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们唯一能过得上的文化生活。
我看乌兰牧骑其实就是看我姐姐，瞅着她在台上又唱又跳又演奏，心里那叫个骄傲。
当然不止是骄傲，还有羡慕。
那是个人人都在大谈理想的时代，但谈出来的千篇一律，全都又大又空。真要说理想的话，15岁前我的最高理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当上乌兰牧骑！
也是天意，由于在学校落魄，我的理想无意中撞上了我姐的心思。
那时内蒙古艺校招生，老师下来时都是乌兰牧骑接待。这一年——1975年——又来了，我姐就向老师推荐我，说我如何聪明，学习如何好，等等。面试时老师让我唱歌，我唱了两首民歌，其中一首就是前面说到的《送亲歌》，但似乎没有给老师留下深刻的印象；好在我还会打一点扬琴，就又打了会儿扬琴。
说实话，考完后我并没有心存什么期待，也不知道姐姐在不住地为我跑腿，想办法“开后门”。
结果就是那天姐姐突然来学校找我，说你考上了！
我开始有点犯迷糊，等明白过来后那叫大喜若狂！要知道当时县一中对我来说差不多相当于监狱，你说，还有比突然让一个囚犯逃离监狱更让他高兴的事儿吗？
我是站起身就走，跟谁都没打招呼，直接就回了家。宿舍里的学习和生活用品，包括被子啊，褥子啊这些大件头，也都顾不上拿了，统统扔下了。逃啊。
就这样，在我心理上陷入绝境，差不多已成了一个废人的当口，生活突然对我绽出了美丽的笑容。
一家人都欢天喜地，为我感到庆幸——不仅庆幸我摆脱了已经陷得太久的受挫的泥潭，也庆幸我有了一个踏踏实实的前程。后一条份量肯定更重，因为那会儿我们县还没有高中，而照我当时的情况，初中毕业肯定就没戏了，再往下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也曾自问过：你还能回去当一个牧民吗？还能当一个好牧民吗？说实话，一点底气都没有。现在好了，考上了专业学校，换句话说，我已得到了某种承诺：毕业后可以立刻牢牢地捧上国家的“铁饭碗”！
或许只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才能理会，得到这样的承诺在当时意味着怎样一种巨大的幸运！尤其是在我们那样的穷乡僻壤，又尤其是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
我不是一个志存高远的人，更不是一个能透过迷雾、看清明天的人，在当时，眼瞅着有了“铁饭碗”的保证，我已和我的家人一样感到心满意足。只是在我和历史一起磕磕绊绊地走出了足够远之后，在“饭碗”已不再是生活的最大压力、最高目标之后，我才真正看清了这一转折之于我的重大意义，或者说，它才向我呈现其真正的意义。
多年后我曾将这次转折表达为“命运之神向我伸出了爱的手”。这听起来有点酸，但不这样说就不足以强调我的看重——
假如没有这次转折，就没有我以后的艺术之路，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说“命运之神”表明了我对某种不可知力量的敬畏，这和我对姐姐的感激并不矛盾。因为，我能有这么好的姐姐——包括这么好的哥哥，这么好的家人——本身就是我命运的一部分。“爱的手”把这一切凝聚在一起。所谓“幸运”，就是在关键时刻突然握住了一只爱的手。
我父母对我本已失望，这时态度立刻产生了变化。我去艺校报到时父亲将他的一套中山装送给了我，这在当时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第二年父母又送了我一块手表，延安牌的，时价90元，就更不得了了。
我高兴得心里直痒痒但又有所不忍，就假假地谦虚了几句。妈妈说：拿着吧，我儿子现在的身份不同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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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弦老大”不敢再傲慢
我进内蒙艺校顶的是学舞蹈的名目，进去后也确实练了三个月的功；但我本心并不想学舞蹈，真想学的是扬琴，也不知为什么，或许和我父亲会打扬琴有关。无奈那年扬琴只招一个，我条件比不过别人，只好认命。
但三个月过后就憋不住了。问题是正经八百地找领导谈肯定不行，怎么达成目的？想来想去，可能还是老招数，即在我姥姥面前屡试不爽的那一招比较有效，于是便哭着去找教务处。
后来我知道这也是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中的一计，叫“哀兵必胜”。
那时艺校的教务处处长是三宝的父亲。他看见我哭着过来就哈哈大笑，说没事哭什么呀？我就装出十二分委屈的样子边哭边说理由。我说我们县送我来本就是让我学器乐，不是学跳舞的，结果搞错了；这么错下去，将来回去怎么交待哪？
我哭诉的过程中处长一直在笑。他当然知道我在撒谎，也知道我想干什么。最后他说，行，你先回去，我们研究一下。这样又过了两三天，就通知我改学三弦了。
在艺校三年，第一年什么也不懂，基本上是混过去的；第二年有所起色；到第三年，我就开始小有名气了。
我的名气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听力特别好，钢琴上的某个键，我看了就能把它唱出来，一弹，就是这个音。用行话说，咱有“绝对辨音力”。二是开始自己学作曲。我写的《节日的鄂尔多斯》难度极大，到现在还是内蒙艺校学三弦的终结曲，能弹好这个曲子，也就能毕业了。这三嘛，当然就是我的三弦弹得特别棒。毫不吹嘘地说，到我毕业的时候，在整个内蒙古地区，要说弹三弦我肯定是数老大了，谁也弹不过我。
这么着，毕业后就让我留校当了老师，教三弦，同时兼任学生乐队的指挥。77年内蒙古艺术团出访非洲，我老师也去了，给他们每人定做了一套西服，那叫个帅。我每次指挥演出时就借他的西服穿，过瘾。
其实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指挥，瞎比划罢了。78年底小泽征尔首度来华演出我看了，把我迷得、爱得、惭愧得，咳，真是没法说。
也是该我走好运，缺什么来什么，挡都挡不住。没过多长时间，79年下半年吧，学校就派我到中国音乐学院进修指挥，让我心里那个乐。
乐归乐，去时心里还是“三弦老大”的感觉，傲慢得很。我想三弦弹到我这程度，差不多是到头了；依此类推，艺术大概也就这样了。结果去了一看，哎呀不得了，那么多大名鼎鼎的人都还在苦哈哈地学习，宽了还要宽，精了还要精，这才知道自己真是只井底之蛙。
我在中国音乐学院进修的时间不长，半年而已，却大大拓展了自己的视野，就此明白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学海无涯，任谁都不敢随便称老大。艺术家必有傲骨，但这和盲目尊大永远是两码事。只有懂得谦卑的人才能懂得骄傲，包括向谁骄傲和为什么骄傲。
也正是在中国音乐学院的这半年导致我的命运又一次发生了改变。我也说不好这究竟是主动选择还是随大流的结果。
当时一起进修的有好几位同学，聊天时他们问我进修完指挥后干什么。我答回学校当指挥呗，能干什么？他们就笑。我反过来问他们，他们都说准备明年考大学。我就感到奇怪：都学了这么多了，还上什么大学啊？
但他们是认真的，我从他们的刻苦中感受到了这一点。慢慢地自己也有点动心了：这么多人都想上大学，我是不是也应该上他一上呢？
进修完回到内蒙，好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复习，也都在准备考大学。我艺校的同学亚伦在拼命练钢琴，学和声；还有一位叫胡德——他父亲曾因创作《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而名动一时——也在拼命学，拼命练。他俩的基础应该说都比我好，但都不安于现状，这给了我很大的刺激，于是我也下决心考了。
经过初试，再到天津音乐学院复试。其余我的基础课考得并不理想，主要是我的面试获得了全体考官的一致好评。后来我还听说，当时主考的包元恺老师为我出色的表现而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就这样，我考上了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
或许是这样的结果让我感到负疚，但更主要的是担心经济上是否负担得起，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我一点也兴奋不起来，相反陷入了困惑：去，还是不去？
给家里打电话，我爸是一句话也不说；我妈先问要学几年，我说五年，她就一下叫唤起来了：你现在当老师不是挺好吗？五年呐！我们哪有那么多钱供你？再说，还要不要结婚、生孩子啦？
跟着女班长的活椅子
我不怪我妈短视。她说的是大大的实话。我爸当时不说话，也是为此心中感到为难。当然最后我还是决定去，毕竟是一个提高自己的机会嘛。但在天津音乐学院的五年里，经济问题一直是压在我心里的一块石头。
那几年我父母每学期给我90元，平均每个月20不到；此外学校还有一个贫困生补助，我是班上最穷的学生，每月补助12元；这样加起来，每月生活费30多一点，照说可以勉强对付了，但我偏偏又爱喝点酒，于是就难免左支右绌。
在我们80届作曲系的学生中，我大概是第一个献血的人。500毫升哪，许多同学都不愿意献，怕亏了身子。我不怕吗？也怕，但还有叫我更怕的。
后来有领导表扬我“发扬了风格”，我在下面暗暗好笑：什么“发扬风格”，不就是为了钱吗？你想，献一次给70元，还有罐头、白糖，外加学校补助的饭票什么的，多大的诱惑啊！血献出去了还可以再生，可钱花出去了会再生吗？实际上，从了解到这些条件的最初一刻起，我就决定了：70？操，我去！
当然我不会、也不能说出我的真实想法，那才真叫不讨好呢。我只能自得其乐。
钱还没拿到就已计划好了：或者星期六或者星期天，谁也不告诉，悄悄走；一斤涮羊肉俩烧饼，外加二两白酒，肉吃完，汤喝尽，一点都不留。这还不到5块钱，余下65，慢慢贴补吧。
唉，那时真是苦哇。唯一的浪漫事儿就是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