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两个在小学的走廊遇见时会彼此微笑，节日时会互赠有礼貌的卡片和小礼物，如此而已。潘跟我，显然都没有把这个配对游戏当真过，其他人都比我们起劲，但我们也不觉得演演戏有什么麻烦，何况演时，另有微妙甜味掺杂其中，并不是全然无聊。
小学毕业以后，我们就没再见面，也没通消息，我偶尔听说一点她的事，知道她跟一个律师订了婚。那个律师小时候也跟我们念同一个小学。
我以为潘就会这样结婚、生小孩、偶尔吹吹长笛，完成又一个起码看起来很幸福的人生。我没有想到会在UCLA遇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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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她打了招呼，她开心地笑了，说她在念咨询所，她还笑着说听人讲起我念了个怪系。她还是美丽、优雅、嘴唇上方有一抹淡青的影子。
潘邀我周末去找她，她要做中国菜给我吃。我去了，在她家，我遇见了一位没有双腿的、五十几岁的东方男人。潘为我介绍了他，说：“这是我的未婚夫。”
我很确定这个男人不可能是那个跟我们小学同学的律师。我跟这位男士聊天，他是电脑工程师，从印度来到洛杉矶，他的腿是十五岁那年，出车祸，救不回，锯掉了。
我那晚吃了顿愉快的晚餐，我还是没跟潘谈到什么心事，跟我们小学时相处方式差不多。何况潘整晚都很忙，她的未婚夫坐轮椅，动作有时不方便，潘都很利落的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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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顿晚餐后的一个多月，我竟然接到潘的妈妈打越洋电话给我。我真的很讶异，小学毕业后，我就没见过这位潘妈妈了，我不知道她要跟我说什么。
“康永，我一直希望女儿是跟你结婚的，你们从小就配好了的……”说到这里，电话那头的伯母就哭起来了。
“……后来，我让她跟那个律师订了婚，我也就放心了，可以了……可是，她一到美国，就变了，原来订的婚也不管了，竟然，竟然跟一个年纪那么大，又没有腿的男人在一起……还是印度人！……”她边哭边说，说到这里，泣不成声。
我尴尬的保持沉默。我并不觉得有必要哭成这个样子。当然我能理解这种妈妈的心情，但我真的觉得发生在潘身上的事，决不是件悲哀的事。
电话那头的伯母，稍微振作了些，她说：“康永，她从小跟你最好，她一定会听你的话，你好好劝她，叫她不要这个样子……呜呜呜……”她又哭起来了。
“伯母，你不要哭了，我看见过他们两人在一起的样子，潘有点辛苦，可是她看起来很快乐，你让他们结婚吧，这是潘第一次为她自己做的选择。我想她终于明白为自己选择的快乐了。伯母，再见。”我把电话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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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不一样的，但仍然微妙的甜味，在我心里弥漫开来——原来潘也很勇敢嘛。
7、流进烘衣机
“被对折塞进皮箱，
塞进车后行李箱，
塞进大垃圾袋。
都属于搭车式的流浪。”
研究所要求我们每一年都要尽全力参与其他同学的拍片工作，尽可能的把电影电视制作过程涉及的每种工作都试一试，如果你是音效师，而你的导演需要一声很清脆的、扭断脖子的“呵啦”声，你就得对着麦克风扭断一大堆东西，扭断芹菜、扭断萝卜、扭断无辜路人的脖子，反正要弄到“呵啦”那一声就是了。如果你是管道具的，而导演需要一只有长睫毛擦口红的青蛙，你就该开始逛化妆品店、问专柜小姐哪个牌子的胶水，能把假睫毛黏在青蛙湿答答的眼皮上。还有哪种颜色的口红，适合青蛙的大嘴巴。
不过，电影所并不要求我们参与演戏部分，因为洛杉矶太多人怀抱明星梦，愿意免费演戏，远的不说，光是我们电影系隔壁的戏剧系，就有一缸子会翻跟斗跳火圈、要放电就放电、要放屁就放屁的俊男美女，他们把望着能有机会演出任何一部电影，只要有演，就有机会被看到，就有机会一步一步往上爬。整个洛杉矶，到处都是苦等着出人头地的演员。
比方说，你要找演员演一个妓女，你看中一位在餐厅端盘子的小姐，在别的城市，你如果问她要不要严妓女，她大概会赏你一巴掌。可是在LA，你问她有没有兴趣参加一部没有片酬的学生级电影，演妓女，她会立刻拿出一份印刷精美的履历，正面印有四张她各式造型的照片，以便让你见识她戏路之广，其中一张照片可能是乱发冲天、手持菜刀的发狂主妇，另一张可能是叼根烟、甩皮鞭的女土匪，另一张可能是泪盈盈的忧伤修女，不管这三张怎么闹，反正剩下一定有一张，而且通常是位置最显著的一张，是这位小姐展示美好身材的一张致命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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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以为只有俊男美女怀抱明星梦，即使肚大如孕妇的糟老头、矮到上巴士只需买儿童票的中年男士，乃至一只其貌不扬的老黑狗，可能都身怀一两样绝技，使他们成为不可缺的角色，得到演出的机会。大肚老头可能会唱已经绝传的俄罗斯民谣、矮男士可能会倒立用手走路、老黑狗可能滴口水的量特别惊人、适合演快退休的地狱守门犬。
洛杉矶有太多想演戏的人了，你在洛杉矶要找一个完完全全跟表演不相干的人，还不如找一个爱斯基摩人容易些。
我们电影所，并不要求我们演戏。可是，我一开学就连演了七个角色。
很遗憾的，我得到的这七个角色，都跟我的外形、演技、文化修养，完全无关。
我得到这七个角色，完全是因为用我最方便，而我的体型，最适合剧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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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我演戏的这位同学名叫比尔？锐斯，平日只穿皮衣皮裤，以及所有钉状齿状饰物，在某个地下小圈圈里，算是一号人物，因为他策划过洛杉矶一个周末活动，是邀请各方对“破坏”有兴趣的人，用手边废弃不用的机械或旧电器改装成武器，比方说，在除草机上装两根锯子，变成陆上血滴子，或是在吹风机前固定一瓶易燃酒精加点火器，变成“美发店喷火怪”这类的怪东西，然后他在周末夜晚找个空旷场所，点燃几堆营火，再找个未成名的重金属摇滚乐团涂上鬼脸，在现场鬼吼鬼叫，至于活动内容就是各路人马把自家拼凑出来的怪物送进场中，手动也好、电动也可，反正互相恶斗一番，横竖就是破铜烂铁，能烧就烧、能摔就摔，狂欢一夜了事。
锐斯同学定期把这个活动拍下来，配上摔跤比赛式的旁白，卖给一些专播暴力节目的小频道播放，倒也颇有收入。有一次锐斯兴匆匆的播放他这种“周末地狱火”的纪录片段给我看，头两分钟还挺唬人的，只见夜色中人影窜动、火光四起，看久了则不免无聊，烤面包机不断发射铁片土司攻击吸尘器，按摩椅垂直降落压爆果汁机，像家电业者业绩不好时会做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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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锐斯既然是同班同学，本着电影所希望我们尽量互助的原则，当他要我客串演出时，我当然义不容辞。
锐斯拍摄的，是一个连续型杀人狂的故事，在短短的二十分钟影片当中，这位杀人狂竟然要杀掉七个受害者，效率之高，实为杀人界的典范。
锐斯走向职位是制作助理的我说：“康永，我需要你在我的片子里死七次。”我这下受宠若惊，我连尖叫都叫不好，更别说要脸颊抽筋、涕泪乱喷的向杀手求饶了，何况还要演七个不同的受害人？！我很有自知之明，所以当锐斯笑嘻嘻的说“康永，我需要你在我的片子里死七次”的时候，我一方面感谢他的厚爱，一方面谦虚的表明无法胜任。
“无法胜任？”锐斯露出困惑的表情：“康永，我只是要你演七次尸体啊。”
原来，我只负责演这七个倒霉鬼被杀了以后的尸体。锐斯认为我反正随时都在拍片现场，随传随到，而且我大小适中，容易装也容易提，所以我抵达LA这个电影梦王国后，第一个演出的角色，到第七个演出的角色，都是道具尸体，分别被装在垃圾袋、放行李的后车厢、皮箱、沙发床里面、衣柜大抽屉里、烘衣机里，还有，壁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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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子冲洗出来以后，锐斯导演称赞我演的很好。
8、哲学陪着浪
“流浪时，要有随身法宝，
要会闪人之步伐、攻人之剑招，
不然会被心情不好的老虎吃掉。”
教我们拍纪录片的裴若忍教授出作业了，他要我们两个人一组，用一星期时间，拍出一部五分钟的纪录片。
裴若忍教授，是巴西来的纪录片名人，他的办公室放了起码五座“米德奖”，那是纪念人类学大师米德的奖，是人类学纪录片的大奖。
裴若忍教授对作业有四点要求：“第一，要拍人，不要拍小动物，尤其不准拍家里的小猫玩毛线球的一天。
“第二，要朴素，一星期只够粗糙的拍，不要搞得太花哨，浪费时间。
“第三，不准用旁白说明，影片要单靠影像发出力量。
“第四，不准找人来演，不管你拍街边乞丐，还是矽谷神童的纪录片，一律不准用演的，用演的，一定会被我发现，我一定死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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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代完毕，大家开始找同组的搭档。我有点想找锐斯，锐斯是我们班的黑暗界代表，我知道他认得一些类似“新纳粹”的种族仇恨分子，这种人拍起来应该很有震撼力。我向锐斯提出构想。
锐斯听完，两臂交叉一抱，皮衣上的铁钉喀喀作响：“康永，你疯了吗？那些人是新纳粹分子耶！你想扛着摄影机去拍他们，康永，你是亚洲人哪，你是新纳粹菜单上的一道食物呀，哪有食物扛了摄影机去拍吃客的？你绝对不会走进肯德基，然后发现有一块炸鸡在拍你吧？康永，你是重要的好学生，而这是个不重要的小作业，别为这么小的作业而死，学期才刚开始，答应我，好吗？”
我点点头。如果我没听错的话，锐斯的意思应该是叫我等学期末要交期终大作业的时候，再死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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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犹豫我还可以找谁搭档的时候，麦锁门向我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