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但其实只是在发呆。四顾茫茫，轻得抓不住而又重得拖不动。典型的抑郁症。
类似的状况，以前也曾出现过。73年一次，95年一次，但那两次都缘于很具体的外部压力，至少有明确的诱因。73年那次前面说过；95年那次，是因为突然发现存折上的存款已经无多，而进项渺渺。当时的感觉，像是一下掉进了一个冰窟窿，恐慌到绝望的程度，以致不断想到死。“花完这些钱我就去死。”我甚至设计了好几种自杀方案。
事后有朋友帮我分析，说我这是一种“创伤性贫穷综合征”，说白了，就是过去穷伤了，穷怕了，穷到了潜意识里，以致反应过激，防卫过当。他对我自述的“自杀情结”未置可否，“但要注意”，他一脸严肃地警告说：“你在精神上缺少安全感，而且有偏执的倾向。这种倾向会夸张、放大你无意识中的创伤记忆，形成强大的自我压迫力量。特别是你处在生命低潮的时候。”
他说的我懂。我见过从前饿伤了、饿怕了的人：瘦瘦小小的，可饭量一个顶俩大汉；不放过任何大吃一顿的机会，还要把桌上所有的残汤剩饭统统归并了带回家，说是做什么“罗宋汤”。其实那也是一种“创伤性贫穷综合征”。
问题是，“穷”现在对我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心理的意义上都不再是问题，那么，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创伤记忆”在作怪呢？
当然是处于生命的低潮时刻，对此我毫不陌生。低潮时刻的人会变得格外敏感、软弱、消极而惰性。我的低潮往往和生病是一回事，这时我的偏执会偏到自我强迫，甚至自虐的程度：高烧40度，难受得都快不行了，而身边一个人也没有，就那么孤零零地躺着。于是百哀齐至，禁不住地伤感。可伤感归伤感，我还是宁愿撑着，熬着，也不愿吃药看医生，更不会给谁打电话；并且越是病得厉害，就越是这样跟自己较劲。事后还美其名曰：享受孤独。
然而，这次我并没有生病。再说，这“低潮”也未免太低了吧？
再次闪过自杀的念头。可连这念头都是没精打彩的，像严冬被浮云盖着的日头。
那天在床上连轴躺到傍晚，午饭都没吃（早饭我照例是不吃的）。突然想到去世不久的东彬，窗外就起了风。我若有所感，见房门开着，就默默祷告道：“东彬东彬，如果你想我去和你做个伴的话，就让这风把门关上。”祷告完就紧紧地盯着门，等着他在冥冥中决断。
窗子没关严，可以感到有风从床前悠悠地吹过去，但房门始终纹丝不动。大概半个来小时吧，风似乎停了，我也松了口气。
慢慢我就有点明白：我闹这场危机，恐怕和“自杀情结”没有太大的关系。我并不是想死，而是有点“怕生”。因为那段时间脑子里总有一个声音在顽固地说：四十年，太长了，太长了！
它所说的“四十年”不是已经过去的四十年，而是未来的四十年。这是假定我可以活到八十岁。对我们这个长寿家族来说，这样的假定并不奢侈；可这样一来，就意味着我的人生道路刚刚走了一半！
前四十年算是磕磕绊绊走过来了，那么，还要再这么磕磕绊绊地走四十年吗？还要像前四十年那样去操劳，去打拼，去经历不得不经历的一切？过去自认为流行歌手也就唱到三十多岁，那么，过了四十我还要唱下去吗？还要唱多久？而不唱歌我又能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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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名的四十岁危机（2）
唉，太长了，太长了，四十年太长了。因为我已经四十岁。
我的这些想法是否有点“无事生非”以至“杞人忧天”？事后说给朋友们听，大多也表示不可理解，甚至觉得可笑。我只好叹气道：你们不懂。
其实我自己也未必真懂。能被我们的意识、语言照亮的，只是生命的一小部分；其它幽昧的、黑暗的部分，只好另外寻求表达的方式，有时是我们搞不太懂，以至完全搞不懂的方式。那被我们称为“自己”的生命，有它自己相对独立的意志。
也许它是要通过这种莫名的危机感促使我进行一次自我清算？但为什么非要选择在我四十岁这一年，并且是在一切正常的情况下呢？四十岁…2000年…新千年…新世纪，我不禁要对所有这些鞠躬致敬了。
现在我已经知道，其实并不存在“一切正常”这回事。换一个角度或深一层看，原本“正常”的就变成了“负常”，并且二者可以互相置换：成功可以被置换成对挫败的恐惧，对爱情的追求可以被置换成对得不到爱的担忧，责任感可以被转换成不能履行责任的焦虑，如此等等。这“负常”平时像些分散的鳄鱼，潜伏在意识的水面下，充其量冒一冒头；可一旦它们结成秘密团伙蠢蠢欲动，就会形成一种可怕的压力。这时“正常”就变成了危机。
然而其时我还没有，或者说还不愿看清这些鳄鱼。当我不得不对自己实行紧急动员，试图走出危机感那令人窒息的阴影时，我所本能诉诸的首先是勇气，其次是自我劝勉，至于可怜的理性，那要等到危机结束之后。
最能表达勇气的当然是写歌。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一种立即行动的力量。于是我提笔写下了《四十岁》。这或许算不上我最重要的作品，却是我最敝帚自珍的作品，因为它是我第一首、迄今为止也是唯一的一首真正写给自己的歌：
二000年新的一天
又开创了我四十岁的生涯
虽说身体确实不太利索
可心情他就这么年轻
有时候病了躺在床上
难免会有些悲伤
这些年去了不少地方
可挣的钱并不多
身边的女人走来走去
可我在这世界上走来走去
到现在也没找到传说的爱情
更没人亲热地叫我爹爹
回想起二十年前
独自一人来到北京
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
一心坚持到现在
虽然有过成功的喜悦
可荣誉和成绩总是二八开
因此我流过泪
我愤怒过
才发现自己还不够成熟
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都说我好
都说我是咱们家的顶梁柱
可到了今天四十岁的我
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危机感
我也曾考虑换个活法
可除了唱歌我还会做什么
因为这些年我迷迷糊糊
怎么养活自己还是个问题
好在香港澳门回到祖国
国际形势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我也鼓起勇气面向未来
该怎么活着就怎么活着
我不敢说它有多好，但我敢说它足够真实。它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出了当时我的心态和影像：我的悲伤、我的尴尬、我的坚持、我的牢骚和我对自己的不满。当然，歌毕竟是歌，不是病历或药方，因此我对危机感只是旁敲侧击，而不是和盘托出，更没有大肆渲染。不过，透过某些表达上的问题，还是可以看出它打下的深重印记。尤其是最后两句，将港澳回归、国际形势和我“该怎么活着就怎么活着”扯在一起，有人说是“神来之笔”，其实不过是茫然无绪中强作通脱罢了，其中的复杂滋味，大概只有我自己才清楚。
但无论如何，写完这首歌我感觉松快多了。这再次证明，写作确实具有心理治疗的功效。真到过生日那天，我已有足够的热情和朋友们一道狂欢到半夜。宴罢归来，趁着酒兴我又给朋友们和自己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结尾的：
回想四十年的风风雨雨，是你们陪伴着我度过了许许多多的不眠之夜，回想我有那么多的好朋友，那么多的亲人和好心人，说真的，今天我直想大喊一声“爱你们，就像爱我自己！”可最终我还是没喊出来，因为我觉得，留在心里会让我更加踏实。现在我正盯着闹钟的两根针像两条腿，嘀嘀答答地越走越近，再过一会儿，当它们在12点上重叠在一起时，一个新的明天就会悄然降临。是的，新的！明天！我的。也是你们的。
把签字笔插回笔筒的刹那间，我体验到一种结束和开始同时到达的感觉；又仔细地读了一遍信，再折好放进抽屉，钥匙转动了两圈，“咔”地一场轻响：危机过去了，而青年时代也终于被留在了身后。我长长地舒了口气，心里那叫个悲欣交集。
日子一天天过去，四十岁危机的意义开始慢慢显露出来：如同秋风使苹果变红一样，它也使我变得成熟。
《红楼梦》中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八个字，常被用来指证成熟；但对我来说，“成熟”首先意味着懂得感恩，懂得珍惜：天地、父母、故乡、亲朋，没有他们和他们的爱，你就什么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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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名的四十岁危机（3）
其次就是平常心。所谓“顺其自然，任凭得失”；所谓“不为物喜，不为己忧”；所谓“是什么就是什么”；所谓“该怎么活着就怎么活着”。
曾几何时，我就像一个开足马力的火车头，只顾喷着气往前赶；然而现在，我更愿意自己是一棵树，踏实、安静，有花开花，有果结果；假如都没有，那就尽可能地绿着，绿成一道生命的风景线。
四十以前是比着快，四十过后就不比了。真要比，那就比慢。“慢”无关体力和机巧，它是一种慧定，一种境界，比快更难。
孔子自谓“四十而不惑”，他是圣人，咱不敢比，却也能体会到这句话的份量及其复杂的内涵。我不能肯定2000年连获三个大奖是否和我的成熟有关，但我知道我没有辜负那场危机。经此洗礼，在我面前展开的，将是一个沉稳、开阔的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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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耻辱“硬汉”的另一面（1）
我从未为媒体把我塑造成一个“硬汉”推波助澜，却也从未提出过反对意见。既然他们不太在意所谓“硬汉”是指我的歌还是指我这个人，我也就乐得装憨。装憨肯定没错，这方面我有优势，大草原来的嘛。但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