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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夔笙虽认识不很熟，他是赵叔雍的诗词老师，他听到叔雍说过我知道赛金花情形很清楚，所以一次他把这件事来问我。我看他对赛金花之为人非常爱护，所以我只敷衍了几句，未敢多说。冒鹤亭住在北平东厂胡同时，常相过从。一次他亦以此事见问，我同他说了几句，他不但不爱听，且脸上大有失望的情形，所以我就再没往下说。一次跟樊先生谈天，我偶问到他的《彩云曲》，他赶紧说是游戏笔墨，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窥其意，似不欲人再说，大有后悔之意。我跟刘半农倒畅谈过一次，不过我同他谈的时候，他所著的《赛金花》一书，将要脱稿，但一直到现在我还未见过。不过当时听人说，他有所著，且将其大概告我。所以我对他作了一次忠告。我问他果有此作否，他说有的，他也把大概情形当面告我。我说我相信赛金花没有见过瓦德西（说见后），就是偶尔见过一两次，她也不敢跟瓦德西谈国事。第一，她那几句德国话就不够资格，就说她说过，瓦德西有这个权可以答应这些事情么？瓦德西确是各国联军（也有德海军陆战队）的总司令。但这种司令是哪一国官级高，那一位就担任此职，并非因德国公使被害，而德国权利较大也。所以由天津往北京的时候，总司令是英国人，瓦帅到的很晚，到京约一个月之后，德国陆军才到，才换他为总司令。这种司令仍不过是只管军事，至于一切国事的交涉，仍由各国公使秉承各本国政府的意旨进行，或主持。瓦德西怎能有权答应这种请求呢？在庚子那一年，赛金花倒是偶尔在人前表功，她倒是没有说过瓦帅，她总是说跪着求过克林德夫人，所以夫人才答应了她。她这话却没对我说过，她知道我知道她的底细。我理想她没有见过克林德夫人，我虽不能断定，但以理推之，却是如此。因为她庚子年在北平，不过是一个老鸨子的身份（说见后），一个公使夫人怎能接见这样一个人呢？再说我也常见克林德夫人，总没碰见过她。或者有人说，为什么德国武官愿意跟她来往呢？这另作别论。一群少年的军人，他们什么也不管，只要是女的他们就欢迎，何况会说几句德国话呢。
所以同她来往的人都是中尉、少尉，连上尉都很难碰到一个。因为上尉已是一连之长，举动上便需稍微慎重，因为中少尉得算他的部下，在路上碰见，有点不好意思的。就说，假如说赛金花可以求克林德夫人，试问一个公使夫人有权利答应这种事情么？她丈夫虽然被害，她不过可以要求关于自己的赔偿，至于真正国际事情，万非她可以主持。这种种情形，平常国民不知道，尚无不可，若小说家、诗家、文人不知道，便有点说不过去。然他们以小说家、诗家的立场随便说说，亦或可原，象您这大文学家，又是留学生，若连国际这样极普通的情形都不知道，未免说不过去。而且您所著之书，名曰本事，非小说诗词可比，倘也跟着他们随便说，则不但于您名誉有关，恐怕于身份也有相当损处。当时他听了我这些话，似乎有动于中，他这本书永远没有给我看过，也或者为此。然自此以后，便没有再谈过这件事情，听友人说，后来半农对别人也不多谈了。
在民国十年前后，我和罗瘿公、黄秋岳天天在一处，赵叔雍自上海到北平，也日日见面，往往谈起此事来。我想樊山后来不愿提《彩云曲》的原因，也或是因为罗瘿公把我的话告诉过他。但罗瘿公是诗人，也总想《彩云曲》是真的。所以我说的话，他虽不能驳回，但他不愿传说，这也是很有趣的事。
杨君云史，从前不认识，我认识他在七七事变前二年，还是由他少奶奶李小姐认识的。一次他亲身给我送来了一卷文字，里面有他关于香妃的诗和记载，嘱我编一出香妃剧，因此很读过几次。
关于赛金花的事情也谈过，琐碎的事情他虽不知道，但大体上他知道的相当清楚。
他致张次溪的函我没见过，此事实发动于次溪。云史虽系诗人不拘小节，但事关赛事，他必不肯扭直作曲。次溪最好标榜，所以他的文字中十有七八有康有为三字。他住在西砖胡同（记不清了，但近街南下洼），左近葬了这么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当然要借她出风头，所以才找云史。然因日治时代，次溪在苏北郝鹏举手下，担任了很重要的财政职员。日本投降之后，我还见过他几次，但因有通缉的命令，他从来也就不敢出头露面，所以这个碑，恐怕也未能成立。
现在再把我认识赛金花的经过情形来谈一谈。因为庚子之乱，舍下遭大难。先严恨西太后之无知，于是嘱谕我等，不许再做清朝的官，然亦不许与外国人当翻译。不许做官者，最恨西太后之混；不许当翻译者，是为自己虽学了点洋文，但都是国家公帑栽培的，居然供外国人驱使，不但对不起国家，且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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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赛金花（2）
然必须要生活呀，不得已遂决做买卖。李文忠到京，所有交涉事件自以英文或法文为主，但彼最高统帅为德人，则自己当然也得有德文翻译人员。文忠幕府晦若先生与先君为盟兄弟，特来约余弟兄，虽婉言辞之，但允其不支薪水，绝对帮忙。于是常到贤良寺（文忠住此），有的事情也常替他探听，所以彼时交涉的情形，也稍知道一些。后给他推荐一位程遵尧，字绍唐，乃程长庚之嫡孙，德文比我早学四五年，且教过我，又系文忠同乡，彼此相处甚好，于是余家兄弟就不常去了，乃做起买卖来。因为彼时会德文的人太少，许多德国军官都想同我们认识认识，所认识的军官很多，但多是下级的。
那年前门外，东至东便门，西至西便门，南至珠市口大街，都归德国军队居住。一次我骑着马出前门，大远的看见，由南面来了三个军官，一个中国女人，正不知为何人。走近了，三位军官都很熟，彼此招呼。他们就给我指引，此位是洪夫人，我赶紧回答说知道知道。
其实我以前并未见过她，且不知她在北京，但我理想着一定是她。
她对我却非常显着亲近，并告诉我她的住址在石头胡同，约我去谈谈，而且说了两三次，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她。过了几天恰有一位军官跟我打听她的住址，很想去拜会她，所以我就一同去了。房子并不宽绰，也还整齐，跟我说了很多话，大致是请我常去。并且说您认识的德国军官多，只管请这里来坐。并有两个十六七岁的姑娘，倒茶装烟。我当时看看那种情形，并不象是使唤丫头，以为情形不对，详细一调查，居然是一个妓院性质。她殷殷的请我去有两种意义，一种是她的德国话不够，请我帮她忙，一种是完全给她拉买卖。
后来我又去一次，方知果然是那么回事，于是我就再也没去。凡有德国军官求介绍者，永远请家兄竺山同他们去，才知道价钱，喝一次茶八元钱，过夜是二十块钱，此外还有点赏费。
一次同一位军官到中南海，见紫光阁前，月台上堆满了书籍，山堆大垛，乱七八糟。我问这是怎么回事，适管理此事一军官由阁中出来，说是要用此阁养马，所以把书都扔出来，问我要不要，他可以管送，不要钱。我说一来我没有那么多房屋去盛他，二来将来政府回来也许有罪过。他很相信，且领我到阁中看看。一进门便见赛金花同两个军官在里面。我同她说了几句话，忽见瓦帅同一军官从南边走来，与赛金花在一起之军官，很露出仓惶之色，商量躲避之法，我便出来。瓦帅见我是个中国人，问和我同行的军官，我是如何人。军官代答，并说我说很好的德国话，我便对之行一敬礼。瓦帅很客气，问我去过德国么，对以没有。他问在哪个学校学的德文，当即告彼，又说了几句话就走了。又有一次在瀛台，又遇到赛同别的两个军官。我跟赛正说话，又远远的见瓦帅同站岗的士兵说话，这两个军官也露出不安之色，其一说瓦帅不会进来，后瓦帅果然走了。这两次赛金花都没敢见瓦帅，所以测度她没有见过瓦帅。就是见过也不过是一二次，时间也一定很暂，至于委身于瓦帅，那是绝对不会有的。再说那样高级的长官，也不敢如此胡来。我说这话不是武断，我见过与赛金花在一起的军官都是中少尉阶级，连上尉阶级的都没有。因为中尉虽比少尉高一级，但都是排长，谁也管不着谁。上尉就是连长，为中少尉之正上司，所以动作不能与中少尉同伙。因此，我想老跟一群下级军官来往的人，不会与最高统帅随便起坐。且外国统帅与中国前些年的统帅不同，中国统帅下边的都是他私人，可以随便给他介绍妓女。外国的副官则绝对不是这样情形，当的都是国家的差事，这样的私事他决不敢做。中国人认为瓦帅的属员可以给他介绍拉拢者，大概是看惯了旧日中国的情形，所以才有这样思想。
一次也是我骑着马在前门大街，望见她和几个中少尉骑马往南走，他们约我一同逛天坛。其中有两个新由保定府到北京的军官，对北京的情形当然不很清楚，一面谈着天，问长问短。赛金花指着前面一带，同那两个军官说：“这都是我们的占领区！”我听到“我们”两个字，自然觉得刺耳，而有两个德国军官，也彼此作了一个鬼脸，他们没有说什么，可是我知道也是为“我们”二字。由此我感觉到赛之为人，没有受过教育，对她也就有些轻视了。
赛金花手下有两个人，一姓刘名海三，号称刘三，会说几句德国话，似乎是洪文卿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