，品行似乎很公道忠诚，操守看上去也很廉洁无私，实际却是善于钻营者。他们对自己应尽的有关吏治民生的职责并不上心，专以逢迎上司为能，甚至暗通贿赂，私受请托，巧吞钱财，很是神通广大。结果，既捞到了实惠，又博得了美名，实在是名利双收。相反，那些“朴实无华，敦尚实治”的官员，却备受压抑和排挤，由于他们实实在在地奉公守法而吃不开，到头来钱财没得到，官位也升不上去，可谓“名实”皆无。面对这种吏治败坏的状况，雍正严加整顿，针锋相对地提出新的名实观，这就是：以百姓称颂为名，以奉公尽职为实。雍正要一改官场上的腐败观念，树立一种新风。
看到雍正严惩贪污受贿的官员，有人为迎合皇上，故作“廉洁”姿态，竟连正常的俸禄工资也不要了，想以此换取美名再升高官。对此，雍正很不以为然。他指出：凡事都有个度，哪有饿着肚子办公的道理，只要不欺不隐，不在分外谋财贪利，就是好官了。雍正说：“沽名邀誉，乃居官之大患”。
雍正朝有个敢讲真话的御史叫李元直，雍正对他很赏识。一次，李元直递上一道奏折，他说：现今一些大臣为保全官位一味迎合，皇上认为可以，没有一个敢说不可以；皇上若认为不可以，则没有一个敢说可以。李元直进而直言，这种陋习在中央六部随处可见。讲这样的话，固然要有胆量，而听的人就更需要胸怀。雍正认为李元直“真实任事”，说中了要害，把他召入内廷面谈，还一起吃荔枝，鼓励他以后仍要“尽言毋惧”。
实心任事，是雍正对内外百官的根本要求，他颁谕给各省封疆大臣说：朕望天下总督、巡抚大员，“屏弃虚文，敦尚实政”。雍正二年（1724），福建巡抚黄国材在一件奏折内表示要“实力奉行”，雍正在这四字旁批道：“全在此四字”。雍正三年（1725），在给江苏巡抚张楷的一条朱谕中，雍正谈到：为官者要有所作为，“惟以实心行实政，重公忘私，将国事如身事办理”。在安徽按察使祖秉圭的一件谢恩折上，雍正更是直言训导，要他“做实在好官”。
雍正帝自己是一位勤奋理政的皇帝。他在位13年，13年如一日，亲理政务。他白天无一刻清闲。上朝研究政事，聆听大臣面奏，商讨各种建议，处理突发事件。晚间则要批阅批不完的奏章。他不像他的父亲康熙帝，也不像他的儿子乾隆帝，他没有南巡北狩，巡视祖国大地，视察大江南北。他13年都是在北京城的办公桌上度过的，他的生活是很单调乏味的。可以说，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他58岁就死了，可以说是累死的。历史上这样的皇帝还没有过。
雍正还为文武百官树立起“公忠诚勤，实心任事”的楷模。他所赏识的几位重臣，如田文镜、鄂尔泰、李卫等，都是以直言不讳、据实办事而得到特殊信任和格外擢用的。田文镜本是一个官位不高的内阁侍读学士，他引起雍正重视，是在雍正元年（1723）祭告华山回京复命时，他在皇帝面前把山西全省闹灾荒财政亏欠的情形一一如实奏报，雍正认为，该员“直言无隐”，“若非忠国爱民之人，何能如此？”遂加重用，调任山西布政使。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官职累迁。田文镜受宠而不迎合，凡事直言，更被雍正看中。雍正七年（1729），朝中大臣商议，要在全国各州县的大乡村设立“讲约所”，每月初一召集农民宣讲《圣谕广训》，雍正批示“依议”，令各地推行。接到这一谕令，已任职河南山东两省总督的田文镜据实陈奏不同意见，说农事繁忙，按月宣讲，实在有所不能，而且各省乡村遍设讲约所，每年费用不下数十万，实属浪费。他建议在春仲、秋末、冬初农闲时酌情召民宣讲。在这件事上，田文镜不因《圣谕广训》是康熙大帝的圣训集锦，而把不能如期宣讲、难以持之以恒的实情隐瞒下；不因这件事经过朝臣商议已经得到皇帝谕准，而迎合顺从。可贵的是，田文镜以国是为重，坦抒已见，对皇帝已经批准的事敢于说“不”。而雍正欣赏田文镜，也恰是这一点。在田文镜的这一奏折上，雍正挥笔批道：“此奏可嘉处不胜批谕。”欣然采纳了田文镜的建议。
主管云贵广西三省军政要务的总督鄂尔泰，也是以“不计一身利害，大公忘我，致身于国”而得到雍正重用的。雍正八年（1730）正月，湖南巡抚赵弘恩与路经长沙的鄂尔泰面谈了四天，事后向雍正报告说，要效法鄂尔奏的居官为人。雍正训导说，要想学习鄂尔泰，当知道他的根本，鄂尔泰超过平常人的长处没有别的，只不过是“忠公二字”，“以种种名利是非心居官为人，而欲效法鄂尔泰万万不能”。雍正告诫臣工，鄂尔泰之所以深受朝廷器重，是因为他忠公务实，这是根本，要学就学他这一点。
深得雍正信任的浙江总督李卫，以严猛著称，他不苟同于官场积习，勇于任事，不徇私情，不避权贵，得罪了不少大官。这些人联名向雍正告状，雍正却说：李卫“粗率狂纵，人所共知”，但他却是“刚正之人”，朕赏识李卫，就是因为他操守廉洁，实心任事。从这些被赏识的重臣身上，可以看到雍正着力提倡务实的良苦用心。
雍正帝是一个很有创造性的皇帝。他在政治、经济方面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作法。
一是在经济方面，施行摊丁入地，这是一项重大的赋税改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和土地税。人头税叫丁银，即按家庭人口数量交税，五口人就要交五口人的税。土地税叫田赋，即按家庭拥有土地的数量征税。每个农家都要交这两种税。但由于连年战乱，无地或地少的贫苦农民交不起人头税。没有办法，他们只有隐瞒人口或逃亡在外，以躲避人头税，即丁银。这就造成了大量流民，使社会不稳，并影响国家税收。
这是一个拖延多年的老大难问题。顺治帝、康熙帝都没有彻底解决。雍正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多少定纳税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这就是“摊丁入地”，它一举取消了人头税。这对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来说，是一个福音。他们不用再去逃亡躲税了。他们可以老老实实地种地，国家自然增加了税收。同时，减少了流民，使社会安定了。这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
二是耗羡归公，我国古代以银、铜为货币，征税时，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的损耗，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此项附加费称“耗羡”或“火耗”，一向由地方州县征收，作为地方办公及官吏们的额外收入。耗羡无法定征收额，州县随心所欲，从重征收，有的抽正税一两、耗羡达五六钱，人民负担甚重。雍正实行“耗羡归公”，将此项附加费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由督抚统一管理。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作为“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俸禄。这样，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故雍正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
三是创立军机处，推广奏折制度。明代权力集于内阁，故有权相产生。雍正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创立军机处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为皇帝出主意、写文件、理政务。其特点是处理政事迅速而机密。军机大臣直接与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传达皇帝意旨。此机构存在200年，直至清末。
与创立军机处伴随的是推广奏折制度。由于以前的官文书批转手续繁复，且经多人阅看，时间拖延，且难于保密，而奏折则向皇帝直接呈送，直达皇帝本人。雍正扩大了可向皇帝上奏折的范围，不同身份的官吏可以及时反映情况，报告政务，使皇帝洞察下情，以便制定政策；也使官员们相互监督，皇帝得以了解他们的贤愚、勤惰、政绩、操守。
四是改土归流，我国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其职务为世袭，仅名义上接受清朝的册封。土司们生杀予夺、骄恣专擅。这种制度妨碍了国家的统一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雍正即位后，废除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各地的许多土司，改成和全国一致的州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