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又一户时，看上去也是家徒四壁，门窗都是土坯的，见不到一件木器家俱。屋中央，坐着一位衣着破烂的中年妇女，万里便询问她家的情况：“你家几口人呀？”
中年妇女回话说：“五口，夫妻俩，带三个孩子。”
万里受命于危难之时（3）
“爱人呢？”万里问。
妇女说：“干活去了。”
“那三个孩子呢？”
“都出去玩了。”
万里说：“请你把他们喊回来，让我看看。”
对方面有难色，不肯出门去找。
万里有些奇怪。在他再三催促下，中年妇女这才径直向锅灶走过去，然后无可奈何地揭起锅盖。
万里发现：三个赤身*的孩子，都缩在灶膛里！原来烧过饭的锅灶，这时尚有余热，三个没有衣服穿的孩子正好挤在里面御寒。
万里走出这家茅屋后，已是泪流满面。
他再也坐不住了。回到合肥后，当即主持召开了全省各市县书记会议，他同大家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讲话，他首先谈到自己在金寨县农村调查的感受。他是动了感情的，说：“大别山革命老区的人民，为我们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当年，老娘送儿子，媳妇送丈夫，弟弟送哥哥，参军参战，前仆后继；一个当时只有20多万人的金寨县，当红军、牺牲掉的，就有10万人！没有他们，哪有我们的国家？哪有我们的今天？可是，解放以后，我们搞了那么多年建设，老区的老百姓还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十七八岁的姑娘连裤子也穿不上！我们有何颜面面对江东父老，问心有愧啊！中国的革命是从农村起家的，是农民支持了我们；但是进了城，我们有些人就把农民这个母亲给忘了，忘了娘了，忘了本了！”
他说，他不能容忍一个农业大省的农民连自己的肚子也填不饱。这不对头。这就有了问题。这问题已刻不容缓。“首先得想办法让农民有饭吃！否则，连肚子也吃不饱，一切无从谈起。”
与此同时，他又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他沉痛地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又是房子不像个房子啊！我真没料到，解放20多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社会主义吗？……”
他声音有些哽咽，几次竟说不下去。
“我们必须改弦更张，”他坚定地说，“我们要用新的政策、新的办法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这些话，在今天听来其实很平常，可在当时，他提出“必须改弦更张”，却让在座的这些常委们惊心动魄、热血沸腾。
就这样，经过了几上几下，安徽省委正式出台了一个《六条》规定，下发到全省。
以万里当时的地位，显然还没有权力决定这些大政方针，他却以改革的名义，以大义凛然敢救苍生于水火的气魄与远见卓识，义无反顾地“正本清源”，冲锋陷阵，要杀出一条血路！
安徽省委《六条》强调生产队必须有自己的自主权，要建立起农村生产责任制，甚至允许生产队下面组织作业组，且允许责任到人，并鼓励农民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等。这些现在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在当时，已是石破天惊！因为它的许多规定分明触犯了神圣不可动摇的“天条”。在粉碎“四人帮”后仍处于迷茫徘徊的中国，它无疑是第一份突破“左”倾禁区的有关农业政策的开拓性文件；从而有力地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伟大序幕！
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也才有了小岗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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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不再当农民（1）
小岗村，中国农村改革曾经的风暴中心，现在已经平静了。小岗村当年的十八条好汉摁了“红手印”的那张“生死契约”，也静静地躺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馆藏室中。和共和国同岁的严宏昌，这位“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一个血气方刚、当时不满三十岁的青年农民，如今已是壮士暮年，成了“花甲”之人，只是，岁月的风霜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什么印痕；尽管他肤色黝黑，但是你不能不承认，他长得还确实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很符合中国古书中描写的那种成大事者的容貌；最显眼的，是他的头发，并不像同龄的农民那样过早地花白了，而是油光可鉴，整齐地梳向后面。他差不多已和城里的干部一样，爱着一身藏青色西装，将衬衫整齐地扎进裤腰里，整个人看上去矜持、庄重，一丝不苟。
这是二零零八年四月，清明节的前一天，我们走进了小岗村，同严宏昌面对面地坐在他家客厅那张老式的餐桌前，听他讲述小岗村的故事。
这也是七年中间，我们第二次走进这个农家小院。如今，他家院子里的那棵高大的梧桐树，依然枝繁叶茂地挺立在南墙边上；院中停放的那台拖拉机，和堆放在院墙外面的柴垛，也像没动过一样。猪圈前面的空地上，仍然有一群活蹦乱跳的小鸡，在到处觅食，带给这个农家小院的不是喧闹，竟让我们觉得周遭出奇的静谧。
我们发现，不平凡的经历，已使严宏昌修炼得深藏不露；他已经能够平静地面对过去那段历史，平静得就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小岗村，顾名思义，这是一个座落在并不太大的岗地之上的村庄。说它小，确实小，3十年前它只有二十户、一百一十五口人。地图上你绝对找不到它的坐标，我们也只知道它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当时还叫滁县地区）凤阳县城东南四十华里一个海拔五十米左右的丘陵岗地。
严宏昌当年不怕杀头坐牢也要把田分到各家各户偷搞“包干到户”的那会儿，小岗村还只是一个生产队，俗称“小岗队”，相当于今天中国农村的村民小组。
那时候的小岗人穷得就像岗地上的石头，光溜溜的，穷得走投无路了，才会冒死一搏。
毛泽东说：“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还说过：“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这些话，他都说对了。只是在他老人家去世两年多后，他一直反对的“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终于搞成。
小岗村所在的凤阳县，那也是因为穷才出了大名的。有谁不知道那首《凤阳歌》呢？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骡马，
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
身背花鼓走四方。
朱元璋确是凤阳县人士，但是凤阳的穷，实在怪不得凤阳出来的这位皇帝老儿，在他之前，这儿就已经不是个“好地方”。朱元璋在《大明皇陵碑》中就曾有过如此描述：“昔我父皇，寓居是方，农业艰辛，朝夕彷徨，俄尔天灾流行，眷属罹殃……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
凤阳史称“钟离”和“濠州”，洪武七年才由朱元璋易名为凤阳府。意思是，凤凰不落无宝之地，此乃宝地。显然这只是朱皇帝的一厢情愿，不过这地名却是被沿用至今。凤阳辖区地处长江与淮河之间的丘陵地带，向来被称作“江淮屋脊”，长年缺水；再加上中国的历史上但凡出现南北分治，也多以淮水为界，三国时，魏吴对之，“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此诸县并在江淮南北，虚此地，无复民户”；南北朝时，南方的宋、齐、梁、陈，北方的北魏、北齐、北周诸国，对峙了一百七十多年之久，便是划淮而治的；即便到了统一时期，淮河又常是州、郡、府、道的边界，因此，此处长期被作为兵争缓冲之地，以致人烟稀少，土地荒芜。
一辈子不再当农民（2）
小岗的穷，全国少见。刚解放土改划成份时，按照政策，小岗竟“划”不出一家地主、一家富农。当时二十四户人家，划来划去，只划出一户中农、一户贫农、一户雇农和两户佃中农，其余的，就全是下中农。
按照规定，贫农、雇农、佃农都是要从地主、富农那儿分得田地的，小岗村的贫雇农就只能从别村的地主、富农那儿去分；运动中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斗地主，因为小岗没有地主，最后也只好被安排到其他村庄去参加运动。
有了土地的小岗人，尝到了当家作主的幸福滋味，别提多高兴。不仅没地的贫雇佃农全从别村地主富农家分到了田地；就是原先有地的中农，也领到了土地证。因此，家家户户，欢天喜地，异常振奋，放声歌唱：
土地证，拿到手，
快活得屁股扭三扭。
分到了田，分到了屋，
又分犁耙又分牛。
地主地主你别气，
你看看，县长的大印盖上头！……
然而，土地改革刚刚过去，各地互助组就开始陆续出现了。时间不长，在对“小脚女人”的一片大批判声中，中国农业合作社运动的高潮便扑面而至。先是互助组并成低级农业合作社，很快就转成了高级社。
但是天高皇帝远的小岗村；直到了一九五五年的年底；既没有互助组，也没有低级社，只是迫于形势，才勉强成立了一个四户人家的互助组，其余的二十户仍坚持单干。
小岗人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的：他们不可能不相信区领导的话，“只有走上集体化道路，社员才能共同致富。”只是，入社就必须无偿地交出土地，可土地证揣在怀里没几年，还没焐热呢，这就要交上去，他们想不通。不是说，“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吗？这政策还算不算数？任你怎么动员，他们就是要守住自己的地一家一户地单干。
小岗人的“落后”让上面领导大为光火，但小岗既没地主，又没富农，不好说这是“有阶级敌人从中破坏”，但还是来了硬的：凡不愿入社者，是贫下中农，也要“提高成份”；接着就采用了开会“熬鹰”的办法，你不入社，就不准你离开会场回家吃饭睡觉，就只能在会场上熬着，而且，只能站，不准坐。熬不住的，只得入社。最后仍有几户横