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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是一个优点与缺点都突出的人。崇祯对朝务的勤勉和生活上的简朴在中国几千年皇帝史上都是罕见的。把史书里对他评价综合一下就是：“他在位十七年，一直勤政理事，鸡鸣就起床以至夜晚都不睡觉，往往焦劳成疾。节俭自律，不近女色，宫里从来没有宴乐之事。”
再顺便举史书上所载的三件小事：崇祯曾把宫中万历时所储藏的上等辽参在集市上买掉，换回数万两银子聊补国用；某日听讲官给他讲书时，所穿内衣袖子已破损，留在外面很不雅观，不时把它塞进去遮掩；崇祯十五年七月初九因为“偶感微恙”而临时传免早朝，遭到了内阁辅臣的批评。崇祯既感激又羞愧，特亲笔写了手敕，对辅臣进行褒奖，对自己进行了虚心的批抨。
但崇祯性格上的缺点也是强烈和极端的。崇祯的这种节俭已发展到吝啬的地步了。他小时候用仿影的方式练字，如果纸张较大而范本的字较小的话，他一定会先将纸的一边对齐范本，写完后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写满，以免浪费。尽管身为帝王，他无法随意出入于民间，但为了节约起见，他却常派人到宫外去从民间采买物品，然后仔细地询问价格。
这种平民生活方式当然也可看作是节俭和朴素，甚至可以如同我们在歌颂某位大人物只吃红烧肉时那样，把它看作是崇祯皇帝美德的象征，尤其是在奢侈成风的帝王堆里，这种节俭大约只有那位嗜好穿补丁衣服的咸丰皇帝差可比拟。但令人沮丧的是，就像咸丰皇帝常常从某位大臣穿的是否是补丁衣服这一些微细节上来断定他是否清廉称职，是否予以提拔，从而导致北京城里出现了旧官服比新官服更贵的荒唐结果一样，崇祯这种近乎于守财奴式的节俭，对于他的中兴帝国之梦，也是致命的一击。
从他即位之初到帝国灭亡－－也就是他坐在龙椅上的十七年里，他的节俭品德一直像一把无形的剑，将他的帝国砍得鲜血淋漓－－他和他的大臣们始终无法建立正常的感情和正常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便和这有关。或者说，这种节俭有如一剂慢性毒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浸入了崇祯和整个大明帝国的血脉中，并最终引发了一场灾难性和毁灭性的不治之症。
崇祯初年，为了节省帝国开支，他下令大幅度地裁撤驿站，因为他认为驿站的存在，既使来往的官员揩了国家的油，同时还得养大量的驿卒。裁撤的结果是导致大批因失业而无法生存的驿卒纷纷加入了农民起义的行列，在这些默默无闻的驿卒中，有一个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李自成。而崇祯裁撤驿站，据统计，所节约的开支仅仅为30万两银子，大约相当于皇宫一个月的支出。
众所周知，明朝官员薪水之低是历朝罕见的，一个知县的月薪是7．5石，约折价10两银子左右，即使是正二品的尚书，也只不过区区61石，还不到100两银子，但一个官员要想维持正常的开支－－远远不是花天酒地，穷奢极欲，这点薪水连杯水车薪也算不上。大清官海瑞生活在比崇祯早几十年的万历年间，他为其母作寿时，只能买两斤猪肉而已，连总督胡宪宗听了也觉得甚是不忍。等到海瑞晚年东山再起，被任命为正二品的南京右都御史时，为了置办一身官服，竟然不得不变卖家产。
在这种超级低薪的前提下，官员们如果不集体贪污受贿，绝对无法生存下去。而明朝的官僚制度，本身似乎对一定程度的受贿是默许的－－如地方官员向京官例行的炭敬、冰敬，以及官员出差时成了惯例的打秋风等等均被视作正常。因而在明代，各个州县在征收上交国家的正税以外还得向百姓多征多少钱粮，一个下级地方官每年应该向上司进几次贡，每次的数额大约是多少，都有一定的惯例可循，这本身也已成为明代官僚体制的一部份。
崇祯除了是个节俭主义者外，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本身拥有丰厚的内帑，然后可以大谈节俭，同时也要求所有官员不但要节俭，而且要廉洁，这本来是一个明君的确该有的品德。但是，理想主者的错误往往是无视现实的可能性而急于求成，急于求完美，崇祯即是如此。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崇祯本人不清楚帝国里这种集体受贿的深层因由，却简单地企图用儒家道德来约束和要求大臣，屡屡宣讲“文官不爱钱”的古训。这不但毫无作用，反而显得圣上如同腐儒一样不解世事，迂阔可笑。反过来，崇祯则自觉有充足的理由认定手下的官员都是一帮酒囊饭袋，蛀虫败类。君臣关系之紧张，历朝历代大致无过于崇祯年间。
崇祯元年七月，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在上疏给崇祯时指出，当今世上，干什么事不用钱？哪个官员又不爱钱？做官是花钱买来的，因此这些官员上任后，为了收回成本当然就得贪污受贿。因此，说到害民，就将这归咎于知府和知县等地方官的不廉洁上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些人没法廉洁。他们薪水极低，而上司却想方设法要勒索，过往官绅要打秋丰，进京朝觐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两银子，这些钱又不能从天而降，叫他们如何廉洁呢？韩一良举证说，州县的官员进京，京城的御史和给事中们号称开市，是一个捞钱的好机会。他本人两个月以来拒收的赠金就有500两。末了，韩一良认为，他淡交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建议，只有严惩少数罪大恶极的贪污受贿者，让大臣们把钱当作祸水，才有可能出现廉洁爱民的情况。
崇祯对韩一良的说法深以为然，专门为这一奏折开了一次现场会，他让韩一良站在大臣面前摇头晃脑地朗读了这一奏折，然后又让大臣们互相传阅，并决定要破格提拔此人，当场就要任命他为右佥都御史。负责官员升迁的吏部尚书一面连连称善，一面却别有用心地说：韩一良所奏一定是有所指的，请皇上命他挑出最严重的贪污受贿案例来，以便以此为例进行重处。
这明明是给韩一良过不去，韩一良本来不过是要在崇祯面前表明他的忠心与干练，又哪里敢真正举出哪个官员贪污、哪个官员受贿呢？他只得支吾着说折中所言俱是风闻，并没有一个准确的事实。这下崇祯不高兴了：“难道连一个贪污受贿者你也不知道，就写了这个奏折吗？限五日内奏明。”
五天后，韩一良只得纠弹了几个已被打倒了的阉党死老虎交差，崇祯看出他在打马虎眼，再次令他当着众臣朗读那本奏折，当韩读到他两个月收到赠金500两时，崇祯立即打断他，厉声追问这500两银子到底是谁送的？韩一良推说记不清了。崇祯龙颜大怒，韩一良的右都佥御史没做成不说，还差点丢了命。
韩一良事件的结果是，崇祯越来越对整个帝国的文官系统感到不满，对大臣们的从政能力和品德人格都持怀疑态度，此后，他在用人上总是颇多猜疑，甚至只得自已一个人去干。就像一个勤快的笨蛋总是要比一般的笨蛋干出更多的不可收拾的蠢事一样，一个自以为是而又事必躬亲的专制君主给这个千疮百孔的帝国造成的伤害，远远要大过一个平庸、惰怠、无所事事的皇帝。
同时，纵观崇祯一生，他的内心内心深处肯定怀着一种很大程度的不自信，因此他才会对他人的评价特别敏感，有时候简直就是一种病态。这病态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对于身边所有人都怀着一种深刻的怀疑和猜忌。皇帝的这种病态心理在他统治后期尤其明显，往往使得朝臣们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不能自己：如果大臣们表现得平庸无能，这当然会让自以为高明的皇帝十二万分地看不起，其结果肯定无法得到皇帝的欢心；而表现得精明能干却又颇易遭到神经过敏的皇帝的猜忌，以致于让他怀疑大臣们是在看不起他，那样的后果将更为严重。
在崇祯朝的17年里，崇祯一共任用过50位内阁大学士，不论是在明代还是历朝历代，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高记录，六部和都察院的首长更换也同样频繁，走马灯似的令人眼花缭乱：他共用过吏部尚书13人，户部尚书８人，兵部尚书17人，刑部尚书16人，工部尚书13人，都察院左都御史132人。结果换来换去，仍然没有换出任何一个让崇祯满意的官员来。真不知是大明气数已尽，老天故意不让贤臣生在当世，还是崇祯皇帝自己的脑袋出了问题。
朝中大臣走马灯似的换，也许还有些说词，但崇祯对于前线领兵作战的高级将领，同样是怀疑加猜忌，不能不说是兵家之大忌。他先后用过袁崇焕、杨嗣昌、孙传庭、卢象升、洪承畴、熊文灿、陈新甲等人率兵分别同后金以及农民起义军作战，但这些人却几乎没有一个得到了善终。不是被崇祯处死就是孤军被围而无人过问，最后只得坐守孤城被敌生俘；或者是被逼仓促上阵战死。
尤其是他冤杀了一代名将袁崇焕。本来明朝是全赖袁崇焕在东北奋力抵抗清军的。崇祯三年，皇太极想出了一条反间计，说袁崇焕与皇太极有密约，等待时机灭明后分享天下。生性多疑的崇祯帝不辨真假，将袁崇焕逮捕下狱，不久，即据伪证将袁崇焕凌迟处死。袁崇焕死后，东北已无得力大将可用，边防更危急。
崇祯14年，清兵攻锦州，四月，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