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紧上车。到了新源，还好，碰到了咱们汽车营拉油的车，我就赶到那拉堤。”“早一天晚一天没关系，回来了就好。”
等了一会儿，余喜财也回来了。“上次你走，我们没来得及送，这次重回玉希莫勒盖，总得搞个欢迎餐吧。”“你走，我们感到可惜。你回叫失而复得，可惜也好，复得也好，都在今晚的欢迎餐中了。”“连长，我是你的兵，又不是古董，谈不上失而复得。”
晚上的欢迎餐是五个菜一个汤。谭兵把皮箱的八瓶二锅头全提来了。“王副团长，菜都齐了，你讲两句吧。”“老余，谭兵是八连的，走也八连来也八连。”“我提议为八连今年牺牲的同志敬一杯酒吧。谭兵今天回来了，请谭兵说两句话吧。”“我几个月之前提干时，当时八连有三个，李望清、张作富和我谭兵。现在聚在一起，少了张作富。站在欢迎我的晚餐上，我是很难受的，张作富是我的班长，正是在得知张作富和寅大牺牲后，终于在犹豫了几个月之后，下定决心重回天山重回玉希莫勒盖。说实话，我所在的警卫师，是担负天安门在内的许多重要目标警卫的，政治待遇和影响力比较大。但是我呆了一段儿时间，还是觉得八连的兵与兵，兵与干部的情谊深厚，还是玉希莫勒盖的山和冰雪让人表现出坚韧和善良、顽强。想到天山，天天想到天山，我睡不好，吃不好，我问自己怎么了，我自己回答不了，回来了。希望大家不要见笑谭兵，也不要怀疑谭兵回来有何企图。我谭兵就是谭兵，就是那个副班长谭兵，回来就是离不开玉希莫勒盖，离不开八连，离不开朝夕相处的战友，我为能和大家在天山奋斗与大家共同喝一杯。”
余喜财催促：“李望清，你是谭兵的排长，谭兵跑了，你难受；谭兵回来了，你不喝酒，什么意思嘛。”李望清把半空中的盏子放在嘴边，灌下去。王建平没等大家开口，酒也喝得干干净净了。“谭兵这杯酒提议得好。”余喜财也把盏子里的酒干了。二锅头的劲儿挺大挺猛。“我给大家敬酒。”李望清高声说。“这样吧，不用互相敬了。咱们均分，包括王副团长在内。”余喜财说。“不均分，今天谭兵可能喝得最多。多了，醉了，没意思。我们八连，连续遇到一系列的事儿，悲壮的，艰难的都过去了，今天我也想借谭兵回来这件喜事儿喝点儿酒，也请各位喝。不过，酒量有大小，能喝的喝，不能喝的慢慢儿喝。”“谭兵，你回来担任一排长，我们两个排长共同干一杯。”“望清，你怎么搞的，我不是说了均分吗？”“连长，我是想表表心意。”“还是先吃点儿吧，趁热吃。”余喜财把盛着猪排的一个盘子端起来。副指导员用筷子夹，肉太重太大，筷子夹着翻了滚，连筷子也掉下去了。“我看用手拿吧，学学哈萨克人。”余喜财说。副指导员把猪排拿在手里咬着，费了半天劲才撕下一小块儿来。
“炊事班这东西没煮好。”他在心里说。这时炊事班长兰祖成正好端着一盘菜走了过来。“这是加炒的土豆丝。”王建平让兰祖成喝。兰祖成突然脸憋得通红，一句话说不出来，用双手接过酒，一口闷了，呛得在墙角咳嗽好一阵。“兰祖成这么没用啊。”“这人苦干的命，脾气也倔，他当炊事班长镇得住。就是个人卫生差点儿，说了两次好多了。”“一个好的炊事班长，顶半个指导员。你们两位领导说话，我们都干了一杯了。”走了几个月，各位领导受累了，我谭兵有心愧之处，自罚一杯。”“心愧？说哪儿去了。我都忘了问你，你走后传你话的人可多了，都说你是司令的儿子。还说谭兵装得挺像，几年了，也不露一点儿声色。有一次在洞口，两个兵为你的事儿还争得脸红脖子粗。一个说你是司令的儿子，要不，普通话能说的那么准；一个说，司令的儿子不可能在隧道里表现得那么好。一个又说，司令的儿子也是儿子，也是毛主席的战士，也要干革命；一个又说，那可不一定，司令的儿子捣蛋的多。两人相持不下，还在争。我一听，火了：‘你们争什么？谭兵是北京人，北京人都那个腔。他要真是司令的儿子，今后必成大事，你们两个都忘了吗？谭兵打风钻像《南征北战》里的机枪手，潇洒着呢。”“还有这事儿啊？”“你真是司令的儿子？”“你们排长嘀咕什么呢？”余喜财说着话，把谭兵的酒倒上。“倒上吧，能喝是好事儿。”“哪儿能喝呀，连长。”“吃八连的饭吃出道道来了。我王建平今年是两次来八连蹲点儿，拜托各位了。”。。。。。。
回到排里，排里几个骨干都没睡。李望清准备走，谭兵说：“别走，望清，你是一排老排长，一班的老班长，别走，就坐下跟我们聊聊。”“潘天明，你给谭排长介绍几个骨干吧。”“不用介绍，副排长祝惠，我们在二排时就在一块儿呆过；二班长邵东，原来就在二班嘛，同我一样是副班长；三班长任少辉，如果没有记错，是从战士直接擢上来的吧。这样，有冲劲儿。”祝惠就说谭兵记忆力好。“头疼。”送李望清出门儿时，谭兵说：“不是说你完全不喝酒吗？”“酒这东西，当兵的一点儿也不会喝，恐怕也不是个事儿。还有，能喝的也不算优点，玉希莫勒盖会抽烟的人也不少。”“可不是嘛，当兵这职业注定与酒有缘。到底怎么有缘，我也说不清楚。你看王副团长，喝了那么多，没喝一样。还有连长，说不能喝，但也不含糊。至于抽烟，冰达坂这个天，像他妈的死了他娘似的，成天阴沉潮湿，搞得人天天想发脾气，可又让你发不出来，这就是烦。烦了，不就学着抽烟吗？说实话，我都快抽熟了。即便不抽，恐怕也会熏熟。你回北京一段儿了，那里怎么样？”“少点儿，比这里少多了。人家的情况真是同这里两个样。就说出操、就寝、着装这些部队最基本的东西，规规矩矩的，执行的就是条例上的杠杠，没什么好说的，丁是丁，卯是卯，一目了然。我们这里呢？出操，很难统一在一个时间；就寝，是你睡他起；着装，几乎四季冬装，管理起来难。我走了几个月，想到隧道看看，你干脆领我现在去看看。”“你一路辛苦了，还是明天上洞里去。”“你要是不困，就跟我一块儿去隧道；要是困，我就让潘天明领我去，我看了一下工作计划表，明天上午是我排的班儿。”
李望清走进宿舍，拿出两个安全帽：“走吧。”送王建平的班车没有回来，他俩就从冰槽里走。“你在警卫师几个月，军务参谋当得不错吧？”“有什么错不错的，一报到，我就想回来了。真的在天山惯了，真的天山的事儿让人刻骨铭心。离开天山失落得很，孤独得很。”“那么大个北京，还孤寂呀，甭瞎扯了。又不像我，在农村长大，当兵前火车都没坐过，大地方是你这个层次人儿混的地儿。”“你怎么了，望清？我谭兵以前是你属下的一个兵，现在也仅仅是一个小排长，你怎么就同我过不去，我有层次是个什么层次呀？你甭看就离开北京几年，无论是身体还是观念，包括生活习惯真发生了质的变化。刚回去在家呆了几天，几个要好的同学知道了，专门儿从知青下乡的地方赶回来，见我黑得像从煤窑出来的。都说你被派往非洲了吗？弄得这个惨样儿，不像我们心中的高大形象了啊。看了我的手，老茧不说还裂着一排又一排不规则的口子，硬说我这是在哪个特种部队里造的。我说我当的是特种兵，任务可是干粗活儿的，像我这年纪，这文化，只能是一个干粗活儿的。他们眼睛睁得眼皮都眨不下来，冷冷的笑：你谭兵干粗活儿，要我们知青干啥，要全国那么农民干啥？我解释没人听。谁都不相信我谭兵提着风枪打隧道，玩的尽是力气活。最后他们干脆说：不管你是干嘛的，哥们儿好嘛，混了个四个兜，混的不错嘛。只有我的比我爸爸小二十的母亲拉住我的手，一边擦药膏一边对父亲说，你就把孩子放那么远的地方，你看看都成什么样了，手都要废了，今后还弹什么钢琴？老爸像是没听见也没看见，接着干他的事。母亲急得抓住我往老爸身边推。我说，好了好了，比刚当兵时，我长了九公分，重了十公斤。母亲又笑了。你还真是长大了长壮了，推不动了。还说，他们医院那些兵，男的女的养成小白脸儿、小胖子，连大白馒头也吃不了一个。我就说，我从新兵连来到隧道，尽管馒头欠火候，结实得像小砖头似的，有天我一餐吃了小盘。母亲说：兵明天要去卫戍区报到，你是不是让秘书给打个招呼？老爸不是不吐一言。当我和母亲要走出他的房间时，他几步走出来，脚步把木地板踩得咚咚响，用低沉的如同闷雷的声音说：“有你这双手，一辈子不愁饭吃了。”母亲瞪了老爸一眼：‘老头，你的话太冷酷，太不近人情。’但是我还是听懂了爸爸的话。”
“到了师机关，我做见习参谋，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的，不知道到底做什么。下了班，住在单身宿舍，屁事没有。想到玉希莫勒盖，想到八连，当然也想到你，还有那两只像示威般天天早晨在连队附近转的狼，还有夜里的狼嗥声以及我们仅仅抓住一次的那两只肥肥的旱獭。我就想，我人在北京，心真的在玉希莫勒盖，冰达坂有我的魂。后来，得知寅大没了，张作富没了，那个广东人黎兵截了肢。我再也在家呆不下去。在经历了两个彻夜思考之后，我终于在星期六晚上，请假回家找了老爸，谈了回天山的想法。老爸问了一句：‘是一时心血来潮还是真想好了，你现在可是个军官。’我就说：‘最深思之后的决定。’老爸说：‘做准备吧。’第二天，秘书把票给了我，我跑回警卫师，把该办的事儿办了，当天坐火车就往玉希莫勒盖赶。”“谭兵，你在我们心目中，成天沉默寡言，即使说话也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