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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就把小岗人为什么不怕杀头坐牢也要包干到户，包干到户以来出现的喜人情景，小岗人为什么不愿再回到人民公社集体化的道路上去，以及小岗人今天强烈的吁求，全坦率直言，一一道来。
信写好之后，他一式两份，分别寄往了*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厅。
他担心这种“人民来信”会被本县的邮局扣压，每次都跑到嘉山县甚至蚌埠市去寄。
就这样，隔几天他就寄出一次，前前后后寄出了几十封。他想，寄了这么多，总该有一封两封能转到中央领导的手上吧？
然而，他寄出去的那些信，有如泥牛入海，有去无回。
“削职为民”（1）
万里后来在回顾中国农村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一次谈话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党的决定说不要搞包产到户，我不能公开表示反对，但我对他们说，是我同意你们干的，就这么干算了，出了什么问题我来顶着。安徽那一段就是这种‘违法乱纪’的情况，实质上反映了农民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和已不适应的旧的上层建筑、旧的规章制度之间的矛盾。”所以，那段时间，万里一直在思索着、寻找着可以突破这种尴尬局面的办法。凤阳县本来就是万里最关心的地方，这时听说他们正在全县农村推行一种“大包干”，他对凤阳出现的这种新的承包责任制便十分关注，就决定到凤阳去做一次调查研究。
在听取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的汇报时，万里忍不住打断陈的话，首先询问：
“什么是‘大包干’？”
陈庭元于是解释说：“按照省委‘六条’规定的精神，我们把一个生产队划小成若干个作业组，将队里的土地、耕牛、农具和应向国家上缴以及向集体提留的各项任务，都分配到组；年终分配时，该给国家的给国家，该给集体的给集体，剩下的就归小组分配。因为这中间不需要生产队统一管理、统一记分、统一分配，一切自主权都给了作业组。农民就把它概括为‘大包干’。还编成了顺口溜：‘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听到这里，万里的眼睛亮了。他十分赞许地说：“好啊，概括得好！这是把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利益都考虑到了，而且，朗朗上口，一听就记住了，既形象又生动。”
其实，陈庭元这是受到了小岗村“包干到户”办法的启发。很显然，“包产到户”，甚至连“包产到组”，一直都遭到严令禁止，而小岗村搞的这个“包干到户”，不仅区别于大家十分敏感的“包产到户”的提法，还避免了历史上“包产到户”本身就存在着的缺陷，比如，“包产到户”虽是把田分到各家各户了，但在管理、经营、记工和分配等等许多重要的环节上，还得由生产队统一进行，这“四个统一”仍把社员捆在了一起，不利于更彻底地调动起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小岗村的“包干到户”却是一步到位，已不仅仅是“包产”，而是在“包干”，尽管看上去只是一字之差，却已经有了根本的区别。现在陈庭元把“包干”的办法借用过来，将省委‘六条’的精神发展成了“包干到组”，并又起了一个普遍可以接受的名字：“大包干”。
万里饶有兴趣地问：“实行的效果如何？”
陈庭元接下来的回答既简洁又形象，他借用了严宏昌的“农民语言”，说道：“老百姓对大包干的评价，也有个顺口溜，说，‘大包干，就是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粮库。’”
万里听到这些来自民间的乡谚俚语，笑得十分开心。他从“大包干”几句精辟的概括中，从农民们对“大包干”的喜爱中，看到了“凤阳经验”的可贵与高明之处。尤其是在当前这种形势并不明朗，甚而是错综复杂的情势之下，革故鼎新，就不光需要胆识，更需要政治智慧，凭匹夫之勇是不足以成就改革大业的！
万里高兴地对陈庭元说：“那好，干上三五年，个人和集体都变富，我就批准你们的‘大包干’干它三五年！” 。。
“削职为民”（2）
陈庭元也汇报了自己的顾虑：“干部群众都热衷于‘大包干’，但就是心有余悸，干部怕错、群众怕变的思想很严重。”
“错不了，错了我负责！”万里鼓励道，“问题是看你们能不能把生产搞上去，社员能不能真正富起来。”
陈庭元说：“现在仍有人批我们搞‘三级半核算’…… ”
万里知道陈庭元指的是《人民日报》发表的张浩来信，就坚定地说：“只要能增产，什么也不怕，三级半核算也好，四级核算也好，多个半级一级的，照样是社会主义。家庭也是要搞经济核算的，那不是五级核算了吗？什么是核算？核算就是算账，搞生产，搞经营管理，都必须搞经济核算。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要受穷’。不搞经济核算怎么行呢？”
万里最后说：“我最关心的，就是你们凤阳县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讨饭的花鼓扔掉，扔得远远的，扔到太平洋去。无论怎么说，讨饭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回到省城后，万里即派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周曰礼，会同滁县地委办公室主任陆子修等人去凤阳总结经验，写出了《农业经济管理的一项重大改革——凤阳农村‘大包干’办法值得提倡》的调查报告。肥西县山南区包产到户虽经省委认可，却一直是在秘而不宣地试验，可是，凤阳“大包干”的这份总结报告，由万里定稿后，于一九七九年八月八日，在*安徽省委机关报《安徽日报》头版头条显著位置予以发表。
这是安徽省首次借用传媒公开地推出“大包干”的“凤阳经验”。
凤阳名声为之大振。
此前，安徽农村搞包产到组，甚至搞起了包产到户，这些虽已令人瞩目，都只是在静悄悄地搞，各地也只是跟着安徽偷偷地学。现在，安徽省委高调推出了“大包干”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明确表示：“凤阳农村‘大包干’的办法值得提倡”。强调说：这是“一项重大改革”，可想而知，顿时引起全国各地广泛地注意。就是这“大包干”的提法，也让人耳目一新啊。再说，概括“大包干”的几句话，又是那样的经典，它把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都作了具体而睿智的诠释。更何况“大包干”三个字里就含有一个“大”字，这对那些习惯并热衷于“一大二公”的人来说，也比“包产到户”、“包产到组”更易于接受。尤其是广大农民，甚至比搞“包产到户”还受欢迎，因为“大包干”“包干”后不再需要由生产队插手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统一记工、统一分配，社队干部想多贪多占，想瞎指挥都没有了机会。因此，“大包干”的经验一公之于众，各地纷纷公开地效仿。
当然，这种还只是包干到组的大包干，周曰礼和陆子修在总结出它突出的优点时，也清楚地看到了，这时的“凤阳经验”，仍存在不少需要研究的矛盾。报告中指出：“在作业组内部不很好实行定额管理，劳动计酬不合理，不能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持久”，“作业组的规模一般不宜过大；但有的作业组太小，搞得不好，容易滑到单干的路上去。”
两人凭着深厚的农村工作经验，他们已经从理论上清醒地看出了，作业组的规模不能过大，规模过大，定额管理和劳动计酬的难度就大，不能做到按劳分配，大家的积极性就不能持久；但规模太小，又势必“容易滑到单干的路上去”。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削职为民”（3）
无论周曰礼还是陆子修，当时并不知道，他们从理论上揭示的，“包干到组”的“大包干”存在的问题，小岗人其实早在大半年之前，就已经深刻地体验过了，感受到了就发生在亲情之间的这些矛盾，并寻找到了彻底解决的办法，那就是：大包干必须“包干到户”，最后搞家庭经营责任制。
始于包干到组，终于包干到户，这就是“凤阳经验”的必由之路！
实行了“大包干”的凤阳县，一九七九年夏秋两季迎来了历史性的大丰收。全县粮食产量达到四亿四千多万斤，比一九七八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九；人均收入一百五十元，比一九七八年的八十一元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五。
一年“大包干”，凤阳人民就结束了六百年来讨饭的历史！
小岗村一年的变化更大，更是惊人。
严宏昌给我们算了几笔账。
他说：“凭良心，过去那些年也亏着政府。”打从一九五六年高级社起，小岗队的生产和生活就主要靠救济；仅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八年，十三年的一百五十六个月份中，小岗吃国家供应粮就多达八十七个月，吃了二十二万八千多斤，占到这十三年总产的百分之六十五，占到集体分配口粮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九。此外，国家还无偿供应各类种子六万五千多斤。就是原先队里的那十条牛，没有一条不是国家花钱买的；社员过去使的犁耙锹锨，也没有一件不是国家掏的钱。但是一年“包干到户”，全队打下了十三万两千三百七十斤粮食，几乎相当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年五年粮食产量的总和，小岗人不仅没吃国家的供应粮，而是破天荒向国家上缴了两万四千九百九十五斤“爱国粮”；收获油料三万五千二百多斤，在人民公社二十年也没收过这么多，油料的统购任务统计表上从来是空白的，这一年，一次就卖给国家花生、芝麻两万四千九百三十三斤，是公社下达统购任务的八十多倍！生产发展了，社员的收入也大大增加，最好的人家总收入可达五六千元，最差的农户平均每人收入也在二百五十元上下。
严宏昌说，他弟弟严付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