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在位时因力矫康熙末年的积弊，施政不免严猛。乾隆即位的次年即1736年（乾隆元年）就在诏谕中说：“大抵皇祖圣祖仁皇帝时，久道化成，与民休息，而臣下奉行不善，多有宽纵之弊。皇考世宗宪皇帝整顿积习，仁育而兼义正，臣下奉行不善，又多有严峻之弊。朕缵承统绪，继述谟烈，惟日孜孜，正欲明作有功，以几惇大成裕之治。”乾隆帝这段话表明：他力图矫正前朝施政或宽或严的弊端，以“宽严相济”作为自己的施政方针。
他依据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对前朝已经处置的重大案件，又重新做了处理。当年雍正帝严惩宗室兄弟，翦除政敌允禩、允禟一党，令其削籍离宗，赐名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允禟相继死于狱中。宗室多人也被株连。乾隆帝即位后，于1735年九月，诏宗人府依圣祖康熙帝处置宗室例，将宗室、觉罗中有因罪革退名号，并其子孙除去玉牒，不准载入者逐一查明，分赐红带、紫带，附载玉牒。十月，谕将雍正帝拘禁的允禵宽宥。已死的允祉收入谱牒。又命廷臣重议允禩、允禟子孙事。十一月，又依照康熙处置莽古尔泰等例，将允禩、允禟的子孙，给与红带，收入玉牒，即重新承认他们的宗籍，仍为皇族。乾隆帝此举，旨在争取皇族宗室的支持，用意是明显的。
雍正帝处置年羹尧案，涉及依附他的汉人文士汪景祺、查嗣庭，家属子孙均被流放。1736年3月，下诏赦免了汪景祺的子孙、兄弟族人。查嗣庭受牵连的后代子孙，也得以从宽发落。
乾隆帝在宽赦前朝满汉罪臣家族亲属的同时，又严厉处置了曾静、张熙。曾静及弟子张熙，因雍正时传播吕留良反满思想，劝说岳钟琪反清案被拘。雍正帝赦其死罪，命往江浙各地宣讲，自陈悔悟。乾隆帝即位后，随即加重处置，说：“在皇考当日或可姑容，而在朕今日断难曲宥。”1735年12月，将曾静、张熙凌迟处死。乾隆帝初即位，即处置曾、张，旨在镇压汉人的反抗，用意也是明显的。
另一方面，他还加强了对汉人文士的选拔任用。经过康、雍两朝采用汉制统治广大汉人地区，汉人文臣已在统治集团中逐渐占有重要地位。乾隆帝即位后，在处置曾、张以镇压汉人反抗思想的同时，又以多种方式，选擢文士，开拓仕途，以争取汉人文士的臣服。
康熙时曾于科举定例之外，特设博学鸿儒科，擢选文士。1735年8月乾隆刚即位，就于11月下诏说：“皇考乐育群材，特降谕旨，令直省及在朝大臣，各保举博学鸿词之士，以备制馆之选。乃直省奉诏已及二年，而所举人数寥寥。……朕因再为申谕，凡在内大臣及各直省督抚，务宜悉心延访，速行保荐，定于一年之内，齐集京师。”
次年二月，各省所举文士即有一百余人到京。九月，在保和殿御试一百七十六人，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及吏部侍郎邵基阅卷。考取一等五名，二等十名。乾隆帝亲自召见，授一等刘纶、潘安礼、诸锦、于振、杭世骏为翰林院编修。二等中由科甲出身的陈兆仑、刘玉麟、夏之蓉、周长发、程恂授为翰林院检讨，未经中举的杨度汪、沈廷芳、齐召南授为翰林院庶吉士。1737年（乾隆二年）7月，张廷玉等又考取续到的博学鸿词之士一等万松龄、张汉为翰林院检讨，二等朱荃、洪世泽为翰林院庶吉士。博学鸿词科是皇帝特设的制科，考取者即可入官翰林院，一时被士林视为殊荣，贵于例行的科举。
1737年5月，举行定例的科举，考取于敏中等三百二十四人，赐进士及第三人，进士出身八十人，同进士出身三百四十一人。殿试进士，原由主考官阅卷。乾隆亲自阅定前十名，诏谕主考官说：“卿等所拟第四卷，策语字画俱佳，可置第一。所拟第一卷改置第二。所拟第七卷亦佳，可置第三。所拟第二卷改置第四。”乾隆帝亲自阅卷，决定名次，掌握了科举取士的权柄。同年，又亲自考试翰林、詹事等官，说：“非朕亲加考试，无以鼓励其读书向学之心。”阅卷后，依文字优劣，定为四等，分别予以升降，以至休致。乾隆帝由此加强了对文士的选擢和控制。康熙以来，国子监生和知县官缺，可输钱米捐纳，是一项弊政。乾隆帝即位后宣布停止捐纳，也有利于科举取士制的实行。
1736年6月，乾隆帝命内阁学士方苞主持选颁四书文，将明朝及清初的科举应试文章，选集数百篇颁布，以为举业指南。六年正月，又谕各省督抚学政，采访近世研究经学的著述，不拘刻本抄本，随时进呈。十四年十一月，诏谕各省公举潜心经学之士，不拘进士、举人、诸生以及退休闲废人员，以应精选。由此访得顾栋高等名儒四人，于十六年并授国子监司业。乾隆帝通过多种途径察访文士儒生，也从而加强了对文化思想的统治。
盛世伟业
乾隆帝期间是封建帝国历史上空前的繁荣，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达到的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高峰。与同时期世界各国比较，康乾盛世都是最高峰，堪称第一国家。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盛世。当时中国的人口和经济总量都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一。
清王朝建立起封建制的统治后，征收赋税是对广大农民的主要的剥削方式，也是向地主索取钱粮的主要手段。因而减免赋税便成为朝廷争取各阶级民众的最便当的方法。乾隆帝即位时，前朝建树的富盛的国力，为他准备了减免赋税的物质条件。父祖因减免赋税而博得赞誉的事实，又为他提供了借鉴。乾隆帝初即位下诏颁布合行事宜，恩赏各级官员，即令查明“各省民欠钱粮，系十年以上者”，“候旨豁免。”甘肃省因连年负担军需，雍正帝在世时已有旨，将本年地丁钱粮全行捐免。此后十年间，乾隆帝不断减免各地赋税。全省通免及一次减十州县以上者，屡见于清《高宗实录》及乾隆《会典》。
1736年2月，在豁免甘肃应征钱粮的同时，又谕“陕西只征一半，以昭格外之恩。”又免贵州通省钱粮一年。二年，免顺天直隶额赋，免山东正项钱粮一百万两。三年，免江南松江府额赋。四年，免陕西榆林等十一州县逋（欠）赋。六年，免福建台湾逋赋，江苏苏州等府属逋赋。七年，免直隶、江苏、安徽、福建、甘肃、广东等省雍正十三年逋赋，并免江南、浙江未完雍正十三年漕项。十年六月，又命普免全国次年钱粮，下诏说：“朕临御天下……，躬行节俭，薄赋轻徭。……是以左藏尚有余积。数年以来，直省偶有水旱，朕加恩赈济，多在常格之外。如前年江南被水，抚绥安插，计费帑金千余万两。”“朕思海宇乂安，民气和乐，持盈保泰，莫先于足民”，“将丙寅年（1746）直省应征钱粮，通行豁免。”廷议三年之内轮免一周。
乾隆十年下诏普免钱粮，一时颂为盛事，也说明当时确是财力充裕，库藏有余。乾隆帝即位后的十多年间，正如他自己所说，各地遇有水旱雹灾地震等害，也都加赈济和减免额赋，并一再废止各地的多项杂税，史不绝书。乾隆帝以减少税收的办法，安定人心，防止动乱，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乾隆帝即位日久，宫廷生活也日益侈靡，任情挥霍。典型的事例，是1751年冬为太后举行的60寿辰庆典。康熙帝曾为孝惠皇太后祝贺六十寿辰，贡献各色珍贵礼物，备极豪侈。但孝惠太后仍令停止筵宴，以为限止。乾隆帝效法乃祖，也为生母皇太后祝寿，但其豪华远远超过康熙时的庆典。
北京城西有圆明园，原为雍正帝即位前藩邸赐园。圆明园之南，有畅春园。康熙时，以明人别墅改建。乾隆时，孝圣太后常居此园。11月25日为皇太后生日。19日，皇太后自畅春园去万寿山游幸。次日，自畅春园启銮，入城，入居皇城的寿康宫受贺。
皇太后的庆寿活动虽在京师举行，但成为全国各省都要鼎力筹办的大事。早在本年春初，即由在京王大臣奏准，于万寿山至京一路，“分段预备，公祝圣寿。”乾隆帝诏谕各省督抚，先期遣人进京，按分派地段，预备经坛、戏台之类，“以展臣子祝嘏之诚，而玉辂经过，亦可仰承圣母欢心。”各省督抚自然竞相贡献，争奇斗艳。
城外自万寿山至西直门，城内自西直门至皇宫西华门，沿路十余里遍设万寿彩棚、戏台、灯彩楼阁之类。城内道路两旁房屋均被遮挡不见。广东省搭设的“翡翠亭”，宽约两、三丈，亭瓦全用孔雀尾翎毛，不下万眼。湖北省搭建“黄鹤楼”，重檐三层，用玻璃作墙壁，高七、八尺。浙江省献“出湖镜”，在广榭中用大圆镜嵌入藻井，小镜数万堆砌四旁，构成镜壁。人入其中，即可照影千百。各省搭设的祝寿棚，互竞豪侈，剪彩为花，铺锦为屋。每数十步，设一戏台。南北戏曲及四方乐舞，在台上演出祝寿。
不仅在京王公大臣及各省督抚各自搭设华侈的坛台，博取“圣母欢心”。在京及各省非现任职官的在籍人员，也有一百八十五员设立经坛庆祝，因而获得晋级和赏给职衔的“恩施”。11月初，西直门一路祝寿彩棚就已铺设，并特派步兵昼夜看守。大约自初十起，即开始乐舞庆祝。许居民观赏，以示“普天同庆”。史学家赵翼当时正在京师，说他曾到长街游览两次，“如入蓬莱仙岛，在琼楼玉宇中听霓裳曲、观羽衣舞”，“此等胜会，千百年不可一遇。”
不仅各省督抚以下的各级官员，都来京祝寿，地方绅民也相继来京，因人数过多而被制止。但直隶和湖广的老民老妇，因起程较早而陆续到京，受到恩赏。皇太后启銮回宫之日，在京文武官员、大臣命妇、八旗男妇、京师士女及各省来京官民，都端服盛妆，跪伏在道路两旁，为太后祝嘏。22日，乾隆帝为皇太后加上徽号，举行庆典。25日，举行祝寿大典，乾隆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