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派头算是半“住家”半“书寓”。慢慢，想见一见我的人太多了，他们都劝我也挂牌罢，后来我觉着也实在是推脱不开，便归定每礼拜六礼拜日两天见客，名子用的是“赵梦兰”。这么一来，每到这两天，真是客人络绎，车马盈门，忙得我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累固累，可也真挣了钱。
这时候沪上名妓所谓四大金钢的林黛玉、金小宝等都在大兴里，她们很联络我，结拜成义姊妹，劝我也搬到她们那边去。我倒也很愿意，只是嫌那地方“野鸡”过多，后来我费了许多力量才把她们撵走了。我搬过去工夫不久，傍人都看着好了，都搬了过去，但最低都是长三，没有再下的。
上海的妓院分若干等级，最上的叫“书寓”，次叫“长三”，再次叫“么二”，再往下就是“花烟馆”、“野鸡”之流了。书寓称“某某书寓”，长三称“某某寓”，少一书字，么二称“某堂”。书寓、长三的门口都挂着牌子，上面标写妓女姓名。
很下等的我们不提它。书寓和长三最不同的一点，就是：书寓姑娘全要会唱曲。这是一个必须的条件，他们在名义上也只是说担任唱曲，与北方的“清吟小班”性质差不多。客人初到书寓，认识了一个姑娘，姑娘总先要唱一段曲给客听，这叫作“堂唱”。这在长三，因为不一定要唱，便叫“加茶碗”，么二叫“攀相好”。
客一到，熟识的姑娘便出来让到她的房里，客若偕有生的朋友，就给介绍一下。坐下后，姑娘敬上烟茶，烟有鸦片烟、水烟、雪茄烟等，还有各种的干鲜果品。书寓算是最讲究的了，水果都是按着四季预备，桔、梨、苹果、杨梅、菱藕，无不应有尽有，任客啖食。
书寓姑娘是例不陪宿的，偶然留客住宿，那都是日子已久，客与姑娘的交情很契腻了，姑娘愿意留下。长三住宿虽比较容易些，但也须经过相当时间，彼此厮熟以后，摆摆席才可。
“摆席”，也叫“摆酒”，也叫“开台面”。这是住宿的第一关，非要经过不可。好排场的客，在那时都要耍一耍阔气，有弄双台的，有弄双双台的。摆席的钱不能先付，先付便是瞧不起姑娘；有一种“下脚钱”，是赏给佣媪们分的，却要先给，普通是四元，大方些的也有多给的。摆席钱是十三元。
摆席时，书寓姑娘都要唱曲，有乌师在下边伺候着给鼓板吹笛，终于也要给他们下脚钱。这时候唱的曲，虽然也有京腔了，还是昆曲多，记得常唱的有《佳期》、《楼会》、《八阳》、《思凡》、《长亭》、《翦卖》等等。
脱离洪氏后在上海之娼妓生活（2）
姑娘出局都是坐红围子的绿呢轿，用两个人抬，后面打着一个“气死风”灯笼。跟局的大姐同乌师都在后边跟着走，轿子走得飞快，可是一步也丢不下他们。那时也时兴马车了，有单马、双马的，但坐的人还不很多。
那时候嫖娼，差不多全是记帐，按三节———端阳、中秋、除夕———偿付，常常也是闹漂帐。
在那时开一妓院，当一妓女，都很不容易，几间看得过去的屋子，布置布置，便需一千八百，什么五色保险洋灯，著衣大柜，自鸣钟等物，都是不能缺少的。箱箧、床榻、桌椅，再添上屋里的一些应用的零碎东西，及被褥、四季衣服、首饰等等，真是了不得。就说我吧，出去时头上戴一根大簪，三排小簪，每排是四根，全都是翡翠的。梳着五套头———当时最时兴的样式———颈上挂金链，带着珐琅银表。冬天穿狐裘都是按着颜色深浅递换。我耳朵上带的那副牛奶珠坠子就值几千两。
当姑娘最讲究的是应酬，见了客要有“十八句谈风”。陪客时，处处都要有规矩，那象现在“打打闹闹”就算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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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开金花班及在北京组织南班
光绪二十四年的夏天，孙三爷想回天津，就怂恿我也跟他到北边来。我离开北京已有五六年了，心里倒也很想来玩玩。把上海的事情略略的结束了一下，便跟着他到了天津。先住在高小妹的班子里，工夫不多，当地的人就都知道了，都来捧场。每天的客总是迎接不暇。我一看事情既然这样望好，便打算自己开班子，同我母亲和三爷商量了商量，他们也很愿意。于是就在江岔胡同———那时这个胡同内南方班子很多———租赁了一所房，房底原也是个班子，又接了五个南边姑娘，我自己也出名应酬客。班子的名就叫“金花班”。
在这个时期中，我结识了不少的显贵人物，有一位杨立山（内务府蒙古正黄旗人，官至户部尚书。庚子时，因反对义和团被杀。
死后，家人不敢收其尸，伶人姜妙香与交契，购棺殓之，时人称义），性情极豪爽，和我最要好，初次见面，就送给我一千两银子，以后三百两、五百两是常常给。又有一位德晓峰（名馨，满洲厢红旗人，曾任浙江、江西巡抚），人也诚恳，和我最投契。这两位算是我在天津这个时期中所交最知己的朋友。
第二年，杨立山的老太太作寿，我由天津来京给她拜寿，恰巧德晓峰也在京。事毕后，他们便同着一些朋友很恳切的挽留我长住在京里，无论如何不让再回天津了，有的便赶忙去给我租房子。
他们的这番美意，我很难违拂，并且想了想，有他们几位在傍关照，也决没有什么舛错；况且，北京又是我最爱的一个地方，随着就派人把天津的班子收拾起，搬来京里。
我们在京就住在李铁拐斜街的鸿升店内———这时如韩家潭、陕西巷、猪毛胡同、百顺胡同、石头胡同等地方，住的差不多全是妓女、像姑，这一带非常繁华。京里在从前是没有南班子的，还算由我开的头。
我在京里这么一住，工夫不久，又经诸位挚好一替吹嘘，几乎没有不知道“赛金花”的了。每天店门前的车轿，总是拥挤不堪，把走的路都快塞满了。有些官职大的老爷们，觉着这样来去太不方便，便邀我去他们府里。这一来，我越发忙了，夜间在家里陪客见客，一直闹到半夜，白天还要到各府里去应酬。象庄王府、庆王府我都是常去的，尤其是庄王府，只有我一个人能去，旁的妓女皆不许进入。
“赛二爷”的称呼，也是从这时才有的。因为杨立山给我介绍了他一好友，名叫卢玉舫，人极有趣，见我几次面，就想着同我拜把兄弟，我竭力的推辞，说不敢高攀，他偏是不允，便换的盟单，磕了头。他行大，我行二，从此人们就都称呼我“赛二爷”。
过了些时，我嫌南城一带太脏太乱，想在内城找一所清洁宽敞的房子，就在刑部后身高碑胡同内看好了一所，便租了过来，搬去还没有一个月，房东要卖房，我因装置修饰化了不少钱，舍不得搬走，便打算买了它。同房东豁了豁价钱，讲妥二千五百两银子。才要写契拨款，赶上官厅禁止口袋底（注）的曲班，内城不许立乐户了，那些被驱逐的姑娘们，就有躲藏在我这里的；房东一见恐伯受什么牵连，发了慌，房也不租也不卖了，只催促着我赶紧搬家，整天来同我吵闹。我一生气，觉得还是天津好，就又回了天津。
后来又到京一次，看情形还是不很好，便又返回。这时已是光绪二十六年了。这时班子里姑娘们出趟门都很难，虽然京津间已通火车，可是沿途上“混混”（即土棍地痞）过多，马家堡（距永定门数里，京奉铁路行抵北京的车站，那时即在此）的混混尤其厉害，常常发生抢劫姑娘的事。我那次来，还是同荫午楼一块儿搭的头等车，为的仗着他些保护。
注：口袋底，西城一胡同也，附近尚有许多胡同，如月芽胡同、核桃瓤胡同等等。光绪己庚间，这一带成立了一种曲班，里面都是姑娘们唱曲，卖茶。犹如今之落子馆，以后逐渐增多，其中遂有暗操卖淫业者。时端王弟载澜任步军统领，闻而禁之。因最初之一曲班即设于口袋底，故去聆曲者，皆曰逛口袋底，及禁止，亦皆曰禁止口袋底。
逃京避难（1）
转过年的春天，天津就有了义和团，说什么练神拳能避枪炮，先都说须要童年人练才会灵，后来练的却都是些游手好闲的人和地痞，正经人谁肯练这个？渐渐就一天比一天多起来，等过了端阳节，城里各乡都成立坛场，差不多遍街全是他们了。他们的装扮是：红布包头，短衣服，腰系红巾子，手里挈着一把大刀。听说那时候刀铺的刀都被他们买干净了呢。
神能附体这回事，我却不敢说是真是假，可是曾亲眼见一义和团在院中弄法，只见他作完揖，口里嘟囔了几句咒语，举起掌来请神。一会儿神便伏伏的上了体，两只眼睛发直，抡刀乱耍，说也奇怪，照他自己肚上连砍了几刀，只显一道道的白印，一些也不曾破。
问他是什么神？他道是孙悟空，随着就打了一拳，有懂得的人说：打的倒真是猴拳。
后来又有了红灯罩，都是些年轻小姑娘，身穿红衫红裤，头上挽丫髻，手持红帽，夜间提红灯，白天拿着一把红折扇，连扇股子都是红髹漆的，打扮起来也很鲜艳，只是脸上模样不大好看，全带几分凶气。她们修练是找一块洁净地方，几天内便能把法术学成，据说那时候用扇一扇，就能够飞蹑天际。她们对她们的首领称呼“圣母”，后来总督裕禄也信服了，还用黄轿子接她，其实，就是那运粮船上的一个船婆，我见过她多少次呢！最初，洋人也真有些害怕。有一次在街上，一个洋人刚下车，拉车的向他作了个揖，意思是多讨几个车钱，他以为是义和团请神，吓得回头便跑。
后来，义和团越闹越厉害，便焚烧起教堂来，说有神相助，不燃自着，其实是他们早预备下的煤油柴草在里面点的。结果也没有能把洋人烧死多少，人家早已都躲开了。
无论什么人家都不许有洋物件，什么洋灯、洋伞，有就得赶快毁弃。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